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外我所写的一切东西（刊登在报刊杂志上的作品、手稿或信件），只要可以搜罗得到的，或者根据地址能索讨到的(大多数人的地址你都知道，这主要涉及到……[省略号为原有]特别不要忘记那些笔记本，里面有[省略号为原有])，都毫无例外地——所有这一切，都毫无例外地，最好也不要阅读（当然我不能阻止你看，只是希望你最好不看，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要让别人看)——所有这一切，都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我请求你，尽快地给予办理。
第二份遗嘱显然或多或少透露出某种内心的平静。可以认为，写完《饥饿艺术家》的卡夫卡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样的“饥饿艺术家”了。正如上面的分析，他现在的作品越出了过去作品主要涵盖的伦理-人际关系范围，而牵涉到人在绝境中的出路问题，即所谓终极关怀的问题。这个问题包含了伦理人际关系问题，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其中。就像《饥饿艺术家》，它以一种空前绝后的方式提出了人的尽头的问题，从而也以一种拓扑学的方式提出了人的尽头之后的问题：除了复活，那还能是什么？
2·《领堡》与救赎
在生与死的挣扎中，生日又到了。然而，这个生日完全不同于往常。还在生日之前一个月，医生鉴定：卡夫卡已丧失工作能力。6月7曰，时任公司秘书长的卡夫卡再次向公司提出退休申请。7月1日，公司批准卡夫卡退休。从这一天起，他只能领取远不足过去薪金一半的退休金。还没等到退休申请正式批准下达，卡夫卡已于6月底前往波希米亚森林中卢施尼茨河畔的普拉纳，奥特拉在那里租有一套夏季住房。在远离布拉格的普拉纳，卡夫卡痛苦地掂量着生与死的区别，思考着生命的道路。7月5日，在经过几个痛苦的不眠之夜之后，他向勃罗德写下一封近四千字的长信，对自己作出了冷峻、深刻、阴森而又悲凉的自我分析和盖棺论定。在这封信里，他作为被迫天生成为作家的人，对自己的存在意义提出了根本的怀疑和否定，并进而指出了自己恐惧的根源，那就是试图通过写作来逃避，试图通过写作来代替生活。任何人，只要他了解和理解了卡夫卡悲哀而不幸的一生，在这封信面前就不可能没有潸然泪下的感觉。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如果某人几乎要自行撤去安身立命之本，也就是说，如果他揭示出所有他人都敦促他去做而他在一定意义上也视其为最高使命的东西却属可疑，这是何等无情的自我提问啊！这简直超出了人之所能。”
今天夜间失眠，当我在痛苦的睡眠中对一切进行反复思考的时候，我又意识到那在最近十分平静的时间里几乎被我忘掉的念头，即我生活在一片多么虚弱的、或者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土地上，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从这黑暗之中，那神秘的暴力任其意志产生出来并摧残着我的生命，而不顾我的结结巴巴写作维持着我，但这样说岂不是更正确些？写作维持着这一种生活？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是我不写作，我的生活会更好。相反，不写作我的生活会坏得多，并且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必定以发疯告终。但自然这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会发生，十千作，年冬作夸（事实是这样而一个不写作的作家自然是一种向疯狂挑战的狂想妄为。但是，作家的生活本身是怎样的呢？写作乃是一种甜蜜的报偿。但是报偿什么呢？这一夜我像上了儿童启蒙课似的明白了：是报偿替魔鬼效劳，报偿这种不惜屈尊与黑暗势力为伍的行为，报楼这种给被缚精灵松绑以还其本性的举动，报偿这种很成问题的与魔鬼拥抱和一切在底下可能还正在发生、而如果你在上面的光天化日之下写小说时对此一无所知的事情也许还有另一种写作，但我只知道这一种。每逢夜深人静，恐惧袭来，使我不能入睡时，我经历的就是这一种。而在这场合，那种魔鬼性质的东西我是看得一清二楚的。那是沾沾自喜和享受北波希米亚的弗里徳城堡，是小说堡的背景。
欲在作怪，即在自己和别人形象的周围不停地拨弄翻掘并以此为乐，而且越搞名堂越多，于是就有了一套沾沾自喜的体系了。天真的人有时暗暗希望着：“我恨不得死去，看看人家是怎样哭我的。”一个这样的作家持续不断地实现着这一愿望，他正在死亡（或者说他不是活着）……于是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死亡恐惧……[这种恐惧]能以惧怕变化……的面貌出现。死亡恐惧的理由可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他不得不带着可怕的恐惧死去，因为他还没有活过。……我在这样的不眠之夜得出的结论始终是：我能活而不活。第二个主要理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凡是我写过的事情将真的发生。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回来。我一辈子都是作为死人活着的，现在我将真的要死了。我过去的生活比别人的更甜蜜，我的死亡将因此更可怕。作为作家的我当然马上就要死去，因为这样一种角色是没有地盘、没有生存权利的，连一粒尘埃都不配，仅仅在最疯狂的尘世生活中才有一点点可能，那仅仅是一种享受欲的幻想。这是作家。但我自己却不能继续生活下去了，因为我没有活过，我始终是黏土，我没有把火星变成火焰，而仅仅是利用它来照亮我的尸首。”那将是一种独特的殡仪，作家，也就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把这具旧尸首，这具自古以来的尸首交给坟墓。在彻底的忘我（不是清醒，忘我是作家生活的首要前提）情况下用所有感觉器官来享受这种殡仪，或者说想要叙述这种殡仪，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作家。不过这事不会再发生了。
至少在理论上，卡夫卡从他个体的作家身份中觉悟出来。他进一步论证说，这样的作家不仅自己在犯罪，而且还在诱惑读者犯罪：
作家，一个这样的作家的定义及其作用（如果有那么一种作用的话）的解释是：他是人类的替罪羊，他允许人享受罪愆而不负罪，几乎不负罪。
卡夫卡希望忏悔，希望自己有可能放弃写作，至少试一试用几天时间把自己和写字台隔绝。然而，在普拉纳的森林里，在这样充满罪感和绝望的悲剧气氛中，卡夫卡正在进行《城堡》的写作。这是他继堡》手迹《审判》之后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是他生平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他从年初开始动笔，在上面这封信后一个多月放弃。
只有一个代号般姓氏的K被委派为城堡的土地测量员。然而荒诞和悖谬的是，城堡似乎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因为在城堡和它所统辖的世界里，一切有关事宜早已被按照某种法则作了准确无误的登记。事实上，完全就像在《审判》一书中一样，这法则来自某种巨大而无形、同时又无所不在的运作机构，来自某种非理性的权威。城堡的所有成员都生活在一个封闭而精确的世界中，任何移动界石的企图，都会被视为破坏行为而引起怀疑和愤怒。繁复而严密的组织部门、办事认真的官僚和下属、成柜成捆的卷宗和文件……但荒诞和悖谬就在于，那份关于聘用土地测量员的卷宗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于是，像《审判》、《判决》或卡夫卡其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K发现自己罹受了来自非理性权威的“莫名之罪”，陷入了“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或者“悬而未决的不由分说”，于是，斗争开始了。
然而，这并非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至少在主观上，K并非代表着普遍的正义、公正、理性、良知等，而只是代表他自己而要求着进入城堡的权利。他是一个几乎无名的人，就像他的姓氏所暗示的那样：他是一个善意的人，“头脑单纯”；他是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可他并不追求孤独，也不以孤独为荣，他希望安身立命、结婚、建立家庭……在城堡边上的那座村子里，K执拗地坚持寻找通往城堡的道路，从没有生过气，也始终不放弃。他几乎尝试了一切办法，也像《审判》中的约瑟夫·K那样通过女人，因为她们“跟城堡有联系”。然而不管他怎样努力，魔幻般的城堡永远在远处的山R上，在暮色、夜色、阳光或晨曦下出神地存在着，永远令他可望而不可即。
假如人们眼力好，可以不停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是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那些事物，那么人们就可以看见许多许多；但是一旦人们放松注意，合上了眼睛，眼前立刻便变成漆黑一团。
K终因心力衰竭而在斗争中死去。当他尚在弥留之际，从城堡中终于下达了一个决定，它虽然没有确立K在村子里定居的法律权利，但是“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他在那里暂时居住和工作。从本1922年6-9月，卡夫卡在这个名叫普拉纳的村子里他妹妹和妹夫租用的二居室住宅里完成了蝴堡的后九章。那两扇窗子里是卡夫卡的房间。
质上讲，这仍然是一种“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的存在，然而，它与斗争开始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某种全新的含义。悲剧在于：当他尚能坚持，他眼前毫无希望而当希望降临，他却再也无法坚持下去。
作为一部作品的《城堡》，与这部作品中所描述的“城堡”一样，是一座巨大的迷宫，卡夫卡的复调艺术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如此前的作品，《城堡》也表现了卡夫卡的“父亲情结”，那无处不在的绝对权威，犹如《审判》中的法庭，显然可以看做父亲形象的象征，而K进入城堡的愿望最终失败，则意味着父亲的“判决”。城堡也可能象征着规戒的上帝，要是那样，K进入城堡的奋斗就可视为灵魂的救赎过程，而他全部努力的徒然以及在弥留之际所得到的恩典，则象征了犹太教的根本教义之一：人永远找不到通向上帝之路，然而，上帝的恩典却随时可能出现在人的面前，尤其在人彻底“放弃”之时。
然而，如果我们想到，骨瘦如柴而又赤身露体的卡夫卡其实是一个充满体温的人，就能从《城堡》中读出更多的含义。例如，在《城堡》中的“女人们”身上，K留下了他的体温。这些女人是谁呢？按瓦根巴赫和卡夫卡友人维利·哈斯的意见，这些女人身上至少有密伦娜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对K与这些女人接触过程的描写：K跟这些女人在“污秽”中打滚，以至感觉到没有了“故乡的空气”，感觉到令人窒息的诱惑，并因而身不由己，只好一任迷失下去。
关于“污秽”、“肮脏”及其诱惑，我们并不陌生。然而故乡的空气”象征着什么呢？与卡夫卡异曲同工的另一位犹太天才海涅曾经谈及犹太人的贞洁或童贞：
如果让杰西卡[莎士比亚笔下犹太商人夏洛克之女]穿男装，从她脸上就会发现一种难以掩饰的羞怯。也许从这表情中，人们可以看到那种罕见的童贞，这种童贞是她的部族所特有的，并赋予这个部族的女子们一种神奇的魅力。犹太人的童贞也许是他们自古以来对东方的感官和性崇拜进行斗争的结果……我几乎想说，犹太人是一个禁欲的、节制的、抽象的民族……
海涅反复论及犹太民族的贞洁，他对这种贞洁引以为自豪。他认为，这种贞洁被东方式的感官主义和性崇拜所包围，所以尤其显得珍贵。而所谓感官主义和性崇拜，其实就是卡夫卡所说的“肮脏”或“污秽”。如果有机会进行比较，我们将看到，海涅与卡夫卡这两位犹太天才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爱情和性爱问题上都是典型的柏拉图主义者，都有着刻骨铭心的“伊甸园情结”，在一个非犹太的、异教的、感官的世界上，都在内心深处渴望着古老的犹太家园中贞洁的“故乡的空气”。在性爱问题上，卡夫卡有着这样的自我评价：
作为一个小伙子，我在性生活方面是清白的也是无动于衷的。我对它，就像对待相对论一样，漠不关心。
出于生存的需要，卡夫卡被动地卷进了与女人之间不清不白的关系，他内心的向往仍然属于贞洁的犹太人。
在《城堡》的多重复调象征中，有一层重要的象征，那就是非犹太的、异教的、感官的世界，即所谓“生活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密伦娜这样的女性正是这个世界的代表。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位非犹太女性具有典型的感性特征，她是个弄潮儿，或者如她自己所说，“是个凡俗的女人，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一样，一个渺小的、有性冲动的小女人”。这样的女人跟“生活世界”有联系，象征着“生活世界”。如果把她看做爱情、婚姻、家庭的象征，那么，卡夫卡在这里讲出了“生活世界”的基本法则：任何想要成功进入“生活世界”的人，必须首先通过由女人所象征的伦理人际关系网络，即爱情、婚姻、家庭的基本样式。然而，如果仅仅把她们看做女人本身，那么，卡夫卡就讲出了K这类特殊个体的特殊命运：她们是进入“生活世界”的中介。K是谁？是卡夫卡的自传形象还是一般犹太人的普遍象征？答案完全可能两者都是！
他离开了犹太人的故乡迦南，40年来一直在“生活世界”的边缘漂流。他希望进入“生活世界”，并因此而设法接近这个世界中的女人们，在与她们的周旋和纠缠中失落了自身，最终仍未能得以进入她们所象征的世界。他最终发现，她们所象征的世界不仅是一个普遍意义的“生活世界”，而且更是一个非犹太的“他们的-生活世界Csein)Wo就这样，他的流浪逐渐显现出必然的性质：这是一次“证罪”的流浪。
罪是什么？罪是他无法进入“城堡”的事实。罪是死亡的事实。流浪者至多只能获准暂时居住和工作于“生活世界”，而即便这种极其有限的附带苛刻条件的进入，也需要他付出全部生命的代价。
关于《城堡》主要真义之一，勃罗德的一段话作出了绝妙的总结：
在犹太民族漫长的受难史中，人们曾经听到过所有这些声音。K以可怜而又可笑的方式遭到了失败，尽管他曾以那么严肃而又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他始终是寂寞的，在这部长篇小说经过的所有不愉快的场面之上，在所有无辜得来的不幸上隐隐约约地晃着这个口号：这样不行。要想扎下根来，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完全不同的途径。
（第三节）多拉与犹太歌手之死
1·柏林的迦南
1922年8月底，在普拉纳的森林里，卡夫卡最终放弃了《城堡》的写作。当然，在“旷野漂流”之际，他不会完全放弃写作，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在某种意义上是“故意”离开迦南，用生命来作漂流，而写作则可以看做生命的见证。事实上，后来他仍然写出了几篇小型作品。只是，他天生作为作家的禀赋还在等待着全新的机遇。9月18曰，卡夫卡从普拉纳返回布拉格。在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他只写下3篇日记，最后一篇写于12月18日：“这段时间全部躺在床上。昨天读[克尔恺郭尔的]《非此即彼》。”
卡夫卡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开始了寻找和回归犹太之根的努力。他多年来一直坚持学习希伯来语，为移居巴勒斯坦作准备，而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正是古称的“迦南”——那“流着奶和蜜的土地”，上帝对犹太人的应许之地。眼下，为了实现回归迦南的夙愿，他支撑着病体顽强地努力。半个多世纪之后，一位杰出的以色列女教育家回忆了当年她为卡夫卡教授希伯来语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