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布伯……在谈到与女人共同生活时说：“婚姻是模范性的连接，没有其他东西像它一样栽着我们进入伟大的约束之中，而只有作为受约束者，我们才能进入上帝给他的孩子们的自由之中。……不错，女人处于与有限性最危险的联系中；不错，有限性是一种危险，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与她们黏连在一起更严重地威胁着我们。但我们得到拯救的希望正是与这种危险锻造在一起的，因为只有越过充实的有限性，我们人类的轨道才会通向无限性。”……在这个意义上，我看到卡夫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这一年尽管他的病非常可怕，但仍然使他得以圆满地结束一生）在正确道路上，在他的生活伴侣的伴随下确实感到幸福·他兴致勃勃地工作……当我把他介绍给锻造出版社领导人时，不须发挥长时间的说服艺术，他很快就同意发表四篇小说。……由于他这一根本的转变，由于这一切转向生活的迹象，我后来才能鼓起勇气，将他给我的（在此很久以前写下的）禁止发表任何遗墨的叮嘱视为无效。
2·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犹太歌手的天鹅绝唱
1924年3月初，卡夫卡病情恶化，亲友们随即赶往柏林。3月17曰，多拉和克罗普施托克一道帮助勃罗德将卡夫卡护送到车站，并由勃罗德把他带回布拉格。几天后，多拉也跟随而来。
卡夫卡知道他的时光己经不多了，他要给这个世界留下最后一个姿态。那是什么姿态呢？他对前来探望的克罗普施托克说：“我已经开始对畜生进行研究，我想，这么做是很及时的。”3月底，卡夫卡的天鹅绝唱《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问世。
女歌手约瑟芬属于“耗子民族”。这是怎样一个民族呢？
我们这个民族的成员没有青年时代，也几乎没有童年时代。……一个孩子刚会跑几步，刚能稍稍辨别四周环境，就得像成年者那样照料自己；我们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分散居住的地区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过多，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我们无法使孩子们逃避生存竞争，不然他们就会过早被淘汰而夭折。在这个可悲的原因之外，自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这个族类繁殖力非常强，每一代都不计其数，一代排挤一代，儿童没有时间当儿童。在其他民族里，儿童会受到尽心的照料，会替儿童办起学校。儿童们，民族的未来，天天从学校里蜂拥而出……我们没有学校……我们的儿童啊！……一个孩子刚出世，他便不再是孩子了，在他的后面已经有新的孩子的脸。……尽管这是好事，尽管别的族类因此而妒忌我们，我们就是无法给孩子们一个真正的童年。这自有其后果。我们这个民族渗透着某种扑不灭也除不掉的孩子气，这同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优点——可靠的讲究实际的思维方式，恰恰是矛盾的。有时我们的行为愚蠢到极点，跟孩子千傻事一模一样，没有意义、浪费、慷慨、轻率，而所有这些行径常常是为了开一个小小的玩笑……
然而，我们的民族不仅有孩子气，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未老先衰。童年与老年的概念在我们这儿与在其他民族那儿不一样。我们没有青年时期，我们一下子就变为成年，而成年阶段又太长，因此某种厌倦和失望的心情又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从整个来说是如此坚强和充满希望的性格中留下了不小的痕迹。
的确，“耗子民族”影射的是哪个民族，根本无须明言。犹太民族的苦难、偏执、童贞、老成、可笑、认真、实际等等性格，在卡夫卡笔下魔幻般跃然纸上。用一种象征的手法，弥留之际的卡夫卡终于酣畅淋漓地流露了内心的民族深情，令知音者读来心痛。然而，女歌手约瑟芬与这个民族又有着怎样一种关系呢？她究竟是谁？她具有怎样的艺术风格和贡献呢？
我们的女歌手名叫约瑟芬。谁没有听过她的歌唱，谁便不会获得歌唱的魅力。谁都会被她的歌唱迷住，这一点，由于我们这一代什么音乐都不喜爱，因此格外值得赞誉·我们最喜爱的音乐，即宁静和平；我们的生活艰难，即使我们设法摆脱了日常生活的忧烦，我们也不可能使自己攀登如同音乐般的境地，这种境地距离我们往常的生活太远。但是我们不会因此而大发怨言，我们从未到过这种地步；我们认为自己最大的优点是某种务实的精明态度，这自然也是我们亟需的态度。我们不论遇到什么事，都惯于以精明的一笑来安慰自己，即使我们有朝一日理应要求得到来自音乐的幸福的时候，只是我们从未有过这种要求。唯独约瑟芬是个例外；她热爱音乐，并且懂得怎样传播音乐；她是唯一的一个；如果她死了，音乐也会随之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谁知道会消失多长时间。
然而奇怪的是，这个民族的人最终弄不清楚约瑟芬“究竟是不是在歌唱”她真的在歌唱吗？会不会只是在吹口哨？吹口哨我们大家当然都熟悉，这是我们民族固有的艺术本领，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不是本领，而是一种有特色的生活表现形式。我们大家都会吹口哨，自然谁也不会想到把它当做艺术来表现。我们吹口哨时，并不注意到这一点，甚至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许多同胞根本不知道吹口哨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征。……假如当真如此，那么，约瑟芬的所谓艺术家身份虽说要被取消，然而，这样才有理由去解开她为什么会具有巨大影响这个谜。
经过考证，发现约瑟芬发出的声音不仅仅是口哨声：
倘使你站在离她很远的地方侧耳倾听……这时你能听出来的，肯定只是一种平平常常的口哨声，至多由于纤细或柔弱而稍显突出罢了，但是，你若站在她面前，你就会感到她不只是在吹口哨了，总之，要了解她的艺术，不仅要听她唱，而且还要看她唱。即便这只是我们日常的吹口哨，那么，她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她郑重其事地去做的却无非是一件最普通的事情。
这就是约瑟芬艺术的神秘。在一个都会吹口哨的民族中，“她的艺术使我们快活……但她的听众从不吹口哨，而是像耗子一般悄然无声，仿佛我们得到了盼望已久的、至少由于我们自己吹口哨而无法得到的宁静平和，我们沉默着。使我们销魂的，是她的歌唱呢，还是她那细弱的小嗓子周围的肃穆的宁静呢”？无论怎样，约瑟芬因为她的艺术而受到了民族的照顾：
我常常有这样的印象，这个民族是这样理解他们与约瑟芬的关系的：这个小东西，脆弱，需要爱护，在某些方面是出类拔萃的，按照她本人的意见是由于她的歌唱而出类拔萃，她是托付给这个民族照管的，因此必须好好照顾她；至于原因是什么，谁也不清楚，但实际情况看来就是如此。既然受托照顾她，就不能嘲笑她若是嘲笑她，就是辜负信托，亵渎义务。我们中间最恶的会说：“看见约瑟芬就笑不起来了。”这可算作对约瑟芬的最大的恶意了。
民族是怎样照顾它的歌手呢？“可以这样说，约瑟芬几乎是不受法律管束的，她可以为所欲为，即使让全民族遭殃，她也会得到宽恕的。”但是问题在于，民族不会完全失去自己的原则性，尤其是当约瑟芬自己想要以艺术家自居时，民族就会表现出自己的原则，她在民族眼里反而就不是艺术家了。民族有这个理由和权利，因为她的艺术本身并非艺术而是民族特色的口哨，是民族的“阐释学”使她的口哨成为艺术，没有民族的倾听，她的口哨就什么都不是。她的出类拔萃是民族使然，是自然而然，如果她反过来要求民族对自己作出认可，她首先就否定了自身。这就是约瑟芬作为艺术家的悖论，这一悖论跟她的艺术的悖论具有相应的性质。这两个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悖论又形成一个怪圈，正是在这一怪圈面前，约瑟芬暴露出她逻辑上的矛盾和世界观上的问题：
很久以来，大概从她开始艺术生涯的那天起，约瑟芬就力争要大家照顾她，让她歌唱，免去她的任何工作；就是说让她不必为每天的面包操心，也不必去参加与我们的生活竞争有关的一切活动，而这些想来应该交给整个民族去负担。……我们的民族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并心平气和地拒绝了她的要求。比如说，约瑟芬提出，紧张的劳动有害于她的嗓子，虽说劳动时花的力气比唱歌时花的力气小多了，但毕竟会使她在演唱之后得不到充分休息的机会，为下一次演唱养精蓄锐。她歌唱时必须竭尽全力，可是在还需劳动的情况下，她即使尽力也从未达到她的最佳状态。
公众听约瑟芬争辩，权当耳边风。这个容易感动的民族也会无动于衷，也会斩钉截铁地拒绝，令约瑟芬大吃一惊。“于是她装作服从，乖乖地干她那份活儿，尽其所能地唱好歌。但这只不过是片刻工夫，接着她又抖擞起精神重新投入战斗了——看来她在这方面有着无穷的力量呢。”
现在清楚了，约瑟芬力争的并不是她嘴上所说的要求。她很明智，她不怕千活，逃避劳动在我们这儿是不曾听说过的，即使批准了她的要求，她肯定也不会过一种不同于以前的生活，劳动一点也不妨碍她的歌唱，她的歌唱当然也不会变得更美。她所力争的，只是要大家公开地、明确地、永久地、打破一切先例地承认她的艺术。尽管她在任何事情上都能达到目的，可是这件事她始终办不到，或许她从一开始就应该把进攻的目标指向另一个方向，或许她现在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失策，但她现在无法回头了，退却意味着背叛自己，她必须坚持要求，否则就得垮台。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约瑟芬这一象征身上有着怎样多重的复调旋律，其中一个主要旋律是卡夫卡的自传形象。卡夫卡在忏悔。但是，论及忏悔，我们就不由自主跟随卡夫卡进入了他此刻更深沉、更悲哀的内心世界。这是因为，围绕着约瑟芬，还有比艺术和艺术家问题更为血肉模糊的旋律在起落，那就是“父亲”的悲哀的旋律。那既是肉身的、73岁高龄的、可歌可泣的赫尔曼·卡夫卡，也是赫尔曼·卡夫卡所象征的“民族的父亲”、“犹太的父亲”总而言之，这个民族照顾约瑟芬，就像父亲照顾孩子。孩子向父亲伸出小手——谁也说不清，这是请求呢还是要求。也会有这样的意见，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没有能耐尽这种父亲的义务，但实际上他尽着这些义务，至少在照顾约瑟芬上堪称楷模在这方面，作为整体的民族所能做到的，是任何个体所做不到的。民族与个体之间力量的差别自然是巨大的，这个民族有足够的力量把被保护者拉到自己身边来温暖她，而她也可以受到充分的保护。当然大家不敢对约瑟芬讲这些事情。“谁要你们的保护。”她会说。“对，对，你不在乎。”我们心里这样想。此外，当她违抗时，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违抗，而只是一派孩子气和孩子式的感谢罢了，而父亲的态度是随她去。
这是忏悔。弥留之际的卡夫卡用他就要熄灭的生命在忏悔。他在为自己与父亲难以言明的一生关系作总结。如果说过去他用旷野漂流的“浪子”的眼光看待这一父子关系，那么眼下，他的眼光中满含着迦南的祝福。哦，父亲，那是卡夫卡所能拥有的多么沉重的一个词！在父亲业已老病的肉身中，一如既往满含着全部辛酸的、血肉模糊的“犹太属性”，只是在死亡之鹰的翼阴下比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潸然。在约伯·M天平上，民族和它的歌手究竟具有着怎样举重若轻或举轻若重的关系卡夫卡在反省生平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抱负。那年，洛维和他的东欧犹太人依地语剧团来到布拉格，屈指一数，那已然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往事苍茫，但那一年犹太歌手深情绽放，难以挥去。不过，今天的事情的本质己完全不同，今天的卡夫卡不再是漂流中人，他蒙受着迦南的祝福，他对事物有了新的掂量标准：
随之而来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它更难由这个民族同约瑟芬的关系来作解释。那就是约瑟芬的想法恰恰相反，她认为是她在保护这个民族。也即她的歌唱能把我们从政治的或经济的逆境里解救出来，她的作用就在于此，她的歌唱即便不能除灾，那至少也能给我们力量去承受不幸。她并没有这样讲出来，也没有换成别的说法讲出来。她一般很少说话，在喋喋不休的一群人当中，她是沉默寡言的，但是她闪烁的目光却表达了出来，从她紧闭的嘴上……自然罗，装扮成这个民族的救星是轻而易举的，因为这个民族吃惯了苦，毫不顾惜自己，当机立断，视死如归，只是由于长期生活在好勇斗狠的气氛中，只是表现上显得怯懦罢了……这个民族始终在设法自救，尽管要作出牺牲，牺牲之大，是历史学家也触目惊心的。
今天的卡夫卡首先是一个回归迦南的人，然后才是一位艺术家。正因为这一根本的转变，他反而得以拥有本真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艺术。在他摆脱“艺术替罪羊”命运之时，在他放弃如此前提下的艺术之时，他的艺术反而成为民族的根本需要。在与世界保持一致与和谐的努力中，人不会失去平衡，恰如卡夫卡谈到自己这篇绝唱的标题时所说：“这种夹着‘或’的题目虽不很漂亮，但在这里也许有特殊的意义。有点像一架天平。”
我们恰恰在危急时刻会比平时更加专心地倾听约瑟芬的声音，这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