身为主帅的曾国藩必须要顾全大局，甚至杀一儆百。没有人站在他的角度和高度来看问题，也就没能人能理解他的苦心和痛心。
李鸿章郁闷地离开了祁门，彷徨的他来到胡林翼处大倒苦水。咸丰九年（1859）八月曾国藩曾携李鸿章至湖北黄州拜访胡林翼，胡、李二人一见便相识恨晚，三个晚清名臣彻夜酣畅淋漓地“论天下近事殆遍”。胡林翼十分欣赏李鸿章的“直抒胸臆”，他对这个“声亥如洪钟”、侃侃而谈的晚辈印象深刻，他先后于咸丰十年五、六月连续四次向曾国藩建议起用李鸿章，所以李鸿章一直也视胡林翼为值得敬重的师长和可以吐露心声的知己。
胡林翼器重李鸿章，又与曾国藩相知已深，他自然不愿看到这二人因此而分道扬镳。所以他劝告李鸿章道：“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君非涤生，曷以晋身？”李鸿章听闻此语，骤然变色道：“吾始以公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兴者，今乃知非也。”这完全就是气愤之下的荒唐之言，这世上根本没有“不待人而兴者”，即使是石头里蹦出来的齐天大圣也要拜菩提老祖为师。
精明老练、八面玲珑的胡林翼看到李鸿章如此不解风情，便不再提及此事，而是与其开怀畅饮，为其解忧。但送走满腹怨言的李鸿章后，胡林翼马上致信曾国藩道：“李某终有自见，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也就是即使你不帮他，李鸿章也早晚有一天会飞黄腾达，因此劝曾国藩珍惜人才，引领李鸿章前进，成为自己事业的助力。胡林翼其实也不敢确定李鸿章是否会“自见”，他如此一说只是不想曾国藩错过这个难得的人才。
早在咸丰九年时，李鸿章曾因积功被授予福建延建邵遗缺道，曾国藩因为看出李鸿章不愿去这个“无缺可补”的地方，便以“赞襄需人”为由把他留在了身边。而从胡林翼处回到南昌后，李鸿章因无处可去，便想起了自己身上的这个官职，于是他向身在福建的沈葆桢及徐树铭等同年打探消息，想看看这个官值不值得去做。
沈葆桢在回信中说道：“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其才耳，力止之。”也就是福建政事早已糜烂不堪，你千万不要来。而徐树铭也劝其不要赴任，更有远在湖南的郭嵩焘知道曾、李之隙后也来信劝说道：“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
也就是试看今日之天下，除了曾国藩你还能依靠谁呢？
看着挚友的信函，李鸿章“怦然有动于心”，看来福建已无他立足之地了。
此时的李鸿章意志消沉，原本想以“文章报国”的青衫少年，如今却认为自己“本无吏才，又无官兴”，落寞之态跃然纸上。反复思量之后，李鸿章终于更清楚地确认曾国藩是如今他唯一可依托之人。
做大事的人都不会为了小小的面子而放弃自己的未来，所以一旦认清形势，李鸿章便马上投石问路，给曾国藩写信通报自己的近况。曾国藩收信后也不计前嫌立刻回信道：“风波大作，危险迭见，几无可以自全之理。”
原来这一时期，祁门危机重重，危如累卵。太平军屡攻祁门，而景德镇总兵陈大富阵亡致使湘军粮路断绝；之后曾国藩曾另辟粮路，但很快又被太平军截断。粮草不继，一切便都是空谈，困在祁门就等于等死。从咸丰十年九月到次年三月，曾国藩“盖无日无虎尾、春冰之惧也”。也就是天天处在被猛虎吞噬、被冰河陷溺的危险境地。夜不能寐、食不下咽、心惊胆战、焦躁不安成了这段时间他日记中的主旋律，甚至还会有“睡后，噩梦，闻四弟噩耗，放声大哭”这样的记载。谁能想到一军之帅本应运筹帷幄、气定神闲，如今却如履薄冰、心神恍惚。最后他竟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写下了遗书，决定与祁门共存亡。
曾国藩不计前嫌，坦率地把自己的困境剖白于李鸿章的面前，让李鸿章大受感动。但他不愿承认自己是负气出走，只说是因为“适以事归”，但没得到曾国藩的亲自批准，并就此事做出了检讨。在检讨的同时，他仍不忘提出可行性建议：“今日之局，惟盼安庆早复，分一军协攻池州，乃可掣动贼势，故不暇纵横深入，扰我后路耳。”
也就是现在的局势，只能盼望安庆早日收复，才能分出一军来协攻池州，才可牵制敌方兵势，让敌方无暇纵横深入，扰我方的后路吧！
万事开头难，两人之间的沟通之泉一旦打开，书信便源源不断汩汩流淌。
李鸿章不愿看着曾国藩困守祁门，他一再写信劝曾国藩离开祁门。不光如此，他还写信给胡林翼提出“赴省以固根本”的看法。胡林翼也于三月十二日致信曾国藩：“少荃之议颇识时务”，并劝其：“握大符当大任以力肩大局为义，二三邑之得失，不足较也。”也就是劝曾国藩以大局为重，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四弟曾国荃也来信力劝曾国藩“株守偏陬无益，宜出大江规全局”。
三月十二日、十三日正是曾国藩立下遗嘱的日子，他本欲把祁门当成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站。但最后李鸿章、胡林翼、曾国荃的建议、劝告，终于使曾国藩放下了磐石一样的执拗，于三月二十六日移师于东流。
得知曾国藩离开了祁门，李鸿章激动不已，他于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初一、二、四、六、七几日连珠炮一样地写信向曾国藩献计。原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现在曾国藩终于走出了祁门这个牛角尖，二人便从殊途走回了正路。
驻于东流的曾国藩身边空虚，他屡次去信召李鸿章回营，李鸿章却因处理家事迟迟未归。曾国藩再不能等，便于五月十八日写信与李鸿章道：
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难，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穆生醴酒之嫌，则请台旋速来相助为理。
也就是说，你于公于私都没有不回的理由。春时祁门危机，你可以避乱不来，如今东流安稳，你还不来，是否有了二心？我如今皮肤病发，诸事都废，如果你不是真心想离开，就请速来相助吧！
这封信写得既绵里藏针又情真意切，让李鸿章于情于理都无话可说，他在六月初六便火速赶到了东流。
回归东流后，曾、李二人也找回了往日的默契。在曾国藩的日记中，二人于六日、八日、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六日均相谈甚欢。曾国藩对李鸿章也更加器重，李鸿章在闲谈之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缺点——“儒缓”，他非但没有一丝不快，还在日记中记下，以此为鉴。李鸿章虽生性圆滑，善于做人，但他个性爽快，常能直言不讳。吴汝纶就曾说过：“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人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身为幕僚还敢于争论是非，可见李鸿章绝对是一个性情中人。从前因为李鸿章争议是非，二人分道扬镳，而如今，更加成熟理智的曾国藩对李鸿章“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他们的友谊没有因为一些龃龉便分崩离析，这次短暂的分离，更让二人看到了对方的重要性。
虽然曾国藩时刻注意“陶冶变化”，进行自我完善，想要成为“天地之完人”，但是走向圣人的道路不光遥远，还很曲折，他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地犯错，不断地改正，最难得的是他总是过而能改，及时修正自己偏离的角度，回归正途。而李鸿章虽然一向视恩师为神圣，但是他本就争强好胜，一直以来的寄人篱下，让他时常感到自己就是一个“食客”，虽然在曾幕，他能得恩师的指点，不断前进，但是想要自己开创一番事业似乎还遥不可及，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身为七尺男儿，却要仰人鼻息，让他感到“婉转随人”，身不由己。因身世遭遇，他发出了第一声低吼，怒气宣泄完毕，理智告诉他，他还离不开曾国藩的翅膀。
争执并不可怕，父子、夫妇、情人之间尚且会产生纷争，更何况曾、李二人。新鞋会磨脚，新组装的机器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才能更加密合，这就叫磨合。曾、李二人通过这次的磨合、交流、碰撞，找到了最舒服的相处方式。复合之后，二人开始相互包容，相互理解，最后成功啮合，使得湘军正常运转。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初一，天时、地利、人和之下，曾国藩率湘军攻陷安庆。安庆的失守使得太平军如失“天京之锁钥”，也使得“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曾国藩立此大功，被加封为太子少保。
（第三节）倾囊相授建淮军，进退有道终同心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十日，安庆来了几名不速之客——上海官绅钱鼎铭、厉学潮等人。钱鼎铭一见到曾国藩，便立刻呈上一封“深切婉至”的乞师信。信是江南名士冯桂芬起草的，大意是请求曾国藩援沪。
此时长江上游湘军已占尽上风，而被逼囤于下游的太平军则击溃东线清军，先克浙东、江西，再直捣杭州，进而逼进上海。上海官绅惶恐不安，一面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一面来到安庆向曾国藩求援。
钱鼎铭在曾国藩面前“往复数千言，继以痛哭”，“力陈东南百姓阽危状”。曾国藩感动不已，赞他“真不异包胥秦廷之请矣”。当然感动归感动，出征与否还要经过反复的琢磨才能决定。当天曾国藩便与李鸿章漏夜长谈此事，此后他又多次和李鸿章“商救援江苏之法”。
此时的上海“危如累卵”却又“富甲天下”，攻克上海便意味着“每月以银十万”，也就是多了十多万的饷源。在二三万两的银饷都如挤牙膏般困难的当时，十万两简直就是饕餮盛宴。打仗就是钱的战争，源源不断的饷源是胜利的号角。但肥肉吊在眼前，困难同样也横于面前，上海“地僻远，即有争，声援不相达”。且这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现在曾国藩手上无军可派。这些现实让他不得不反复思量，迟迟不肯做出答复。
钱鼎铭知情后便“久住不去，每次涕泣哀求”，并且一再表示“不得大兵同行即不回乡”。表过决心后，他又开始寻找外援，其父钱宝琛与曾国藩、李文安为同年，他便以通家世谊的身份造访李鸿章，充分言明利益：
沪滨商货骈集，税厘充羡，饷源之富，虽数千里腴壤财赋所入不足当之，若弃之资贼，可惋也。
也就是说如此富裕之地，怎可便宜贼人。李鸿章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便助钱鼎铭一臂之力，一再力劝曾国藩援沪。当然这其中也有他的私心，这是一个崭露头角的好机会，他也想借此机完成自己的首秀。
在综合考量、权衡利弊之后，曾国藩终于同意于“期年二月济师”。
为什么要等到来年二月呢？当然是要先筹集人马。李鸿章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不料曾国藩的首选却是老弟曾国荃。他于十月二十日写家书予曾国荃，问其“肯辛苦远行否”？又在二十日后复去信催之“望沅弟正月到皖”“至要至要”。无奈的是曾国荃盯上了金陵这个首功，不肯前往。于是李鸿章再次燃起希望的小火苗，曾国藩的目光却又一回越过他，直指湘军宿将陈士杰，陈士杰却以“母亲老迈”之由婉辞。无奈之下，曾国藩不得不起用李鸿章，李鸿章则“欣然以隶清自任”“坚请赴申”。
曾国藩迟迟不肯起用李鸿章，主要是因为李鸿章一直只是一介幕僚，未辖一兵一将。而湘军，自然是湘人的军队，且“地域、门户观念深固”，李鸿章这个淮人当然无法指挥。所以曾国藩令李鸿章着手招募淮勇，“以济湘军之穷”，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曾国藩一旦认定李鸿章，便不遗余力，送佛到西。他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密保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好使他能“驰赴下游，保卫一方”。
机遇要么迟迟不肯露面，一露面就是一个绝色美女。李鸿章自然要紧抱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好大展宏图。前途看似光明，现实却是举步维艰，“徒党星散”一时之下人才尤显紧俏。“立时募练”是不可能的任务，李鸿章决定就地取材——便回到老家庐州，收编旧有的团练。同治元年（1862）年初，李鸿章便招募了首批四营的淮勇——张村声、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他带着淮军新勇回到安庆，曾国藩视其为己出，他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并为其“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之后他还调拨湘勇八营，为李鸿章节制，其中更有两营原为曾国藩亲兵，此次便作为“赠嫁之资”充为李鸿章的亲兵。为了淮军的建立，曾国藩可谓呕心沥血、倾囊相授。
终于，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各营，宣布淮军正式建成。五月初二，淮军十三营九千人乘沪绅所雇轮船“由水路东下，径赴上海”。
抵沪十七天后，李鸿章便奉命署理江苏巡抚，也就是代理省长一职，并在年底转正。这一年李鸿章已三十九岁，年近不惑，终于有所成就，何尝不是拜曾国藩所赐。李鸿章心中自明，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此皆由我中堂夫子积年训植，随事裁成。”“实不知所以为报，伏乞远赐箴砭，免丛愆咎”，如此心怀感激、甘心受教，也属情之所致。但曾国藩却只轻声说了句“还君玉堂故物”，也就是这一切本就是你应得的。
淮军出征，就如同儿之远行，曾国藩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地关注着李鸿章的动向。
初到上海，李鸿章面对的是“岛人疑谤，属吏蒙混，逆众扑窜，内忧外侮，相逼而来”。这个烂摊子让他深感：“竞如李陵、王嫱之入匈奴，千手千眼，十摩十荡。”曾国藩知其初展雄才，难免不知如何自处，便屡次叮嘱他：“阁下此次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也就是让他抓住主要矛盾，打好基础，方能图就大业。
沪上的官绅、洋人终于盼来了救兵，也不管淮军是否做好准备，便屡次三番地催请淮军出战，这让还未站稳脚跟的李鸿章很是头疼。曾国藩深知淮勇初成“只堪自守，而不能远征”，他生怕李鸿章求功心切、仓促出征。如果头一炮打不响，首战便告负，不光朝廷会苛责，新军的士气也会备受打击。所以曾国藩一再叮嘱、告诫李鸿章：
羽毛不丰，不可高飞；训练不精，岂可征战？纵或洋讥绅恳，中旨诘责，阁下可答以敝处坚嘱不令出仗。二三月后各营队伍极整，营官跃跃欲试，然后出队痛打几仗。
也就是说无论是洋人嘲讽，还是沪绅恳求，甚至于朝廷责问，你都不要出战，大可以把责任推到我曾某人身上。一定要等到羽翼丰满，士气最强之时再出战，痛痛快快地大战几场。
李鸿章本就不愿出战，收到师命便更有了主心骨，就把全部心思都用在整顿军务上。为了军纪严明，他“翻刻营制营规，遍给沪军；翻刻《劝诫浅语》，遍给属吏；翻刻《爱民歌》、《解散歌》，遍贴各城乡，以晓谕军民与城中之百姓”。但是这番假大空的表面功夫没有得到曾国藩的肯定，曾国藩认为：
翻刻营制营规、《爱民歌》、《劝诫浅语》之类，皆系从外面说去，不从骨里用功。阁下此时除选将、练兵、筹饷，别无政事；除点名、看操、查墙，别无工夫。诸件若未刻，则停刻；已刻则停散。少一分播扬标榜，即多一分真实蕴蓄也。
也就是劝李鸿章少搞花架子，多练些真功夫才是根本。
不光如此，曾国藩还数次去信告之：
爱民乃行军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