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芬尖细的口哨声周围是正在作困难的决断的我们，这如同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生存在充满敌意的世界的混乱之中似的。尽管约瑟芬坚持着，这声音微不足道，这歌唱毫无成就，但她仍坚持着，并且传到了我们的耳边，这也许是值得回想的。
……约瑟芬达到了一个歌唱艺术家在我们这里费尽力气也达不到的效果，这些效果又偏偏产生于她的功夫欠缺的技巧。这恐怕主要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这个民族在斗争的间歇里做着梦，仿佛各自的四肢都松开了，仿佛不得安宁者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民族的温暖的大床上摊开手脚伸展一下身子了。约瑟芬的口哨声进入这个或那个的梦乡……她的口哨声里含有一些我们短暂而惨淡的童年情景，含有一去不复返的幸福，但也反映出一些日常的现实生活，含有生活中小小的、不可理解的、又确实存在并且不可抑制的欢欣。
然而，与此同时，更大的悲剧在展开：当一位艺术家因放弃作为艺术家的自己而真正成为艺术家之时，告别的旋律已然压倒一切：约瑟芬衰老了，受伤了。她一瘸一拐，被追随者搀扶着，“我们看到约瑟芬背后的追随者们怎样央求她，请她唱。而她也很愿意唱，但又唱不了。……最后，她莫名其妙地流着眼泪总算让步了，可是正当她想要凭着显然是最后的毅力开始唱时，她显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两条胳膊不像往常那样前伸，而是有气无力地垂在身边，使人感到好像短了一截似的——正当她想要开始唱的时候，却又不行了，恼怒地一扭头，就瘫倒在我们眼前了”。
约瑟芬可不得不走下坡路了。离她吹出最后一声口哨，然后变得无声无阒的日子已经相去不远了。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永恒的历史中，她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而这个民族终将弥补这个损失。对于我们来说，这将不是件容易事：集会怎么会变得鸦雀无声的呢？自然啰，约瑟芬在时，集会不也是静悄悄的吗？难道她的真实的口哨声要比回忆中的更响亮、更生动吗？难道她在世时的口哨声当真强似回忆中的口哨声吗？难道不是这个民族以其聪明智慧把约瑟芬的歌唱抬得这样高吗？而那原因正是由于这种歌唱是不可缺少的。
卡夫卡如此宁静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的民族需要他的艺术。他不觉得骄傲也不觉得疑虑，因为他认为这不是某个人自身之事，而是恩典使然。
3·弥留和解脱
1924年4月上旬，病情恶化的卡夫卡被送往维也纳森林疗养院。早在3月里，喉头就产生了异样的肿痛，致使他只能低声说话，在写作《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时不得不调动意志来坚持。在维也纳森林疗养院，医生们已基本确定结核病菌己转移到喉头，导致了作为当时不治之症的喉结核，就像他1921年在马特里亚利疗养院所遭遇的那位不幸患者一样。4月13日，卡夫卡向护士询问病情：“喉咙里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护士直率地回答：“就像巫婆用来熬魔汤的厨房。”
接下来的一天，风雨交加，疗养院的一辆敞篷汽车把卡夫卡送往维也纳医院。整个路途上多拉一直站着，试图用身体为卡夫卡遮风挡雨。那天，勃罗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维也纳医院确诊为喉结核症。最可怕的不幸的日子。”
远在柏林的克罗普施托克得到消息后，不顾卡夫卡的阻拦，立即着手暂时中断手头正在进行的结核病医学研究（日后他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准备前往护理。4月19日，由于无法在维也纳医院争取到单间病房，卡夫卡被转往维也纳附近由霍夫曼医生主持的基尔林疗养院。5月初，克罗普施托克赶到，以专家身份接管了一部分医护工作，与多拉一道全力照料卡夫卡。正如卡夫卡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所说，如果没有多拉和克罗普施托克所付出的“难以想象的努力”，他恐怕早已无法从衰弱中挣扎出来。危难当头，多拉和克罗普施托克完全成了卡夫卡的亲人，三个人组成了相亲相爱的“小家庭”，在森然逼近的死亡面前从容地展开日常的生活。由于卡夫卡的病情不忌讳酒精，相反需要酒精作为药物参与治疗，三个人因而常在一起大饮啤酒。情感和着酒精，解除了卡夫卡大脑皮层的压抑，释放出他心理深处的回忆。他现在时常想到父亲。由于喉头结核，他已经完全无法说话，就用笔和纸向多拉回忆童年时代跟父亲一道喝啤酒的情景：“当我是小孩时，还不会游泳。有时我同父亲一起到浅水池去，他也不会游。然后我们光着膀子坐在小吃部那儿，每人要了一份香肠、半升啤酒。父亲一般自带香肠，因为游泳学校卖得太贵。你应该仔细体会一下，一个魁梧的男人手里牵着一副小小的、畏怯的骨头架子是什么样子，体会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小更衣室内怎么在暗中脱衣服，然后他怎么拽我出去，因为我感到害羞，他怎么想要把他所谓的游泳本领教给我，等等。在此之后有啤洒喝！”
多拉做出美味可口的饭菜。卡夫卡现在每顿都吃得很多，就着啤酒和葡萄酒大进营养。按多拉的说法，眼下的卡夫卡“已经成为一名豪饮者，几乎每餐必喝啤酒或葡萄酒”。一段时间之后，病情居然有所缓解。卡夫卡从医生那里得知这一情况，高兴得掉下了眼泪，一再拥抱多拉。他用笔向多拉写道，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健康、渴望生活。他向多拉求婚了。他致信多拉的父亲，试图让老人相信，他虽然不是正统的犹太教徒，但仍是一名忏悔者和皈依者，因而希望能被这个虔诚的犹太家庭所接受。老人拿着信去教堂征求拉比·的意见，拉比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消息传回疗养院，卡夫卡苦笑了一下，再未提及此事。
低迷的时刻，远在布拉格的父母一封一封寄来明信片和特快信。那是亲情，是永恒的犹太的亲情，是横亘1800年苦难而绵延不绝的犹太血缘！
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交换方式，即你们的明信片与弗兰茨[卡夫卡]的书信往来。要是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就好了。明信片带来的喜悦效果并不亚于特快信。弗兰茨已经几乎能够背诵全文了。他特别自豪的是，能够同他尊敬而可亲的父亲一同喝啤酒。
5月17日这封特快信还谈到大妹艾莉一家郊游的情况：“当他听说这些事时，瞪大了眼睛，像太阳一样炯炯有神。他说：‘他们也喝了啤酒。’他的口气那么激动，那么亢奋，使得我们在座者对他们所喝啤酒的意念享受，甚至超过了他们实际喝酒时的乐趣。”在这封特快信中，父母通报了即将前来探望的消息。然而，父亲已是73岁高龄，且因病需专人照料，近70岁的母亲不久前才作过大手术。卡夫卡回信阻拦了两位老人，他说，他极度渴望着与亲人的团聚，但他不愿让父母眼下拖着病体受远行之累。他还特别表示，不忍让父母看到自己躺在病床上的样子。他希望父母等他康复些再说：
我不指望能有布拉格团聚的美满，因为那会扰得阖家不宁；但我希望能在一个漂亮的地方安安静静地团聚几天。……正如你们信中所说，于是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好好地喝一杯啤酒”。
我现在常常于炎热之中回忆起，我们以前曾经定期地一同喝过啤酒——许多年前，每当父亲带我去游泳学校时。
就在这一天，卡夫卡收到生平最后一本小说集《饥饿艺术家》的校样。在克罗普施托克的协助下，他撑着病体完成了校对工作。这部小说集包括了他的绝笔《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犹太歌手的命运在他心空久久地鸣响，令他自己一时震撼不已。他知道这是他生命终极的象征。“约瑟芬可不得不走下坡路了……”
接下来的两周是犹太歌手的弥留时光。卡夫卡心情愉快地面对一切。每当克罗普施托克从城里办事返回，带回各种消息和事物，都会激起他的欢喜之情。他享受着各种鲜花和水果，常常久久地陶醉于它们的芬芳和美丽。他喜欢看到多拉和克罗普施托克在他面前喝水、喝饮料。他因喉头的结核无法饮用，但从他们身上分享到喜悦：
我特别想要那些芍药花，因为它们那么娇弱。
还有阳光下的紫丁香。
您有点时间吗？请您浇浇这些芍药花。
好建议：在葡萄酒里放一片杵样。
您看这紫丁香，比清晨还要新鲜。
永恒的春天在哪里？
昨天黄昏还有一只蜜蜂饮过那朵白丁香。
人没法子获得一阵黄金雨么？
当初您来时，在床上还比较容易，我甚至没喝过一次啤酒，当然有蜜饯、水果、果汁、汽水、苹果酒。
美极了，是不是？紫丁香——它濒死时还在喝，简直是狂饮。
6月2日，卡夫卡直到午夜才入睡。凌晨4点，多拉发现他“呼吸不对劲”，赶忙叫来克罗普施托克。这是危险的信号。医生赶来注射了强心剂。然后几个人，包括卡夫卡，围绕是否使用吗啡展开了斗争。自知已是弥留之际的卡夫卡粗暴地示意女护士走开。“他从没这么粗暴过。”克罗普施托克后来回忆说。犹太歌手用了最后的力气从喉咙里拼命挤出低沉的话语：“现在别再折磨了，何必再拖延呢？四年来您不断向我许诺，您现在却在折磨我，一直在折磨我。我不跟您说话了。我就这样去死。”克罗普施托克，这位忠诚的犹太青年朋友，克制着内心的悲痛，给他注射了两针吗啡。犹太歌手说：“别骗人说您给我的是抗生素了。”然后说出了那句着名的卡夫卡式悖论杀死我，否则您就是杀手。”又注射了一针潘妥苯。歌手一小阵昏睡，然后醒来，用尽力气扯掉身上的医疗导管，扔在地上。克罗普施托克起身想捡起这些管子，歌手对他说别走开！”克罗普施托克回身扶起他的头：“好，我不走。”歌手应声说可我却要走了。”
歌手走了，孤单地躺在太平间，留下多拉和克罗普施托克在空空的病床前。
可怜的朵拉[多拉]，噢，我们大家都可怜。世界上还有谁像我们变得这么可怜——她睡了一会儿，可就是在梦中她也不停地嗫嚅着，只听得明白：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我的好人啊，‘你！……在她躺下时，我答应她，今天下午再到弗兰茨那儿去。她就这样躺下了。[她]说到他：“他是那么孤单，孤单极了，我们无事可千却坐在这里，而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太平间]，一个人在黑暗中，无遮无盖。——噢，我的好人儿，我亲爱的你。”就这样翻来覆去。我们这里的情景难以描绘，也没有必要描绘。只有认识朵拉[多拉]的人才会明白什么是爱情。理解这一点的只有很少的人，而这样更使折磨和痛苦加深。但您是[理解]的，对不对？您是的，您会理解的！……我们还完全不明白，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慢慢地，变得越来越清楚，而同时又昏暗下去，揪心的痛楚。他还在我们这儿，所以我们尤其不明白。现在我们又要到他，到弗兰茨那儿去了。他的脸是这么呆板、威严、不可接近，他的精神是那么纯洁和威严。——威严——张国王的脸，出身于最高贵、最古老的家族他的人的存在之温柔消逝了，只有他无可比拟的精神仍然构成他呆板的珍贵的面孔，美得就像一尊古老的大理石雕像。
几天后，歌手的遗体被运回布拉格，于6月11日在布拉格犹太公墓举行了葬礼。人数众多，用希伯来语念诵祈祷文。歌手下葬时天色昏暗，一位参加葬礼的诗人向世人描述了墓地上的悲哀景象：
他的父母和妹妹们在悲哀。他的女伴默默地绝望，她在他墓前昏死过去。阴暗的天气，只偶尔透一点儿亮。上帝啊，人们不能相信，在那赤裸裸的木头棺材里埋葬了弗兰茨·卡夫卡——个从那时起刚刚开始变得伟大起来的文学家。
父母和妹妹们怎么可能不悲哀呢？恰如他们这位己长眠地下的亲人所说，犹太人通向生命的道路是那么狭窄，其中的艰辛只有犹太的血缘才能体会。而犹太人的幸福，也只有上帝才知道。1931年和1934年，赫尔曼·卡夫卡和妻子先后去世，并与儿子合葬一墓，墓碑上依次镌刻着儿子、父亲、母亲的名字。三位骨肉之亲的人终于在地下团聚。那里有啤酒喝吗？或者，劳碌一生的父母静静地在打牌？而他们的儿子最终参加进去了吗？至少，三个可怜的妹妹没有这样的幸运，她们先后死在纳粹手中，尸骨无存……
卡夫卡墓，布拉格修特拉尼斯公墓。
多拉怎么可能不悲痛欲绝呢？她是世界上唯一与卡夫卡共享过幸福生活的女人，她是唯一感受过卡夫卡灵肉触摸的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卡夫卡生命的唯一见证；除了她，这个世界没有人能理解卡夫卡。然而，生活的奇迹就在于，世界上有一个犹太男人卡夫卡，世界上也有一个犹太姑娘多拉，通过她，我们抵达了最后的卡夫卡。
总的说来，这个世界并不懂得弗兰茨。他跟谁都没有关系，因为谁都不可能懂他。……除非与他一道生活。……除非通过他眼中的目光或他手的触摸。可这，他当然再也无法做到。
1920年代末，在纳粹崛起的森然阴影中，多拉嫁给德国共产党一位着名领导人，生下一个女儿，并在纳粹掌权后与丈夫先后逃往苏联。她的丈夫在那里被官方逮捕、审判和判决，最后销声匿迹。多拉历经磨难，于1938年带着久患肾病的女儿离开苏联前往英国，1952年在英国病逝。
就在多拉逃离苏联后不久，1939年3月14日深夜，即德国军队进军布拉格前夕，勃罗德也秘密告别生活了55年的故乡，踏上了逃亡之路。只是，身为犹太人，他这次逃亡也是回家，因为他准备逃往的目的地叫做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古称迦南，是上帝对犹太人的应许。在他的提箱里装着卡夫卡的全部作品手稿——那是一位肉身成言同时也是言成肉身的卡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