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这是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曾国藩卒于南京，听闻此讯哀伤不已的李鸿章从千里之外送来的挽联。
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个名字先后主宰了晚清政坛几十年，李鸿章自认为是曾国藩的“门生长”，世人也都认为李鸿章就是曾国藩的接班人，董蔡时在《略论曾国藩李鸿章关系》中也说道：李鸿章的身上“罩着曾国藩的影子”。确实，曾国藩是李鸿章人生中的关键词，李鸿章也影响了曾国藩的后半生，纵观晚清历史，曾、李确能做到薪尽火传。
但曾、李二人之间却并不只是简单的师父弟子、衣钵相传，李鸿章虽看似脱胎于曾门，受教于恩师，却一直不甘于傍门依户，他在曾幕中就别具只眼，常能独出己见。羽翼既成、独当一面之后，他更试图与曾氏分庭抗礼；曾国藩一贯爱惜人才，热衷于传帮带，他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提携、扶植李氏，所以当李氏与他抗衡，甚至为利益背弃他时，他也曾腹诽心谤。但是参透老庄、儒道溶揉、“大悟前非”的他，最后还是以纯熟的太极推手化解掉了两人之间的恩怨。而李鸿章无论与恩师怎么针锋相对，口中始终都不离“吾师”二字，在关键时刻他也能做出必要的让步，曾、李关系历经几十年还能绵延不断并传为佳话，与两人都是走钢丝的高手密不可分。
湖南人曾国藩，安徽人李鸿章，故乡远隔万里，性格也大相径庭。《异辞录》中说“皖人性情坦直，以率性为道”
，而湘人“自讲学而起，修道为教”。确实，曾国藩为人审慎，做事细心，慎重，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长于反躬自省，他将儒道之学反复琢磨、吸尽精髓、化为己用；而李鸿章则个性开朗、豪爽，不拘小节，又圆滑世故善于变通，他尚才不尚德，一生“拼命做官”。
如此迥然不同的二人，他们之间的相识、相交、冲突、融和必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大戏。
（第一节）意气风发入曾门，无家失群感师恩
李鸿章挽联中的“师事近三十年”并非虚指，三十年前，也就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初入京师的李鸿章进谒曾国藩，开始了他“门生长”的生涯。曾国藩长李鸿章十二岁，十二年的差距便是，当刚刚年满二十岁的李鸿章还挤在熙熙攘攘的科举大军中时，曾国藩已经官居四品，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他以“精研义理名动京师”，各地应举文人纷纷投入其门下。
要想跨进清代官场的朱门，“三同”（同乡、同学、同年）是块必不可少的敲门砖。而曾、李二人既不是同乡，更不是同学、同年，李鸿章能拜入曾氏门下，全赖其父李文安。李文安与曾国藩同为戊戌科进士——也就是实打实的同年，这样一来，李鸿章便顺理成章地以年家子的身份进谒曾国藩，成为曾门弟子。从此他师从曾夫子，并与之“朝夕过往，求义理经世之学”。
一年之后，李鸿章在北闱甲辰乡试中高中举人，此番的一击即中让他信心倍增。第二年便是会试，李鸿章想要留京深造，但京城米贵、资费不足让他惆怅不已。了解到他的难处后，曾国藩给他找了一份类似家教的工作，也就是“荐馆于何仲高幕府”，何公子“少年好学”，让李鸿章能“安砚此间，差堪告慰”，也就可以安心地准备会试了。
当时曾国藩于城南报国寺养病，李鸿章便经常到此走动，还每月向曾国藩“交文三篇、诗八首”，可谓夙兴夜寐、勤学苦读、孜孜不倦。牛刀小试之后，李鸿章本以为成功已经为他敞开了大门，但命运偏爱以捉弄人来取乐，次年（1845）的恩科会试，李鸿章不幸落第。
李鸿章虽马失前蹄，曾国藩却仍认为“其才可用”。一帆风顺往往只存在于人们的主观愿望中，一波三折、来之不易才是现实的真实写照。曾国藩本人的科举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他在经过七次名落孙山之后，才在二十三岁那年考中秀才，更是二十八岁方中进士。李鸿章初尝挫折，也并没觉得过于难以下咽，试遍五味方是人生。吸取教训、继续学习，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习制举文”上，让李鸿章终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会试中列为二甲第十三名进士。之后，他又参加了翰林院的选拔考试，也就是由皇帝主持的朝考。朝考过后，他被择优录取为翰林院庶吉士。
这一年李鸿章刚刚二十四岁，在同龄的现代青年还在为找工作焦头烂额之时，他就已经进入清代的“中央党校”深造，成为“后备干部”，完成了和最高层统治者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而此科同年中，曾国藩的弟子繁茂兴盛，李鸿章感慨道：“曾夫子门下可谓盛矣。”曾门弟子桃李芬芳，李鸿章也并未专师一人，他在京期间交游广阔，善取各家之长。李文安曾引领他先后拜访了吕贤基、王茂荫等同乡的前辈。
而考中进士之后，他更是与和曾国藩门派迥异的翁心存建立了师门渊源。在京城复杂的人际网络里，曾、李二人时而相交、时而相离，虽未过从甚密，却从此结下了终生的缘分。
道光三十年（1850）翰林院举行散馆考试，李鸿章成绩优异，顺利地转为翰林院编修。“翰林官七品，甚卑，然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也就是说翰林位份虽低，却前途无量。曾国藩为此做出了最佳注解，道光二十八年（1848），他升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由从四品擢升为正二品，也就是成了副部级干部。他在家书中不无自豪地写道：“三十七岁至正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恩师的足迹便是通向成功的指针，李鸿章虔诚地循着恩师的足印，一步步踏实地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他“既得翰林亦常往间业”，想要从曾国藩身上学到一二。如果不出意外，曾国藩、李鸿章的一生便会按着这个轨迹走下去，以一介文臣终此一生，但不想一个人的意外出现，搅乱了他们平静的官场生活。
此人便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金田起义的洪秀全。洪秀全带领太平军披荆斩棘，如潮水般涌向长江流域，仅仅两年间便定都南京改称天京，从此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
道光无力支撑，扔下烂摊子撒手而去，刚刚登基的咸丰虽叫苦不迭，却也只能硬着头皮面对现实。太平天国能在两年间便席卷半个中国，清廷的常备军八旗、绿营贡献颇丰。常备军的腐烂霉变、不堪一击，让太平军如入无人之境，而纵观满朝皆是“文武以避贼为固然，士卒以逃死为长策”。无兵可用、无计可施的咸丰只好打出最后一张王牌——让回乡在籍的汉官办理团练。团练并不是咸丰的原创，早在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时，合州知州龚景瀚就上《坚壁清野并招抚议》折，建议设置团练乡勇。也就是令地方绅士训练乡勇，清查保甲，坚壁清野，以求地方自保。
同坐在晚清这辆偏离轨道的老旧闷罐车里，曾、李二人无从选择，只能继续前行。咸丰二年（1852），因母亲去世回家奔丧的曾国藩被命帮办湖南团练。咸丰三年（1853），李鸿章随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回安徽办理团练。从此他们便为咸丰的江山，也为自身的命运开始各奔东西、投笔从戎、书生练兵。
咸丰八年（1858）八月二十日，曾国藩收到了一封来自李鸿章的信。信中写道：
窃念今日之事势艰难极矣，人才败坏极矣，惟吾师倡义旅于湘中，拂拭英奇，别树一帜，积年经营委折，独具深心，道力乃外而见功。阃帅皆能如此用人理财，则兵不难治，贼不难灭矣。
也就是说如今世事艰难，人才败坏，只有恩师您能别树一帜，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终见功效。如果大帅们都能向您学习，那么太平军不愁不灭。
唱过赞歌之后，李鸿章又开始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坚决地展开了自我批评。他说道：“鸿章材质驽弱，不堪造就，无任事之力，徒有忧时之志。处桑梓兵燹，困心横虑，靡所补救，非其地、非其人，则无从学习也。”只想乘“轻舟谒吾师于江上”。也就是说我生性驽钝，材质平庸，空有一腔忧国忧民的热血。现在家园被毁，我费尽心力，却无能为力，不在您处，则无从学习。现在只想去您处，受教于您。
从咸丰二年（1852）的分别到如今已有六年，六年间二人并无缘相见。此时的曾国藩赤手空拳、历尽艰辛，终于如李鸿章所说的“别树一帜”，将团练发展壮大为军纪严明的湘军。虽然咸丰对他仍然有所忌惮，迟迟不肯授予实权，但是这根顶梁柱，咸丰已然无法离开。
而此时的李鸿章则流离失所、无所依傍，“几不能自立于乡里”。何以到此境地，现在看，也只能说是地不利，人不和。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忙于天京，洪秀全根本无暇顾及安徽，李鸿章们的主要敌人是捻军。捻军“居则为民，出则为捻”，成分复杂、各自为政。而安徽则“门户太多，处处空虚”，各地更是“土匪啸聚，少者数百人，多者数千人，一股甫平，一股又起，几无完善之区。”面对多如牛毛的捻军，全安徽省兵力却只有区区四千余人。安徽团练头子们又都本着“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的方针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更有人“藉团练之名，擅作威福甚至草菅人命，抢夺民财，焚掠村庄，无异土匪”。也就是他们打着团练的旗号借机捞好处，烧杀抢掠形同土匪。
李鸿章回籍后先入兵部侍郎、皖北团练周天爵幕，后被安徽巡抚李嘉端赏识，调于他处协办团练，而后又入继任巡抚福济幕。他所追随的上司：周天爵已是耄耋之年，“一遇事急，立时呕血”，如此老朽，早该告老还乡、颐养天年；而李嘉端则“任事太锐，思虑恐难周详”，徒有一腔热血，却无建功之术；福济更是“典型的贵族老爷，既缺少应变之才，又不懂用兵之道”。导师们指给李鸿章的路都是错误的，从错误的起点出发，不论他跑得多快，结局也是在错误的终点撞线。初出茅庐的李鸿章，没有良师的指引，只能在谬误中打转，他深感“茫无指归”，无所适从。
翻阅史料，李鸿章在协办团练期间也有过一些战功，所以咸丰四年（1854），他被赏加知府衔，咸丰五年（1855）被记名道府，咸丰六年（1856）赏加按察使。从七品编修到三品按察使，应该算是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了吧！但他在咸丰六年却有诗云：“四年牛马走风尘，浩劫茫茫剩此身”“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满纸的无奈、彷徨，根本没有一个节节高升之人应有的志得意满。
在官方的记载中，李鸿章确实“累功”不断。但是时人的赋诗却说“灯花燎乱成三豕，草木惊疑是八公。寇自穷奔官自葸，行辕处处系花骢。邀功致败沈天险，畏死穷奔向坦途”。也就是说李鸿章遇敌后草木皆兵、无德无能、贪生怕死，专顾逃命。江南提督和春幕中的萧盛远曾写道：
编修李鸿章，闻贼大至，带勇先溃，以致官军营垒数十座均被破入，兵勇死者不可胜计，仅存河洲镇总兵吉顺一营。次日李鸿章来见，称誉“声威大震，以军门为最”，而军门答以“畏葸溃逃，当以阁下为先”，赧颜而退，大江南北，至今传为笑谈。
也就是李鸿章遇敌后溃不成军，被和春讥讽为逃兵典范。
可见李鸿章只是表面光鲜，并非处处顺遂，更没有用兵如神。相反他还留下了不少“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被人称为“武翰林”。而对于“未辖一兵，未携一钱”的李鸿章来说，他能做的只有到处“劝借军饷”，但是又因此被人讥评为“翰林变作绿林”。
所以李鸿章虽有些战功，屡被提升，却也不免“谣诼纷坛，谤渎言屡起”，被流言所伤，以至于后来竟“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咸丰五年时，福济曾上疏荐李鸿章为道员，后来却被提督“郑魁士沮之”，最后只被授为“福建延邵建遗缺道”。也就是给了他一个虚职，“拥虚名，无官守”，无权无利。回籍这几年，李鸿章动辄得咎，错误被无限放大，成绩被妒火烧成灰烬，他只能“关河徒倚独伤神”。
咸丰五年，父亲李文安去世，李鸿章更感飘零。六年，战局趋稳后，李鸿章回籍葬父。七年秋，福济向朝廷奏报，李鸿章“丁父忧服阙，俟经手事件料理完竣，给咨回京供职”，李鸿章自此便在合肥等待出缺，以求上任。实职没有等来，他却在咸丰八年（1858），等来了太平军新秀陈玉成、李秀成。二人领军克复庐州，李鸿章的祖宅被“焚毁一空”。至此李鸿章更是惶惶如丧家之犬，无处可以安身，最后他不得不前往南昌投奔兄长李瀚章。
李瀚章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拜入曾门，从咸丰四年起他就开始为曾国藩办理粮台，总理粮饷，现在俨然已成为曾国藩的大管家。曾国藩曾赞他：“精细圆适，其从国藩也极久，其为国藩谋也极忠。”同为兄弟，兄长跟随恩师已是风生水起，弟弟却四顾茫茫、无所适从，李鸿章失落之余，也燃起了投奔曾国藩的念头。
虽早就天各一方，但曾国藩的目光却从来没有远离过李鸿章。他的弟子薛福成曾说过：“曾国藩知人之誉，超秩古今……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也就是曾国藩是亘古未有的爱才之人，他宏奖才俊，不遗余力。深谙用人之道的曾国藩，知人才难得，向来十分珍惜人才，李鸿章便是他慧眼识得的明珠。李鸿章刚随吕贤基还乡之时，曾国藩就在给李瀚章的信中，将李鸿章与郭嵩焘、帅远燡、陈鼐并称为“丁未四君子”。他还愿意提携晚辈，从骨子里就钟情于传帮带。当他的“骨肉至交”江忠源接任皖抚之时，曾国藩又率先想到了李鸿章，他向江忠源推荐李鸿章是“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江忠源抵皖后，曾国藩又再次力荐道：“此外闻吕鹤翁、李少荃当不差谬。”
恩师的关怀让李鸿章如沐春风，而遍观天下，也只有曾国藩处既可容他栖身，又能助他成长。李鸿章便满怀着希望，忐忑不安地投出了这封信。收到这封甚有“乞怜”之味的信后，曾国藩毫不犹豫地“奉上菲资三百金”，并在九月十八日给李瀚章去信发出邀请：“少荃弟肯来助，望即迅速命驾。”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李鸿章是幸运的，他及时地遇到了自己的伯乐，从此可以奋蹄而奔、驰骋沙场。
（第二节）水乳交融初重逢，恩怨散尽始相知
咸丰八年（1858）十月初十，李鸿章起程前往江西建昌。曾国藩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闻李少荃已过广信，即日将来营会晤，为之欣喜。”又在当日信中告诉沈葆桢：“少荃、次青、仙屏三人，皆于年内可到。国藩目花而手钝，不得诸君则事不能了。”十二月初八又函告彭玉麟：“筱泉之弟少荃日内可至营，筱泉可替回。”曾国藩对李鸿章们的渴盼之情溢于言表，此时陈玉成、李秀成正步步逼进，安徽形势危急，清廷命曾国藩援皖。曾国藩虽借助老庄之道得以在官场上游刃有余，但是身边却是人才紧缺，所以李鸿章的投奔对他来说如大旱之甘霖。
日盼夜盼，李鸿章终于到了大营，曾国藩欣喜异常，连日与之促膝夜谈，师父视弟子为“伟器”，弟子尊师父为“神圣”。初入幕府，李鸿章“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也就是做批阅公文、起草奏折之类的工作。翰林李鸿章做文书类工作当然信手拈来，曾国藩对此也赞不绝口：
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也就是他认为李鸿章天资聪明，才能出众，将来很有可能青出于蓝，超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