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面这封致父母的信中有一句话特别值得注意你正是我自小模仿的偶像。”无论此刻这句话是否出于卡夫卡的真心，它都反映了实情。卡夫卡身上的确禀有父亲赫尔曼的顽强生命力，只不过他不像父亲那样把这生命力投向外部世界，而是转向内心，转向“他的-文学存在”。从这方面说，这份巨大的能量的确是他从父亲身上继承的财富。而柏林“审判”再一次启动了这份能量，加速了他走向自由作家的进程。
卡夫卡打下了如意算盘，然而命运的神秘却是我们每个人无法超越的宿命。就在写下上面那封信的第三天，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卡夫卡当时的祖国奥地利点燃。他赴柏林当自由作家的计划遂成泡影，再次被布拉格这位“带爪子的小母亲”抓住不放。眼下，两个妹夫都被征入伍，他自己因身体虚弱得以免除兵役。人妹妹艾莉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31岁的他不得不生平第一次离开了他一直认为无法忍受的家庭，临时性地过起了名副其实的单身汉日子，东搬西迁，试图租到一间不为噪声所苦的房子，以保证自己能静心写作。由于有关亲戚被征入伍，他现在不得不每天下午到家里那座木棉厂上班；由于战争乃非常时期，这一责任没有像平时那样令他产生严重焦虑，但他还是在日记中写道我在我身上发现的无非是狭隘、优柔寡断，对好战者的嫉妒、仇恨，我以不可抑制的热情愿这些人得到所有坏的报应。”
不管怎样，他现在不用无休无止地写信、收信、写信了。要知道，多半由于这些情书，他在一年半之内几乎什么都没写成。就在人们拿起武器走向战场和流血的同时，卡夫卡也拿起了自己特殊的武器，走向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战场。“描写我梦幻般的内心世界，这个念头高于一切，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那些次要的事情以可怕的方式枯萎了，而且现在还在继续枯萎着。只有这——描写我梦幻般的内心世界才能使我满意。”卡夫卡进入了写作状态，“事实已经证明，我这种有规律的、空虚的、令人神经错乱的独身生活是行之有效的；我可以重新与自己对话，我再也不凝视天空了。只有这样，我才有一个转机”。
不难想象，对于战争这种最大规模的“人群事件”，这种本质上属于“超级伦理-人际关系”的突发事件，卡夫卡不会有什么兴趣和好感。然而，战争和“审判”一样，为他提供了思考和联想人类及个人命运的丰富契机我的思想老是同战争混在一起，它以折磨人的方法，从各方面无情地吞噬我。我现在的思想，同以前菲莉斯给我带来的烦恼是一样的。”在孤独中，在自我拯救的渴望中，顶着身心内外各种烦恼，忍着失眠、头痛和各种神经衰弱症状，卡夫卡开始没日没夜地写作，进入了自《美国》、《判决》和《变形记》之后又一个创作高潮。
就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卡夫卡的日记中出现了一个虚拟的名字——约瑟夫·K，他就是后来卡夫卡重要的长篇小说《审判》（又译《诉讼》）中的主人公。到10月初，这部书最初几章的写作业已完成。与此同时，8月里，卡夫卡在日记中写下高度写实主义的小说片断《回忆卡尔达铁路》。小说背景是俄国偏远内地一条因资金匮乏而被迫停工的铁路终点处，主人公出于“各种与此无关的原因”，把自己忘却在那荒僻而恶劣的自然条件中，孤零零而津津有味地与寒冷、老鼠和疾病打交道，也时不时要被迫面临粗鄙的人际关系。在这个片断中，主人公越是显得若无其事，读者似乎就越是有一种恶梦般的感受。10月初，他写出了《美国》最后一章的片断，基本上完成了这部他曾经担心永远无法完成的长篇小说。
11月底，卡夫卡完成了重要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在这部笔法极为精细的作品中，人们看到，一架以“要公正”为宗旨，而且其技术性能高度精确和严密、结构复杂无比的军用行刑机器，其实质却是一架荒诞而悖谬的谋杀机器。经审判而被判决在这架机器上接受死刑的对象既不知道对他所作的判决，也不知道自己被判决了，更谈不上为自己辩护。行刑的军官是对这一“不由分说”的司法方式绝对忠实而狂热的信徒，正因为如此，当这一司法方式受到“局外人”质疑时，军官便知道“时候到了”——他自己取代受刑的犯人躺到机器中。他非常清楚，只有通过自己的献身，才能证明这一司法方式并非悖谬和荒诞的。然而就在他为象征自己司法信仰的机器献身之际，悖谬而荒诞的谋杀却进一步走向悖谬和荒诞的极端和髙潮：机器解体了，它并未按照原来的严格设计伴随行刑过程在他身上精确地剌出“要公正”的字样，而是在解体中以疯狂的杀戮将他置于死地。而死后的军官“面容一如生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罪恶得到赦免的痕迹。别人从机器中所得到的，军官可没有得到。他的嘴唇紧闭，眼睛大睁，神情与生前一模一样，他的脸色是镇定而自信的”。可是——卡夫卡特别指出——“一根大铁钉的尖端穿进了他的前额”凡《在流放地》也跟卡夫卡其他作品一样具有复调艺术的明显特征。卡夫卡以局外人的身份，站在超越性的高度，对当时狂热的战争进行了冷静而深刻的反讽和批判。然而这种批判绝不仅仅具有表面的意义，毋宁说它是对人性以及人类生存状态进行更深刻检讨的结果。这位“最瘦的人”、这位父亲的儿子和“恋诗歌手”、这位法学博士很清楚什么叫“不由分说”的审判和判决。他多半还意识到不由分说”的审判和判决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其后存在着人类整体生存状态“悬而未决”的背景。
1915年初，卡夫卡完成了《审判》这部里程碑式的名着。
银行高级职员约瑟夫·K，在30岁生日那天早晨突然以“莫名之罪”被捕了。一个神秘的法庭向他宣布了这一“不由分说”的逮捕之后，仍让他保持了与平时无异的一切自由。即便法庭的传讯也没有否定这一自由。要么某一天他会接到一个电话通知，要他到法庭接受初审，然而却并未硬性规定具体的时间，也没有说明详细的地址；要么就是再次开庭受审的通知始终不来；要么就是仅仅因为K的迟到就声称不再有审讯K的义务了。换句话说，法庭把K置于一种“悬而未决”的悖论状态。K无法忍受这种“莫名之罪”和“悬而未决”。更准确地说，他无法承受这种“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或“悬而未决的不由分说”。他要反抗法庭所拥有的非理性的权威，他要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为此甚至不惜利用有关人士，包括女人。在贫民区一幢楼房的顶楼，他终于找到了法庭，但它并非那个神秘的法庭本身，而只是它辖下的一个初级法庭。换句话说，那神秘而无形的法庭本身也是某种悬而未决的存在。
在那个初级法庭里，K针对逮捕者发表了尖锐的演说。他首先对审判的性质作出自己的界定：“只有在我承认它是一次审讯的情况下，它才称得上是审讯。”在长篇演说结束时，他慷慨陈词：“在这个法庭的一切活动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个机构不仅雇用了受贿的看守、愚蠢的监督和最大优点就是稀里糊涂的预审法官，而且还拥有一批高级的和最高级的法官，这些人还有无数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包括听差、文书、警察和其他许多助手，也许甚至还有刽子手。……为什么要有这个庞大的机构呢？它的存在不外乎把无辜的人逮捕起来，对他们进行莫名其妙的审讯，大多数情况下……毫无结果。正因为整个都是这样毫无意义，那又怎么能够避免官员中的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的现象呢？”不难想象，K的演说只能是一种浪费表情的荒诞，他在猛省之后断然离去。初审之后，再次受审的通知始终不来，K又主动前往察看。他在那里发现，所谓法律文书不过是些色情小说，而供被告坐着等候的长廊似乎没有尽头，令人窒息。后来一位知情的艺术家告诉他，几乎每一幢楼房的顶楼都有法庭的办事机构。受到指控的人都将遭到判决，几乎无人能够幸免。这显然就是K在法庭演说中所指出的那个其控制力无所不在的超级运行机构。站在小说之外我们也许能够说，这一机构既暗示风雨飘摇的奥地利政权，也影射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战争，更是人类整体生存状态某个侧面的象征，或者更简捷地说，法庭就是“生活世界”的代表。
在与神秘无形的法庭和悬而未决的命运作斗争的过程中，在与非理性权威的较量中，K在一座大教堂里遇到法庭监狱的一位神父神父告诉他判决不会突然作出来，而将以悬而未决的方式逐渐发展。神父认为他应该看到自己的问题：他利用外界尤其是女人的帮助太多了，而那并非真正的帮助。正当他絮絮叨叨为自己辩解时，神父突然在教堂的讲坛上厉声嚷道你的目光难道不能放远一点吗？”
这是愤怒的喊声，同时又像是一个人看到别人摔倒，吓得魂不附体时脱口而出的尖叫。
一阵沉默之后，神父应K的愿望，而且也许还怀着歉意，走下讲坛。交谈中，他向K讲述了着名的故事《在法的门前》。神父大概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K，那个神秘无形的法庭并不会向他提什么要求。
如果你来了，法院就接待你；如果你要走，法院就允许你离去。
神父是谁？他这句神秘的隐语又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中包含着几乎无限多种解释的可能。法庭是罪的对立面，而罪乂取决于你是否愿意面对法庭。如果像刚才所说，法庭就是“生活世界”的象征，那么“罪”就意味着当事人与“生活世界”的疏离或异化。沿着这一逻辑继续发展下去，神父的话就成为一种解放的暗示：在“生活世界”面前，一个人有罪与否，完全取决于他对“生活世界”的态度。他可以满足于成为克尔恺郭尔所谓的“资产阶级实利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他内心或行为上任何背离“生活世界”的倾向都意味着罪。然而，这个人也可以选择克尔恺郭尔式的反叛之路，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就不复存在，相反，它倒成为被质疑、被否定、被审判的对象。
谁审判谁？这是一个问题。无罪的人审判有罪的人？有无相反的可能？忠贞者审判不忠者或失贞者？有无相反的可能？父亲审判儿子？有无相反的可能？“生活世界”审判“现象世界”··有无相反的可能？“异化”的人审判“变形”的人？有无相反的可能？大众社会审判它的叛逆者？有无相反的可能？多数人审判少数人？有无相反的可能·基督徒审判犹太教徒？有无相反的可能？人群审判个人？有无相反的可能？结婚的人审判单身汉？有无相反的可能？幸福的家庭审判不幸的家庭？有无相反的可能？“正常人格”审判“反常人格”？有无相反的可能？精神病院审判精神病人？有无相反的可能？……的确，谁审判头几页和最后几页的手迹判谁的问题终生纠缠着卡夫卡，成为他的情结，并使他得以成为“权力问题专家”。这是卡夫卡之谜中引人入胜的一道主旋律，是卡夫卡终生与之纠缠不清的实际问题，也贯穿了他所有的作品，并通过《审判》中这位神秘神父的神秘暗示令人蓦然震惊。
那么，按照这样的思路，神父是谁？是智者？是先知？是精神的父亲？是“现象世界”的代表？是上帝的代表？是犹太人的上帝的代表？是卡夫卡内心的某个“自性”（Se〖f)·或是永远不可破解的神秘？
所有的解释都有可能。例如，神父为什么不可能是卡夫卡自己呢？除了他自己，谁还能像神父那样看到卡夫卡在人生策略上的问题呢？神父忠告K，他利用外界和女人的帮助太多了，这样的话如果不是出于卡夫卡自己内心，还能出于别的什么地方呢？神父说，判决不会突然下达，而只会以悬而未决的方式逐渐发展，如此深邃的洞见，其专利除了卡夫卡，还能被谁拥有？甚至，神父在讲坛上那声愤怒的、脱口而出的尖叫，其神经质的程度，其关切的程度，如果不是卡夫卡自己，谁还能喊得出来？我们早已知道，卡夫卡是魔法大师，是谜，而这位神秘神父正是他给我们布下的神秘谜局。
在《卡夫卡传》和其他各种场合，勃罗德坚持强调卡夫卡作品中的宗教意义。如果这样，神父也有可能在暗示“原罪”的概念。如本书第二章所见，卡夫卡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专家”。无论“法”是否约定俗成，在它之外还存在着某种本质的东西，那就是与生俱来、真正“不由分说”的原罪。也许，存在着一个更髙的悖论。也许，他可以勇敢面对神秘无形的法庭，穿过悬而未决的道路反抗“莫名之罪”，反抗不由分说的判决，然而他永远无法洗清那本质的原罪。正是这真正“不由分说”的原罪，让他“虽死而羞耻心犹存”。要是这样的话，K的一生就可以看做被“莫名之罪”所压倒的一生。而在《审判》中，我们看到卡夫卡思想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迹象，那就是，那位神秘而“毫无疑义”地有着友好意图的神父一一那位上帝的代表，应着K的愿望，而且也许还怀着歉意，走下了教堂的讲坛。在这样一种微妙然而极为重大的迹象中，我们依稀感受到“信仰骑士”克尔恺郭尔的影子。
然而，诚如勃罗德所说，卡夫卡的作品是“犹太文学”，其宗教含义主要特指犹太教，此，联系到犹太人的生存处境seim“犹太人的-存在”及其与犹太教上帝的关系(包括犹太教上帝概念的内涵），上述“不由分说”的“莫名之罪”即可被视为“犹太之罪”的象征，而《审判》既可被看做“犹太之罪”的陈述，也可被视为“犹太之罪”的体认：一场特殊的、卡夫卡式的“认罪”。
卡夫卡艺术无尽的魅力不仅在其深邃和精确，也在其近乎无限的复杂性。卡夫卡艺术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复调艺术。卡夫卡艺术几乎完全不排除任何一种阐释的可能。神父的暗示中似乎也隐含着某种森然难知其详的威胁，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一层含义，告知他法庭的“霸道”，提醒他留意眼下性命攸关的局势。事实上，这样一种理解恐怕更符合“生活世界”的本性，因为类似的情况我们在《判决》和《变形记》中己经见识过了。谁审判谁谁异化谁没异化这样的问题很重要，但并非最重要。最重要、也最震撼人心的是，最终，格奥尔格和格里高尔死了。而眼下在《审判》中，那场悬而未决、延宕一年的审判最终也有了结果，判决不由分说地降临了。你要来，你要走，都随你的便，那是你自己的事情，然而法庭自有它无形而不由分说的权威和规则。
“K31岁生日的前夕”，31岁的卡夫卡写道，“……有两个男人来到他的住所……”他们像秘密特工一样带他到远郊荒凉的采石场处以死刑。又长又薄、两面开刃的屠刀在银色的月光下闪光，他躺在一块断裂的石头上等待着。就在最后一刻，生命的意义突然以前所未有的光辉在月光下比屠刀更夺人心魄地闪耀起来，美丽和沉重得让人全然不堪回首，让人感到：似乎一切都已经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