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作为信仰的终极境界，与信仰本身一样，就日常逻辑而言，具有不可证明的性质。假如可以说信仰是苦难的“彼岸镜像”，那么，和谐则是苦难的“此岸镜像”，信仰必然包含苦难与和谐作为其必要条件。
后面我们将看到，卡夫卡与他的同时代犹太同胞维特根斯坦一样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是否出于信仰，一个人最终必须保持与世界的和谐，而不是“放弃世界”或“旷野漂流”。和谐是人的至深渴望，也是卡夫卡生命的最痛。和谐就是广义人际关系的和谐，首先是亲子关系的和谐。和谐就是生活在当不，就是“重返迦南”。而他在漂流的路上所遭遇的苦难与恐惧因而成为了和谐与信仰的代~价。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犹太人卡夫卡遭遇了救赎，他复活了。他因和谐的缺憾而漂流，在漂流中亲证苦难与恐惧，通过亲证而认罪，通过认罪而得救。回到卡夫卡眼下的生活中，最感人的体现是卡夫卡与亲人和朋友的和解。尤其对父母双亲，这对为儿为女一生辛劳的老人已是大约70岁和66岁的高龄，而且都因一生辛劳而病痛在身，在望见迦南的时候，卡夫卡终于与他们一道收获了人世间的温情。
双亲在打牌我独自坐在那里，完全地陌生；父亲说，我应该一起玩牌，或至少看着我不知怎么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面对这位一言难尽的父亲，卡夫卡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他说，他从童年开始就不断拒绝生活的这类邀请。现在，无论原因何在，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幸：
我总是拒绝，大概是由于一般的以及特别是由于意志的儒弱，比较地说，我认识到这一点时很晚了我早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以为这样的拒绝是一个良好的表示（受到我所寄予自己的一股巨大希望的引诱），今天留下来的也只有那种美好理解的残渣了。
几天后的某个傍晚，卡夫卡真的参与到父母的牌局中去了。据他在曰记中说，他只感到了一种“接受的迹象”，而这迹象仍然为疲倦、无聊和对时间的吝惜所压倒。然而由此引起的关于亲情和人际关系的反省却一直持续下去，最后导致了感恩：
设想某人这样说：“我对生活有什么牵挂呢？只是由于我的家庭的缘故，我才不想死。”然而，这个家庭正是生活的代表，这就是说，他希望活下去的理由最终仍然来自生活。的确，只要牵涉到母亲的事，也就牵涉到我，虽然要稍晚一点才会牵涉到我。然而另一方面，难道不是感激和同情导致了我内心这种变化吗？是的，是感激和同情，因为我看到，在这样的高龄，怀着无穷的精力，母亲怎样竭尽全力来补偿我因为孤独而导致的缺憾。当然，感激也是生活。
卡夫卡终于完成了自己对“生活世界”的最终认识，这一认识不再仅仅局限于“理性的梦魇”，而是出于血肉之躯的“同情”。
我也可以说，我由于母亲的缘故而活着。但这不可能是事实，因为即便在过去，在我比现在重要得多时，我仍然不过是生活的一位使者，如果不是通过别的什么，也是通过生活的使命与之相连。
他终于发现——或者说承认——自己也跟芸芸众生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也是生活的代表，只是承担的任务不同而已。除了想到对自己“无限宠爱”的母亲，他多半还想到自己一生对父母的依赖，想到菲莉斯、尤丽叶、密伦娜等人，想到马特里亚利疗养院那位自杀的肺结核患者，想到家中那座他作为隐名股东参与其中的木棉厂，想到他曾经激动地购买战争债券，等等等等。他也有可能想到拉罗什福柯那句着名的箴言想要独自完善是一种巨大的疯狂。”无论他到底想了些什么，感受到什么程度，他大概生平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生死攸关的感受，或者至少可以肯定地说，他生平第一次表达了这样的感受：
与人在一起的幸福。
稍后将看到，在这条简明得无法再简明的日记中，己然蕴涵着整个卡夫卡问题的最终解决。生死之间，仅有一念之差。此念是生，彼念是死。如果对比另一位奥地利犹太天才维特根斯坦在这方面的思考，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卡夫卡此时的内心境界。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血肉横飞之际，时年33岁的卡夫卡正在与未婚妻菲莉斯的痛苦关系中撕裂着生命的伤口，并呕心沥血创作《乡村医生》等名作。同年，27岁的维特根斯坦正在军队服役，他一边思考抽象的逻辑哲学问题，一边完成了关于信仰与幸福之关系的重大思考，无论在发生上还是结论上，它们与卡夫卡的相关体验和思考都颇为相近。维特根斯坦问自己对于上帝和人生的目的我知道什么呢？”他自我回答说我们可以把上帝称为人生的意义，亦即世界的意义。“W”祈祷就是思考人生的意义”，以信仰为基础，维特根斯坦找到了通向幸福之路。他说，“幸福的人必无所畏惧。即使面对死亡亦无所畏惧。”反之面对死亡的恐惧是虚伪的即恶劣的人生的最好的标志”。
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说，人会由于死亡恐惧而虚伪地相爱、色厉内荏地放纵欲望、歇斯底里地争强斗狠、脆弱地潇洒、麻木地平静、沾沾自喜地思考和写作等等，所有这样一类行为方式，其实质都是因为恐惧而试图逃生的欲望，都是指向未来而不是指向当下的能量发泄，它们是死亡恐惧的反面表现，就像卡夫卡所指出的那样，它们与死亡恐惧的关系犹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样，维特根斯坦就找到了克服死亡恐惧、走向幸福生活的道路，那就是：放弃指向未来的欲望活在当下”只有并不生活在时间中而是生活在当下的人才是幸福的。
因为当下的人生是没有死亡的。
死不是人生的一个事件。它不是世界的事实。
这真是天才的“时空转换”世界上本来并不存在死亡的事实，因为我们恐惧死亡，才有死亡的事实。欲望产生了恐惧，恐惧产生了死亡(而非死亡引起恐惧)。因而，如果想要幸福地生活，就必须消除欲望，“活在当下”，从而消除死亡恐惧。
但是维特根斯坦指出，问题还有更深刻、更重要的一个层面，那就是：怎样才能“活在当下，他的结论是：那只能通过与上帝和解，与世界一致：
为了生活得幸福，我们必须同世界一致这就是“幸福”的含义。
这真是殊途同归。跟卡夫卡一样，维特根斯坦也最终意识到了那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那就是卡大卡所谓‘与人在一起的幸福”。同时代的两位天才犹太人不约而同得出了完全一致的结论。维特根斯坦跟卡夫卡一样，具有典型的“中欧-奥地利知识分子类型”的神经症人格。更有甚者，维特根斯坦家族的心理遗传中携带着自杀性心理因子，三位哥哥先后自杀身亡。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他具有高度的心理危机系数。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的确也曾充满焦虑，无法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并且也是终身未婚。然而，通过对信仰问题的深刻思考和体证，他拯救了自己。就在上述一系列哲学思考的结尾，他写下这样一条像生活一样只能谈论而无法论证的结论幸福地生活吧！”他不虚此言，度过了幸福的一生。他62岁时因前列腺癌去世前的最后遗言即为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通过生命的深思已然得救，如果不是一劳永逸，也像他的生命和思想一样简要。然而，迄今为止一生不幸的卡夫卡呢·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的得救之路需要首先穿过所有的泥泞和污秽，需要首先顺从各种各样别的道路。当他终于意识到“与人在一起的幸福”，他是否真的走到他人性的尽头并由此开始受到祝福的新生？
尘世、恐惧、疾病、幸福、旷野、迦南，这是一些何等举重若轻的语词，随着病情的发展，卡夫卡越来越审慎地掂量它们的含义。还有一个重要的语词就是“文学”。在人性的尽头，对20年来一直在“肉身成言”的卡夫卡，当肉身就像一所破损的房子日益风雨飘摇，当那森然的前景越来越迫近、越来越难以正视，那么，文学的托付或早或晚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1·《饥饿艺术家》：人与艺术的绝境
还在1921年，卡夫卡在秋天的肃杀寒意中感染了双侧肺炎，于是从11月起又开始了3个月的休假，并一再延期，直到1922年7月1日退休为止。在这期间，他接受了一次系统治疗，随后于1922年1月27前往巨人山区的施乒德尔缪勒疗养，在那里继续进行“旷野漂流”的思考。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了文学的构思。当他于2月17曰从施乒德尔缪勒返回时，随身带回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这是一部后来被他在一份遗嘱中加以认可的重要作品。卡夫卡通过这部作品深刻剖析了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小说中的“饥饿艺术家”本身就是一个悖谬：一方面，饥饿就是他唯一的艺术，是他生存的凭借，生命之所系；另一方面，又正是饥饿威胁着他的生存，否定着他的生命，并因而否定着他用生命热爱的艺术。用卡夫卡的话说，饥饿既是他的乐趣，也是他的绝望，是“乐趣和绝望”。当然，只要饥饿还是一门不仅为他自己、也为人们所热爱的艺术，那么饥饿艺术家就始终能从献身去施乒徳尔缪勒疗养的卡夫卡的激情中得到强大的支撑，何况他偶尔也还要“稍稍啜一点儿水”，并且“有一套使饥饿轻松好受的秘诀”，这使得他不管怎样总能坚持下去。
可是，时代在变迁，人们抛弃了饥饿艺术家，潮水般地涌向别的演出场所。“而饥饿艺术家却仍像他先前一度所梦想过的那样继续饿下去，而且像他当年预言过的那样，他长期进行饥饿表演毫不费劲。但是，没有人记天数，没有人，连饥饿艺术家自己都一点不知道他的成绩已经有多大，于是他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在弥留之际，饥饿艺术家指出，虽然他一直希望人们能赞赏他的饥饿表演，但人们却并不应该赞赏，“因为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别人问这又是为什么，他则唯恐对方漏掉一个字，用最后一丝力气回答说：
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口W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
在说这最后几句话时，他的瞳孔已经扩散，眼睛里流露着虽然不再骄傲、却仍然坚定(或偏执)的信念：他要继续饿下去。
就求生的本能而言，谁也不愿意始终挨饿，至死方休。但既然生为饥饿艺术家，那就无论如何都要继续饥饿下去，似乎只有这样才合乎逻辑。这很像作为作家的卡夫卡自己。本来，他未必就想无休止地写下去，以至让自己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但既然生而为作家，那就只有硬着头皮写下去。因为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不写作的作家只能意味着疯狂，那恐怕是比死亡更为可怕的事情。
为了能够在信念和逻辑上摆平自己，饥饿艺术家不得不以“摆平”自己的肉体作为代价。或者说，与许多人的做法相反，他用肉体的死亡代替了信念和逻辑的死亡。他死了。很快，他的位置被一只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凶猛小豹所代替。“它似乎都没有因失去自由而惆怅它那高贵的身躯，应有尽有，不仅具备着利爪，好像连自由也随身带着。它的自由好像就藏在牙齿中某个地方。它生命的欢乐是随着它喉咙发出如此强烈的吼声而产生，以致观众感到对它的欢乐很是受不了。但他们克制住自己，挤在笼子周围，舍不得离去。”
在这部优秀小说的多重复调旋律之中，有一道旋律特别引人注目：在人的绝境中，艺术有没有突围的可能？卡夫卡的回答显然是没有。那位饥饿艺术家偏执地试图寻找“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如果他能找到，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就会跟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就不会在这里惊动大家的视听了。然而，问题更关键的一面在于，既然没能找到，那么他在这里徒然表演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绝非仅仅是一句讥刺的反讽，这是一个直指人心、震撼灵魂的问号。饥饿艺术家用他的生命提醒我们人与艺术的绝境。在人的普遍绝境中，艺术也绝无突围的可能！我们多次说过，卡夫卡是一位伟大的生存论心理学大师，他在弗洛伊德之前很多年就已洞穿了艺术心理学的奥秘。跟弗洛伊德一样伟大的犹太精神分析天才奥托·兰克指出，艺术的本质是神经症，是试图反抗死亡恐惧的“神化工程”，是艺术家自设的“私人宗教”，是他自己的而非他人的“彼岸”。艺术家跟神经症患者一样，“把周围的现实当做他自我的一部分，这解释了他与周围的现实的痛苦关系。因为所有的外部过程，无论其自身是多么缺乏意义，最终都与他相关……他在一种巫术般的统一体中与周围的生活整体相连……潜在地把整个现实都引入了自身”吧另一位精神分析家也指出，艺术家“魔法般地转化世界，以便转移对死亡、对罪过感以及无意义性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神经症使他有可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把生命的全部意义转化为源于自我创造的世界的简化了的意义“当你把所有的蛋都放进了篮子，你就必须为了亲爱的生活而攥紧篮子。这就好像一个人想要获取整个世界，却用单一的对象和单一的恐惧来容纳。”艺术家与常人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区别只在于常人试图把世界一口一口咬下，而艺术家则试图一口咬下。艺术家跟芸芸众生一样是有朽的，而且对这一点的感受远比芸芸众生强烈。艺术家知道他的作品就是他，是他的“肉身成言”，因而完全没有可能反过来向他提供普遍意义的证明。
正是在生存论心理学的意义上，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向世界展示了一种至深的意义，那就是人与艺术的绝境。这一绝境通过“饥饿艺术家”之死透彻地表现出来，它同时意味着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之死，这当然也是人之死。这是虽生犹死的绝境，在这样的绝境中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或希望？在终极的恐惧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实体？那肯定不是文学。那是旷野？或者迦南？
就在《饥饿艺术家》写成前后，卡夫卡先后留下两份遗嘱。第一份大概写于1921年，要求勃罗德将他的所有作品，包括日记、手稿、来往信件、各类草稿等，“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第二份则作了一些温和的让步：
在我的全部文字中，只有《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和一个短篇故事《饥饿艺术家》还可以。《那几篇见察》可以保存下来，我固然不愿意让人家拿去捣成纸浆，但是也不希望再版。）我说这五本书和一个短篇还可以，意思并不是说我希望把它们再版，留传后世，恰恰相反，假如它们完全失传的话，那倒是符合我本来的愿望的。不过，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如果有人乐意保存它们，我只是不加阻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