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白死病”：遭遇“悬而未决”
1917年8月初，卡夫卡在游泳时吐了几口鲜血。8月13日凌晨，在为婚事租下来的那套公寓里，当卡夫卡还在睡梦中时，大咯血开始了。第二天夜里又吐了一点血。接下来就是越来越严重的咳嗽、发热、出虚汗等症状。9月4日，卡夫卡被医学权威确诊患肺结核。
在卡夫卡的时代，肺结核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号称“白死病”，与恐怖的“黑死病”相对应。这不仅因为它具有高度的传染性，更因为当时尚无特效药。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肺结核患者固然不会像诸如癌症、坏疽、破伤风等患者那样必死无疑，但会被置于生死未卜、“悬而未决”的境地，与梅毒特效药发明之前梅毒患者的情况类似。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被颇为恰当地称为“白死病”，充分表明当时人们对它的恐惧。
卡夫卡感染肺结核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时肺结核正随着战争四处蔓延，格外猖獗。据战后数年所作的统计，仅布拉格一地，因感染肺结核而死亡的人数就达全部死亡人数的三成，健康带菌者更是不计其数。肺结核的致病因素除直接接触外，还包括环境、情绪、遗传等等。有研究者认为，卡夫卡因只吃素食，大量饮用新鲜生牛奶，很有可能是他的主要致病因素。此外，与他严重的焦虑和不安、超负荷的写作、过度的体育锻炼大概也有关系。
得知自己感染肺结核，卡夫卡的第一反应是退休。他当天就向所在公司提出申请，未被批准，而是同意他休假三个月。卡夫卡立即着手准备赴波希米亚北部小村庄屈劳休养，因为与他感情甚笃的小妹奥特拉在那里代为经营着姐夫的一个小农庄。第二天，卡夫卡致信勃罗德，请他就肺结核及休假之事暂守秘密，不要告诉他父母和其他相关人士。在这封信中，卡夫卡用表面上镇定的语气对肺结核的必然性进行了首次讨论：
此外你在那里说，我很轻浮。[事实恰好]相反，我太精打细算，《圣经》已预言了这些人的命运。但是我不诉苦，今天比以前更不大诉苦·我也预言了自己的命运。你记得《乡村医生》中的流血伤口吗？今天F·[菲莉斯]的信到了，语气平静、友好，没有任何补充，完全像我在多少次梦中所见到的那样。现在难以给她写信了。
卡夫卡一下子就把自己的病上升到文学象征和隐喻的高度，那就是克莱斯特式的“伤口”。卡夫卡在信中紧接着就提到菲莉斯，这绝非偶然，而是希望表明：菲莉斯则是绽放这生命伤口的根本原因。在接下来的一篇曰记中，他对这一点作了确切的补充说明：
肺部的感染只是象征，它的发炎叫做F·[菲莉斯]……
再往后，在着名的八开笔记本中，他写下如下这段闻名遐迩的结如果我在不远的将来死去或完全失去生活能力（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我最近两个夜晚已连续咳出大量的血来），那我就可以说，是我撕碎了自己，……世界(F·[菲莉斯]是它的代表)和我的自我在难分难解的争执中撕碎我的躯体。
也就是说，在确诊患肺结核的第二天，卡夫卡就对整个事情盖棺论定。换一种更残酷的表述，他预感中一直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的确，以卡夫卡的敏感、神经质和绝顶的聪明，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一意孤行坚持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在走钢丝、在玩命、在铤而走险，这就是他9月5日致勃罗德信中所谓的“精打细算”的生活方式。要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出问题反而是奇迹，出问题倒在情理之中
卡夫卡的悲剧就在于，就像当年另一位高度神经症的艺术家凡高一样，他因感染肺结核而被“悬置”了。我们早已知道，卡夫卡极度恐惧“悬而未决”，并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成为人生和艺术的魔法师，试图通过他的心理巫术对自己的生活加以“绝对的把握”。然而现在，生活这位最伟大的魔法师给他开了一个冷酷至极的玩笑，把他悬置在他最恐惧的事物之中。
仔细想来，卡夫卡内心所受的煎熬一定是惨不可言。最终结局“悬而未决”，但一口一口的鲜血却又是那么确切无疑。如果换一个不那么神经质的人，这个人可能会因此而振作起来，就像生活中不少“抗癌英雄”，凭着必胜的决心和勇气与生活对话，走出死亡的阴影。然而对于极度恐惧的卡夫卡，一旦遭遇“白死病”，大概多少就有点“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味道了。他在各种场合就肺结核一事所作的自我诊断、自我评价和自我分析，在深刻和睿智之余，常常也交织着抱怨的情绪。例如，据勃罗德说，他会用幽默的语气说，他没想到自己会得这个病，他“本来以为上帝对他会好些”。当搬运工推着小车为他取行李时，他会说他们来搬我的棺材来了。”休养一段时间后，体重增加，他又会说这就给今后尸体的搬运增加了难度。”在疗养院中，当别人称赞他戴的帽子让他看起来像飞行员时，他的回应是“像横卧员”。诚然，天才而幽默的抱怨木是卡夫卡的习惯，然而此时此刻却泄露出内心的脆弱、冲突和痛苦。
Tobeornottobe·放弃还是坚持？面对“悬而未决”的肺结核，卡夫卡无法决然地“向死而生”，而是陷入“悬而未决”的“悬而未决卡夫卡的不幸就在于，他被生活这位大魔法师所催眠，为“悬而未决”所着迷，陷入一种无意识的消极状态。但是，他绝非像某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不想治愈自己。这年，卡夫卡34岁，他的生命将在一种“悬而未决”的“向死而生”中展开，七年之间，形成离奇悲壮、哀婉伤痛的风景。
9月9日，卡夫卡致信菲莉斯，告知实情，并表明自己的困惑突然发病并不令我惊奇，咯血我也没觉得吃惊，因为这许多年以来的失眠、头痛己经埋下大病的隐患，而这病是肺结核却令我十分吃惊。”9月12日，他在奥特拉的陪同下前往屈劳，在妹妹的精心护理下，度过了自称生平最幸福的8个月，这段时光他称为“美好的小小的婚姻”。9月15日，他在日记中警告自己：
只要有完全的可能性，你就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别放弃这种可能性。如果你继续坚持在自己内部深处翻掘，那么你将无法避免由此泛起的污秽之物。但是，别在其中打滚。你认为肺部的感染只是象征，它的发炎叫做F·[菲莉斯]，它的深度是自我辩解的深度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医学上的忠告（光线、空气、太阳、休息)也是象征。抓住这个象征在这段话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对“伤口”深度的理解，他的意思是说，别再像过去那样偏执，别执着于自我辩解，因为辩解越深，“伤口”就越深。看来他己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渴望获救。
然而，在9月18日的日记中，他又写下这样一条含义不明的短语：“撕碎一切(Teareverythingup)。”与此同时，他致信勃罗德，表明他卡夫卡最喜爱的妹妹奥特拉对疾病的最终态度。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态度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点：
当然这里存在着创伤，其象征仅是肺部创伤……
我现在对肺结核的态度，就像一个孩子对母亲的裙边的态度，抓着不放。如果这种疾病来自母亲那儿，事态将更明确，那么母亲将以她无穷的细腻来进行这种服务，不管是否理解这件事情。我不断寻找着这疾病的产生原因，因为这病并不是我力争得来的。有时我觉得大脑和肺在不为我所知的情况下取得了相互的信任。“这样下去不行。”大脑这么说，五年后肺宣布站在大脑一边。
所谓“五年”，就是他与菲莉斯婚事纠葛的五年，卡夫卡显然是在暗示，他将与就要到屈劳来探望他的菲莉斯摊牌了。“婚床在我面前缓缓展开。但它不会展开的。”卡夫卡决心把自己交给疾病这位“母亲”，而不是菲莉斯。他在这里又一次运用了“精打细算”的逻辑：他把赌注押在了这位“母亲”的性质上。
如果那是一位必然性的“母亲”，那么他的任何努力都毫无意义；如果那是一位偶然性的“母亲”，他也就存在着获救的希望。当然，这种姿态卡也与他坚持多年的“自然疗法”(亦称“顺势疗法”）有关。总之，无论偶然还是必然，都轮不到菲莉斯，因为这位令他一往情深而又痛苦莫名的人正是代表世界撕碎他的人。卡夫卡知道自己的人生到了关键时刻，在与菲莉斯的关系问题上，他决不能再像往常那样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是否能抓住得救的可能，全在此刻一念之间。他要牢牢抓住疾病这位“母亲”，而放弃菲莉斯。
稍后不久，在着名的八开笔记本中，卡夫卡对关于“疾病之母”的思想进一步作了深刻的阐述。在那里，卡夫卡对肺结核的偶然性或必然性问题似乎有了更确定的认识，他把疾病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
你说，你对此不能理解。但你还是不妨试着去理解它，把它称为疾病吧。这是心理分析家们自以为发现了的许多病理现象之一。我不把这称为疾病，而将心理分析学的治疗学部分视为一个无可救药的误区所有这些所谓的疾病，无论它们看上去是多么可悲，都是信念实体，是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在某一块母亲之土上扎下的根；同样，心理分析学认为宗教的起源也无非在于单个的人的“疾病”之中。当然今天没有宗教的共同体，分支不计其数，而多半又局限于单个的人，可是这种看法也许跟受现实局限的视野有关这种在真实的土地上的扎根也许并不是人的单个的财产，其实质是有先例的，而其后还将朝着这个方向继续改造其实质(也包括其肉体)难道要对此进行治疗吗？
9月20日，菲莉斯经过30小时的旅程前来屈劳，然而不快而返。“……我本来应该阻止她来。如我所见，她遭受着极度的不幸，这根本上是我的罪过。我无法克制我自己，既可怜，又冷酷……她无辜而备受折磨，折磨她的人还是我。”
虽然尚未彻底了结，菲莉斯己然离去了。“马车载着她和奥特拉绕着池塘行驶，我抄了条近路，再次走近了她，这日子就随着她的离去和一次头痛(我的行动的残余)而结束了。”
（第二节）抱负与伤逝
就在菲莉斯离开屈劳的这天晚上，卡夫卡梦见父亲。梦中的父亲“带着高雅而苦涩的微笑”在人群中受挫，而梦中的他则罕见地体会到对父亲的惺惺相惜之情。是啊，五年之情之痛，一旦弃绝，人就全然失落于可怕的虚空，就不得不希望伸手抓住最根本的生命联系。那除了父亲，还能是谁？一生的不幸，曾经都推诿于父亲，然而，如果真要凭着曰常生活的良心去看，父亲究竟有什么错？父亲不过代表着生活向我们提出了要求，这恰好是他作为父亲的爱心使然。如果他错了，那是因为生活错了。当我们因生活之错而失落，父亲会痛，如果我们因此而指责父亲，难道不是让父亲痛上加痛？梦泄露着无意识的秘密，虽然意识不会如此清楚地提出问题，意识会抗拒。然而不管怎样，卡夫卡在内心体会和掂量着“父亲”的含义。曾几何时，因为“父亲情结”，他走向菲莉斯，当菲莉斯代表世界撕幵他存在的“伤口”，他不得不回到出发之地，以另一种伤痛的眼光着迷于菲莉斯、世界、死亡以及“一位父亲”之间的关系：
[设想]与F·[菲莉斯]对话的轮廓：
我：这么远我就带来这个。
F：我这么远就带来这个。
我：这么远我带来了你。
F：的确如此。
话虽这么说，我还是愿意把自己交托于死亡。一种信仰的残余。回归一位父亲-伟大的赎罪与和解之日。
这“一位父亲”就是那位父亲？或者又不仅仅是那位父亲？甚至干脆就不是？他是赫尔曼·卡夫卡？或不仅仅是？或干脆不是？谜一样的卡夫卡再次设下了神秘的谜，然而我们仍能凭直觉感到，那是他犹太根性的复苏和思忖，那是“一种信仰”在召唤。后来，在弥留的日子里，他会给我们答案。眼下，无论“悬而未决”还是“向死而生”，这位用生命作赌注的冒险家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己不会很多，而想到了彻底的交托和放弃——这是信仰的前提。人的尽头就是信仰的可能性的王国，是绝对的彼岸。对于一位走到人性尽头的人，这个王国的存在至高无上，当然也在文学的存在之上：
我仍然能从《乡村医生》这样的作品得到一时的满足，假如我还能写出这类作品的话（已经几乎不可能了）。然而，只有当我能把世界升华为纯粹、真实、不可改变的世界，我才能得到幸福。
“精打细算”的卡夫卡清楚自己，正如后面将看到，在弥留之际，他将最终确认自己内心的事实：他来自另一个被彼岸恩典所祝福的地方，而他在此岸的目的只是暂时地流浪。眼下，他己正式把这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这一问题在东欧犹太人依地语剧团访问布拉格期间就己提出。此外，与菲莉斯重修旧好后，他对犹太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不仅高度关注，而且付出大量实际行动，并最终感动了菲莉斯，让她也自觉认同于自己民族的不幸与希望，自愿参与了“柏林犹太人之家”的组织建设和授课工作，用热情的奉献赢得学生们的爱戴，赢得同仁的称赞和尊重。在菲莉斯的奉献背后渗透了卡夫卡的惨淡经营。1916年8月2日他向菲莉斯写道：
无论如何你都不要因为你不是很熟知的犹太复国主义而对犹太人之家感到害怕。通过这个犹太人之家的另外力量正在进行并起着作用，对这些力量我相反更放在心上犹太复国主义现在至少处在一种外在的顶峰，它对大多数的活着的犹太人来说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它仅是通往更重要部分的一个过程。
一个多月后他再次向菲莉斯写道：
……[现在柏林犹太人之家的参与者们还无法做出什么成绩，因为他们还不太了解其中的意义，还不是十分明朗。然而，一旦他们理解了其中的意义，他们就会倾注自己的心血，竭尽全力，做出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这在另一个方面意味着很多，而且本身就意味着很多。我认为所有这些工作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存在着联系，虽然对你未必如此。这一联系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柏林犹太人之家将从犹太复国主义汲取充满活力的斗争方式，那是始终生机勃勃的青春力量，在其他方式失败的地方，这种力量却从犹太民族深厚的历史遗产中得到祝福，并因而得以点燃民族热情的火焰。我认为，没有这样一种界定，犹太复国主义就无法生存。
又过了一个半月，卡夫卡向菲莉斯承认，他在读一篇作品时被击中了心头的隐痛：
在读到某一处时，我不得不停下来坐到沙发上大哭一场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哭过了。
这部作品是德国犹太作家A·茨威格的悲喜剧《匈牙利的宗教谋杀》。正好在卡夫卡出生前一年，匈牙利埃斯纳地方发生了一起单凭流言飞语审判和杀害犹太人的事件，《匈牙利的宗教谋杀》就以此为题材，揭露该事件的本质是对犹太人的宗教迫害和谋杀。在很大程度上，卡夫卡读这部作品的动机是文学研究，但仍然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悲恸。他被击中的隐痛不是别的什么，正是他心灵深处的“犹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