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从此时开始，卡夫卡进入了他的第三轮创作高峰。完全可以认为，1916年冬至1917年春的那个丰产季节，卡夫卡也通过写作收获了他内心深处多年酝酿的结果，它们来自民族神秘幽远的根系。联系到东欧犹太人依地语剧团访问布拉格时期的卡夫卡，以及后面将要看到的他生命后期的独特景象，我们可以说，卡夫卡内心含蓄地深藏着一个伟大的抱负。从现象上说，犹太民族神秘幽远的根系密布于卡夫卡作品的血肉之间，使其蕴存着犹太民族血肉模糊的生命内涵。一个有力的旁证是，就在1917年初夏，卡夫卡开始正式学习希伯来语，这一努力从此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结。
让我们重新把注意力集中于被肺结核所击倒的卡夫卡。如果说他早晚会完成从“文学之存在”向“信仰之存在”的过渡，那么，这场白死病加速了这一进程。卡夫卡开始了可歌可泣的自救。一方面，他要把自己交托给疾病的“母亲”而不是菲莉斯；另一方面，从现在起，他全部有限的精力必须高度集中地用于争取内心幸福的斗争，这一斗争包括文学的斗争，也包括超越文学的斗争。他必须凝神于对内心幸福的紧张思考和眺望，必须把全部生命悉数投入“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那些空白的八开笔记本急切地等待着他思想的填充。固然，他尚未走到人生的尽头，在此岸还有必须应付的任务，而且此岸最终是人的出发之地，包括此岸的写作此外，在他的思想中还常常疑云密布。然而，不管怎样，他要用他洞穿一切的明澈眼光，穷尽所有可能的道路，让自己站在绝对的深渊之前，从而迫使自己作出最后的选择。这是生死攸关的工作：
我尚未写下那件决定性的事情，我仍然在分心，等待着我的是一件巨大的工作。
看来，随着白死病猝然袭来，卡夫卡复杂的生命格局即将发生本质的变化。然而在此之前，有些事情需要了结。
9月30日，卡夫卡致信菲莉斯，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勇气向未婚妻坦言自己内心的真情。他的话明澈、冷峻、尖利、果断，并潜藏着深深的悲哀，足以催人泪下：
如你所知，在我内部有两个彼此斗争的对手。好的那个属于你，对于这一点，过去几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确信。五年来，不管是通过话语还是沉默，或者通过两者的结合，你始终得以了解这场斗争的历程，大多数时候，这让你遭受痛苦……
两个对手在我内部斗争，或者说，他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我(除一点小小的、苦恼不堪的残余外）。他们一个好，一个坏。他们不时调换角色，使本已混乱的斗争更加混乱然而，尽管受到一些挫折，直到最近仍然存在着可能，使我想象会发生最不可能的事情：……我，在这些年间变得可怜和倒霉的我，会最终获得拥有你的权利。
现在事情突然显示出：失血太多了。想要赢得你的好的一方(现在看来对我们是好的一方）失血过多，反过来帮助了他的敌人。……在内心深处，我并不相信这病是肺结核，至少，在基本上说来它不是肺结核，而宁可说是我总崩溃的迹象，我原以为斗争会持续得长一些，可它不能了。血并非咯自我的肺，而是咯自斗争的一方所导致的一道致命暗伤。
请别问我为何要筑起一道防线。别这样让我出丑。哪怕问一个字，我就会重新拜倒在你脚下，……我的所谓肺结核……是一件武器，与早先使用过的无数其他武器（从“生理上的无能”到我的“工作”、到我的“吝啬”）相比，它似乎更方便、更根本。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这秘密此刻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虽然那远方的黑暗可能会让我相信，那黑暗正降落在我身上，伴随着我想要工作和思想的每一个愿望降落在我身上），但它会变成现实：我好不了啦。原因很简单，那不是肺结核……而是一种武器，只要我还活着，它就会继续表现为一种压倒一切的必然性。但它和我都将死去。
圣诞节快到了，卡夫卡中途暂离屈劳返回布拉格。菲莉斯也从柏林赶来。两人在一起度过了几个“十分不幸”的日子，菲莉斯明确表示她要与卡夫卡站在一起，卡夫卡同样明确表示不接受这一牺牲，不想再增加对她的罪责。他声称将再也不考虑结婚的问题。催人泪下的悲剧已然是尾声了。圣诞之夜，受勃罗德和夫人之邀，卡夫卡偕菲莉斯M去做客，气氛十分紧张。按勃罗德日记所载两人都不愉快，一言不发。”第二天卡夫卡一早7点半就来了，要我陪他一上午。……但他并不需要我当顾问，他的决心下得令人敬佩地坚定。”卡夫卡向勃罗德谈起托尔斯泰的《复活》，他说，一个人只能经历解脱，而无法把解脱写下来。就在这天下午的郊游中，卡夫卡当着菲莉斯和几位朋友的面讲出一番沉郁的话语：
我该做的事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做。对末世该清楚。西方犹太人对此搞不清楚，所以没有结婚的权利。这里不存在婚姻，除非对末世不感兴趣的人，比如商人。
长达五年的峰回路转之后，一场悲喜浮沉的不幸婚事终于彻底了结。1917年12月27日一早，卡夫卡赴布拉格火车站送走了菲莉斯。返回途中，他径直前往勃罗德的办公室。“他脸色煞白，神情变得十分严酷、冷峻。突然，他失声痛哭起来，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可怖的景象。……在那张沙发上，卡夫卡伤心地啜泣着，呜呜咽咽地说夕非要有这样的事不成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泪水沿着他的脸往下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卡夫卡这样张皇失措。”第二天，卡夫卡在写给奥特拉的信中说昨天下午我哭了，把我成年以后所有的哭泣加在一起，也没有昨天下午这么多。”
15个月后，菲莉斯与柏林一位富裕的犹太商人结婚。勃罗德将这一消息委婉告诉卡夫卡，“他激动了，心里充满对这新的婚姻的最真诚的祝愿，这也化成了他自己极大的喜悦”。菲莉斯婚后生一子一女。1931年，菲莉斯举家迁往瑞士。1936年，一家人又在纳粹崛起的狼烟中移居美国。1955年，她向卡夫卡文献的出版商提供了卡夫卡全部的情书。1960年10月15日，菲莉斯在美国溘然而逝。
（第三节）向死而生
1“精神邻居”克尔恺郭尔
随着菲莉斯的离去，1918年开始了。新年伊始，卡夫卡即着手为内心的“重大工作”找基础。新年第一天，他第三次向公司提出退休申请，然而只获准延长假期至该年4月底。他立即返回屈劳，完全中止了日记的写作，全力以赴研究马丁·布伯和克尔恺郭尔的思想，为自己下一步在八开笔记本中的思想表述作准备。从卡夫卡与勃罗德通信中的讨论可知，他感到了强烈的挑战。他发现，这两个人的书都是他理想中那种“世上独一无二的书”，其中的思想“都是特意用尖得不能再尖的笔正确而精细地写就的”，这些思想导向绝望，“令最健康的肺也会喘不过气来”。然而，卡夫卡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某种程度的自负这些书，只有当人们确实胜过它们一筹时，才能写，才能读。”他显然是在暗示，一旦轮到他动手的时候，他就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更绝望的思想、更理想的书。“可是如此一来，它们的丑恶便从我的手底下长出来。”
到春天的时候，卡夫卡通过大量阅读发现，克尔恺郭尔和自己原来是精神上的邻居，在气质上、生理上、婚姻上、思想和作品的“自传性质”上，两人都极为相似。但是他发现，在表达方式上，他与克尔恺郭尔恰好相反。克尔恺郭尔是那种“精神上的父亲或导师”类型，他的思想基本上都是正面的表达。例如，克尔恺郭尔曾以绝对的自信声称，只要他愿意报一个价，就会“让整个欧洲的基督徒化为乌有”，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徒有基督徒的称号，其思想和行为却与真正的基督徒相去甚远。卡夫卡则不太习惯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所以他发现，“他从一个邻居变成了一颗明星，这里表达的既是我的钦佩，也是我产生同感时的某种寒冷”。卡夫卡认为自己并不害怕接受来自克尔恺郭尔的挑战，他暗示，他将来的思想表达将采取接近生活“阴暗面”的方式：
比如在《恐惧和颤粟》中，他的正面思想扩大得巨大无比。只有当出现某个人(例如一个普通舵手）时，只有当有人认为（我就是这么看的）这种正面思想升得太高了的时候，这种扩大才会停止。他看不到普通的人(但奇怪的是，他却非常懂得如何与普通人攀谈），却把巨大的亚伯拉罕画入云端。
卡夫卡对克尔恺郭尔的宗教观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他用一惯的刻薄语调准确地写道：
克尔恺郭尔一句话都不必说，仅他的立场本身似乎就已经在反驳你了。因为在克尔恺郭尔看来，与神的力量的关系是不能由任何外人来加以评论的，也许可以说，甚至连耶稣自己都无权判断他的那位后继者[克尔恺郭尔]已经走了多远。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克尔恺郭尔来说是个末日审判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世界灭亡后才能答复(假如还有必要答复的话）。
卡夫卡无意中站在犹太教的立场上质疑克尔恺郭尔的基督教立场。然而他显然未能认识，无论犹太教还是基督教，在信仰问题上都没有理性的余地，他可能尚未读到克尔恺郭尔的一句名言：信仰就是把理性的眼睛挖出来！信仰就是“绝望的一跃”！卡夫卡出于自身气质的局限，尚陷身于“理性的梦魇”之中。这个问题，他要等到生命弥留之际才会找到自己的答案。眼下，通过整整一个春天的阅读和思考，他认为自己己经把握了克尔恺郭尔，并在致勃罗德的信中声称：“克尔恺郭尔有时候是难于理解的，与我联系起来看就容易理解了。”仅就思想而言，卡夫卡的自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后来着名的八开笔记本充分显示了他克尔恺郭尔式的穿透力。然而，在克尔恺郭尔特别强调的具体生活内容方面，卡夫卡的自负却多少显得有些可笑。因为克尔恺郭尔作为人类精神史上着名的“信仰骑士”和“无限性骑士”具有堪称完美的精神品质，主要体现在他的婚事方面。克尔恺郭尔跟卡夫卡一样具有深入骨髓的“婚姻恐惧症”，与未婚妻雷琪娜订婚之后，即陷于卡夫卡式的惶惶不安与犹豫摇摆，最终也以解除婚约而告终。然而，此后的克尔恺郭尔承受住了远甚于卡夫卡的巨大孤独，彻底弃绝红尘，义无反顾，无比坚定地走向信仰。在这一点上，卡夫卡无论如何无法与他的“精神邻居”相比拟。与菲莉斯挥泪诀别后，他多次表示今生绝不再提婚事问题，然而，他的气质决定了他无法完成自己的决定。卡夫卡这样的人始终会耐不住寂寞，会像他为之辩护的“普通人”一样，再三陷入婚事或情事的纠葛，如他自己所说，“在人世间的肮脏和污秽中打滚”。
然而，不管怎样，在人类精神世界浩繁的群星中，卡夫卡本能地选择了克尔恺郭尔，他的无意识不会欺骗他。无论目前的局面是“悬而未决”还是“向死而生”，卡夫卡的深层心理都需要一位能够产生特殊“疗效”的人。就卡夫卡的具体“症状”而言，这个人非克尔恺郭尔莫属，即便不考虑两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也是如此。在人类精神史上，克尔恺郭尔是那种“绝对单数性质的人格”，不仅如此，他更是着名的孤独人格。在可能进行比较的范围内，克尔恺郭尔一生所承受的孤独无人能及。在巨大的孤独中，在极其恶劣的人际关系中，他还要承受忧郁、神经症和生理疾患的折磨。凡此等等把他置于焦虑的绝境，这种绝境意味着绝对的虚空和死亡。然而，克尔恺郭尔也是魔法大师，他把焦虑变成了一所“焦虑学校”，他在其中学到了在其他任何地方无法学到的真理，“学过了由可能性所提供的不幸之教程”，由一位失去一切的人变成一位“无限性骑士”、一位“信仰骑士”。克尔恺郭尔的信仰是被无限性所砥砺的信仰，它没有彻底摧毁焦虑，却在焦虑的阵痛中不断发展自己，从而得以永葆青春，向无限性生长，为人类留下他的宝贵遗产，也就是卡夫卡此时此刻所研读的《恐惧和颤栗》、《致死之病》、《非此即彼》、《人生阶段论》、《再现》（《重复》）、《瞬间》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克尔恺郭尔强调焦虑的重要性，强调直面焦虑的必要，强调“绝对的一跃”的勇气。所有这一切，对于“向死而生”或“悬而未决”的卡夫卡都意味着多重含义的“疗效”。克尔恺郭尔既是精神邻居，也是对立面和对话者，在绝境中转移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刺激他思想的活力，其主要结果之一就是卡夫卡八开笔记本里珍贵的思想宝藏。它的丰富和深邃，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已有过较为详细的说明。
2·第三次订婚：尤丽叶·沃莉泽克
1918年4月30日，卡夫卡再次回到布拉格这位“带爪子的小母亲”身边，一面重返公司上班，一面继续操演思想，锤炼他的箴言，这成了他1919年11月的《父亲》之前唯一的写作工作，其结果就是八本着名的八开笔记本。屈劳乡下美好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使他大大恢复了元气，让他逐渐有能力协调自己的生活，上午上班，下午学习希伯来文，或前往布拉格郊外的果园参加“劳动生活勃罗德与他见面的时间大大减少了，但也偶尔找他一道去散步或游泳。这样一种有规律的生活也让卡夫卡产生了某种充实的感觉。对肺结核这另一位“母亲”，他仍然不把自己交给医学文明，而是交给这位“母亲”。他不去住院疗养，而是紧紧拉着“母亲”的裙边。
一切似乎都好。然而，生活这位大魔法师永远都会演出令人措手不及的事件。10月中旬，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号称当代黑死病的“西班牙流感”横扫欧洲，也再次打倒了卡夫卡，不仅摧毁了他正在逐渐恢复平衡的身体机能，而且并发可怕的双侧肺炎，令他生命垂危。等他好不容易康复过来，拖着虚弱的身子回公司上班，却发现物是人非。原来，战争结束了，原来的奥地利（即奥-匈帝国）解体为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五天前，原来的波希米亚王国变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他所在的布拉格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也变换了性质。
和平时期又开始了。然而这似乎与卡夫卡无缘。“在和平中你寸步难行，在战争中你流尽鲜血。”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对卡夫卡这样一个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回公司上班不到一个星期，感冒复发，高烧、盗汗、呼吸困难，不一而足。“母亲整日哭泣，我尽力安慰她。”父亲一直被隐瞒着儿子肺病的病情，现在看到他双病缠身，一反平日的严厉，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在门口站住，伸长脖子看儿子躺在床上，关心地举手打招呼，以至卡夫卡“止不住幸福地哭起来”，甚至以后回忆起来“不禁又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