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金陵你能独自拿下当然最好，但是在李鸿章的协助下攻克也未尝不可。功名不一定全要自己独得，保重身体才是第一位的。站在兄长的角度，当然什么也比不上老弟的健康重要。深谙老庄的曾国藩比年轻气盛的曾国荃更加明白“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但是争强好胜的曾国荃却无法做到不争、让功，他为了李鸿章的到来已经食不下咽，几乎要生一场大病。
李鸿章的七窍玲珑心怎能不知曾氏亲兄弟不愿他前来分功，他于四月二十四日致信曾国藩表态道：
前廷旨有令敝军会攻之说，鄙意苦战日久，宜略休息；且沅丈劳苦累年，经营此城，一篑未竟，不但洋将、常胜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亦须缓议。是以常州奏捷后，不敢轻言越俎。
也就是明确表示深知曾国荃辛苦经营多年的不易，绝对不会前来分功，这是李氏给曾氏兄弟吃的一颗定心丸。
但是朝廷却不管你分不分功，抢不抢筹，对清廷来说胜利的结果才是他想要的。所以五月八日、十一日、十六日、十九日，清廷连续降旨催李鸿章会攻。
李鸿章先是称病回苏州，后又于五月十七日上书称：
于攻克常州后，未敢遽议协剿金陵；一以臣部兵将苦战经年，伤病疲乏，未得休养，若遽令远出，诚恐再衰三竭，无裨大局。
以曾国荃全军两年围攻，一篑未竟，屡接来书，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现开地道十余处，约有数处，五六月间可成”；如能及早轰开，自必无须协助。又、叠准曾国藩咨缄，属令派兵接防句容、东坝、溧水、高淳各处。又、叠准左宗棠咨商，拨兵进规长兴，以掣湖州贼势。臣因湖郡贼氛尚炽，实为苏省切近之忧，应先派劲旅进规长兴，协取湖郡。俟湖州克复，门户稳固，然后分兵会图金陵，方无后顾之虑。是以拣派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杨鼎勋等军会攻长兴，现已进逼城根，势难遽行撤动。而苏、常新复，各郡县内防湖州窜匪，外堵金陵窜路，节节设防，未可一处空虚。常胜军裁撤后，英酋巴夏礼等方以松、沪腹地无备，日与饶舌，臣固未可远离，臣之兵力亦仅勉支堵剿。
也就是说淮军攻克常州后，没敢想协剿南京。原因有二，一是淮军经多年苦战，急需休整，若不休整，恐对大局无益。二是曾国荃军围南京两年，眼看就要成功了，我多次接到书信说“南京所少的不是兵而是饷，现在已成地道十来处，还有多处，五六月间就可成”。如果能早日轰开地道，自然就不需要协助了。而且曾国藩令我守句容、东坝、溧水、高淳各处；左宗棠又请我去攻打长兴，以阻隔湖州之敌。而湖州兵势甚急，应先克湖州，使门户无忧后再去助攻南京，才没有后顾之忧。现我已派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杨鼎勋等军会攻长兴，已在城下，无法抽身。
而苏州、常州刚刚攻克，各处都在截防湖州的逃兵，处处设防。常胜军撤后，上海也无人照顾，我也不能远离，所以淮军现在的兵力仅勉强够防守及补缺之用。
李鸿章在此折中充分地说明了自己不能支援南京的理由，如此有理有据让朝廷无法说不，可见他为了不去与曾国荃争功，真的是煞费苦心。而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李鸿章继续表忠心道：
屡奉寄谕，饬派敝军协剿金陵，鄙意以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况入沪以来，幸得肃清吴境，冒犯越疆，怨忌丛生，何可轻言远略。常州克复，附片藉病回苏，及奏报丹阳克复。折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当入清听。
此意自是表示决不窥探曾国荃的“卧榻”，并期盼金陵不日可克，同时也催促曾国荃早日克城，好使他不再备受朝廷的责备。曾国藩很是心疼四弟，他五月十二日又去信劝导曾国荃道：
惟金陵持久不下，以吾弟平日之性情，恐肝气之病，愈积愈深。吾与昌岐久谈，知少荃于吾兄弟处实有相亲相卫之意，吾意欲奏请少荃亲带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会剿。余昨日已咨少荃派炸炮至金陵会剿，细思吾弟之肝病，不宜再郁两月，而饷项亦断难支至三四月，故决计奏请少荃前来。
也就是说金陵久攻不下，你的肝病也会越来越重，所以我想让李鸿章前来会剿。你的病不能再耽误了，而且粮饷也难以为继，所以还是请少荃来吧！
站在统帅的角度，曾国藩不得不考虑大局，但作为兄长，他又不得不顾念兄弟。此时的曾国藩一手端着大义，一手握着亲情，孰重孰轻？而此时来看，无论是从大局，还是老弟的身体出发，请李鸿章前来会剿都是上策。所以曾国藩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希望曾国荃能接受李鸿章的到来。
三天后，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道：
地洞定于六月初告成，国藩嘱其少待旬日，以俟雄师之至……而所疑畏者亦有两端，一则东军富而西军贫，恐相形之下士气消沮；一则东军屡立奇功，意气较盛，恐平时致生诟谇，城下之日或争财物。请阁下与舍沅弟将此两层预为调停……也就是暗示李鸿章六月初曾国荃定能攻下金陵，请李鸿章再等些时日；另外便是淮军富，湘军贫，他示意李鸿章最好不要与湘军争功、争财物。但是朝廷一再降旨淮军助剿，曾国藩不再有所表示也实在说不过去，所以曾国藩也上书道：
自苏、常攻克之后，臣本拟咨请李鸿章亲来金陵会剿，特以该抚系封疆将帅之臣，又值苦战积劳之际，非臣所敢奏调，是以未及具疏上陈。函询臣弟曾国荃，亦以师久无功，愧悚无地，不敢更求助于人，近于畏难卸责、始勤终怠者之所为。
也就是说我本是愿意李鸿章前来会剿的，但是他是封疆之臣我不敢调配，所以没有上书，而曾国荃师久无功之后就更不敢求人了。然后他进一步解释道：
前接李鸿章来函，言苏军将士太劳，宜少休息，待会克长兴、湖州，再行选将拔兵助攻金陵等语。然使仅请派将前来，其知者以为怜该抚之过劳，信苏将之可恃；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犹非臣兄弟平日报国区区之意。合无吁恳天恩，饬催李鸿章速赴金陵，不必待七月暑退以后，亦不必待攻克湖州之时。
意思是李鸿章信中说淮军劳苦，应该休整数日，等克长兴、湖州后再来助攻。知我者明白是我怜其辛劳，不知我者还会以为我弟弟想要贪功，不愿与人分功，这决不是我们兄弟的作风。恳请皇帝施恩，饬李鸿章速来南京，不要等七月后，也不要待克湖州之时。
此时的曾国藩矛盾重重，大局必要当先，老弟却也不能不顾，悠悠众口更不能不堵。所以他不得不请旨令李鸿章“速赴”。
曾、李二人一唱一和，唱作俱佳，但朝廷却无心看他们的表演。清廷于五月二十九日降旨李鸿章“不必定俟湖州克复”。李鸿章便又上《筹划湖州金陵缓急片》陈明难处，以求再次拖延。但到了六月初四，朝廷再也等不下去了，严令李鸿章派刘铭传等先行前往金陵会剿，李鸿章无奈之下只得派刘铭传、王永胜、刘士奇各部，共一万五千余人西进。
六月十五日，曾国荃得知淮军已经出发，心急如焚道：“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邪？”众将也不甘将胜果拱手让人，皆发愿道：“愿尽死力。”
次日，也就是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在淮军将至的激励下，曾国荃破釜沉舟、亲自督战，由地道炸塌太平门。
火始入时，但闻地中隐隐若雷声，约一点钟之久，俄而寂然。众又以为不发矣。忽闻霹雳砰訇，如天崩地坼之声。
城垣二十余丈，随烟直上，万众瞩目，咸见是城耸入云霄也。大石压下，击人于一二里外，死者数百人。
金陵城墙轰然倒塌，曾国荃终成就功名，两年的心血终未付之东流，纵横十四年的太平天国也宣告灭亡。
六月二十九日上谕：
曾国藩锡封一等侯爵；曾国荃锡封一等伯爵；李臣典锡封一等子爵；萧孚泗锡封一等男爵。虽未列土，但已封侯，李鸿章虽未出战，却功不可没。
不久之后，李鸿章前来金陵，曾国藩亲自出城迎接，紧紧握住李鸿章的双手道：“吾兄弟薄面，赖子全矣。”语短却情长，一句话道出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感激之情。会剿金陵是一块试金石，试出了李鸿章对曾国藩的一片赤诚之心。他虽曾与老师争人争饷，但到了曾氏兄弟人生最关键的时刻，李鸿章也愿意一切以曾国藩为准，成全曾氏兄弟的事业。在攻克金陵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曾国藩更愿意让辛苦经营多年的兄弟和跟随自己多年的湘军独占首功，也无可厚非，世间本就无圣人，有血有肉的人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第四节）曾消李长龃龉深，参透黄老全两军
金陵已克，太平军作鸟兽散，湘军马上就成了清廷的心腹大患。“妥善安置勇丁”成了曾国藩的首要任务，清廷也下旨令各督抚“妥慎办理，毋贻后日无穷之患”。练兵之初，朝廷就对曾国藩猜忌不断，怕他拥兵自重，“恐非国家之福”。如今已是功成名就，他自想要功成身退，早在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三，他便致函李鸿章说过：
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
也就是说我现在兵权、利权过大，湘军遍布各地，竟能一呼百应，外界早就对我疑窦丛生。
为了免去功高盖主之嫌，在攻下金陵十九天后曾国藩便上折说：“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十多天后，他又以曾国荃有病在身，奏请其不再担任浙江巡抚，并回籍休养。十月十二日他又正式奏报：“金陵各营勇丁，陆续遣撤，以及二万五千余人。”最后除水师改编为长江水师外，原来由曾氏兄弟二人直辖的湘军均被裁撤，而左宗棠部湘军也由六万裁至两万多人。曾国藩手起刀落，斩断后患，一方面是为释朝廷的猜疑，一方面也因为现在的湘军暮气深重，毫无锐气，早已不是最初的湘军了。
湘军不堪重任，曾国藩便把希望寄托在淮军身上。经过这么多年的交往合作，曾国藩看出李鸿章是唯一能继承他衣钵的人，所以他现在已经做好了把摊子一点点转交给李鸿章的打算，而以淮代湘更是他棋局中重要的一子。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
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也就是湘军已不堪重任，将来平定两淮还是要依靠蒸蒸日上的淮军。所以湘军宜多裁速裁，而淮军则不必裁撤。以淮代湘，不光是曾国藩的策略，也是李鸿章的愿望。李鸿章思维敏锐，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虽出自魏源之口，但在他这里已初见雏形。援沪之时，初到上海李鸿章就向曾国藩汇报他所看到的洋兵“队伍既整，炸炮又准，攻营最为利器”。四月初二又致函道：
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鸿章尊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密令我营将弁，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
也就是说连日来从南翔到嘉定，数千洋兵、枪炮齐发，所向披靡。他们的落地开花炮，简直就是神技。我遵从老师的训导，秉承忠、信、笃、敬四字要诀与之交往，密令我营将士随队学习他们的战略战术，也经常切磋所见之优势。初见洋枪洋炮的艳羡之情尽现笔端，临渊羡鱼从不是李鸿章的作风，他如同一个新学生一样，每天都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知识。
但曾国藩对弟子的洋为中用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在人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与忠酋接仗，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春）、张（国梁）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也就是在他看来，有实力的军队即使没有洋枪洋药也战之能胜。他还说：
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
也就是说人人都喜欢取巧，不安分守己，这不能不让人深思，不可不警醒。
真正的美人在于天然，书法家拼的是实力。将士善战才是硬道理，何必力争洋枪洋药？
曾国藩从未像李鸿章一样亲临战场，根本没有在现场感受过真枪实弹的威力，所以他一直坚持“在人不在器”。熟读儒家、道家、法家的他善于做思想工作，并能在哲学高度上思考问题，但一遇到实战问题就成了不接受新鲜事物的老古董，不识实务的老学究。
李鸿章对恩师的教导在精神上表示赞同，在行动上却依然故我。在入沪未到一年，他便“尽改旧制，更仿夷军”。
淮军各营陆续将抬枪队改为洋枪队后火力倍增。引得湘军各部也纷纷效仿起淮军，曾国藩对此虽不反对，但还是一再表示“余不甚喜此物”“大炮守垒，只可偶一用之”。因固执而因循守旧的曾国藩和因灵活而善于变通的李鸿章，也使以淮代湘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潮流。
同治三年曾国藩已经五十三岁，因太平天国兴起，他投笔从戎、几经生死，如今的他早已身心俱疲，不光湘军暮气已深，曾国藩本人也老病缠身、神劳形瘁，如今，他唯一的愿望便是为自己的一生尽量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而李鸿章则刚满四十岁，正处在一个男人一生中最好的时期。他依旧精力充沛、生机勃勃，更是经验丰富，阅历过人。太平天国一战对于他来说只是热身赛，如今的他已经摩拳擦掌准备投入下场攻坚战。
攀向顶峰的他与走下山巅的曾国藩将在最高处擦肩而过。
同治三年（1864）十月，西北太平军和后期捻军在鄂皖边境会合，形成了一股有生力量，对清廷形成很大的威胁。
朝廷派僧格林沁率精兵前往剿灭，不料心高气傲的僧格林沁在同治四年（1865）四月下旬，因为轻敌被捻军诱入包围圈，以致全军覆没，自己也身首异处。
曾国藩自攻陷天京后，因精力有限已经五次上折请退，但僧格林沁的败亡让清廷一下子又乱了阵脚，无计可施之下只好急“命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督办直、东、豫三省军务”。如此一来，曾国藩又一次被推到第一线，两江担子则顺理成章地由李鸿章接了过来。
曾国藩于五月二十八日从下关乘船北上，此时的山东“一片贼氛”，“畿辅可危”。撤了湘军的曾国藩只能依靠淮军剿捻，为了便于指挥，他要求李鸿章的弟兄“季泉、幼泉同往相助”。李鸿章积极地配合老师的要求，他不但将铭、盛、树三支“上驷”精锐部队调拨给曾国藩，还派潘鼎新率十营人马赴津，为曾国藩解畿辅之困，同时他还准备调回郭松林、杨鼎勋两军回南路为后备，以免除曾国藩的后顾之忧。李鸿章的倾力支持令清廷赞其“实能视国如家，顾全大局”。
曾国藩决定吸取僧格林沁失败的教训，不再一味地穷追猛打，而以准备采取重点设防，以静制动的策略。但是这个战略适合长期作战，短期之内根本看不到效果。诸捻数月内长途迂回，奔袭于各省，使得战报频频，朝廷便不断下旨令曾国藩追剿防堵。并在上谕中批评他道：“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恐捻匪大股未必肯窜向重兵屯扎往所，自投罗网。”也就是你曾国藩设好包围圈，守株待兔，但是敌军一定不会傻到自投罗网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