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足饭饱看完了戏，部长觉得不能白来一趟，就说小岳写篇文章对这次活动做个述评，大概地讲了一下文章要求就让我执笔开写。写这类夹叙夹议的述评文章我已经是轻车熟路，评论戏剧调演活动我也早已经成竹在胸。把看戏的心得感想日记整理一番文章就水到渠成。抄写整齐请部长过目，部长画龙点睛增添了一些理论分析概念阐释，文章格调这就跃上台阶提升了思想高度，我暗自钦佩部长就是部长，站得高自然就看得远、想得深，不服不行。这就发稿刊登在《兰州学刊》。编辑发来三十元稿费，我不敢私自装入腰包就给部长送过去，他却婉言谢绝，说你执笔的文章稿费理所当然归你，我当部长的挂个名不过是为了向省上表明宣传部对此次活动的积极态度。那时候收入有限生活紧张，我工资不到百元老不够花，有点稿费补贴家用正是求之不得，三十元钱正好给儿子交了这个月的托儿费，所以记忆深刻，至今难以忘怀。那时候的老领导们就是如此地清正廉洁，让人肃然起敬。
从庆阳回来气还没有喘匀，就接到文化局邀请，说市豫剧团的新编革命现代戏《魂系太阳河》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全国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请宣传部去一位领导同志以示重视壮壮声威，顺便也到扬州观摩一下全国各地现代戏的创作形势和剧目状况，以便回来后总结经验作为指导兰州文艺创作的参考。部长公务繁忙不便离开，就指示我代表部里随团前往扬州。我的身份刚刚转换，一时半会儿还进入不了文教处长的角色，好在文化系统上上下下全是熟人，这豫剧团更是我的“堡垒户”。书记老王曾经是文化局政治处主任与我共事多年，团长小徐则曾是我当局社文科长时的副科长，名副其实是我的小兄弟。全团的青年演员们都得管我叫大师哥。八十年代初期我读夜大学时现趸现卖地给全团青年演职人员上过三个月的语法修辞文化课，出了题，考了试，发给他们每人一本初中同等学历文凭，他们也尊称我一声“岳老师”。于是我工作起来如鱼得水，轻车熟路，事事顺手。
这就打点行装随团前往扬州奔了瘦西湖。
在扬州日夜兼程看了十几台全国各地的新编现代戏，京剧、豫剧、秦腔、郿户、沪剧、越剧、甬剧、川剧、晋剧、话剧、滑稽戏，《高高的炼塔》《土炕上的女人》，看得我头昏脑胀，思维消化不良，感官神经由兴奋不已转而疲惫不堪、麻木不仁，虽说过足了戏瘾却也从此悟出了一个道理，好东西不可占全了，过量的声色娱乐感官享受连轴转绝对消受不起，就是五年不看戏，我也不想再踏进剧场。早就听说过一个传说，文革期间，第八中学的学生到食品厂参加劳动，一进厂就给送到糕点车间去吃鸡蛋糕，那点心是平常难得一见的高级食品，此时见到堆成了山的这种点心，热气腾腾、香味扑鼻、令人垂涎欲滴，人人都摩拳擦掌，兴奋不已。车间主任却不怀好意地说，放开了吃，不限量，想吃多少吃多少。学生们于是恶狼扑食，狼吞虎咽，都以为占了便宜，终于吃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回了家消化得差不多了，却不料一打饱嗝满嘴都是鸡屎味儿。第二天进入车间劳动，谁见了鸡蛋糕都敬而远之，这就叫作吃伤了，有人从此一辈子都不吃糕点。这个传说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那一次在扬州看戏看得我头昏脑胀趣味索然却是千真万确，不打诳语。那一批剧目虽说不错，但是创作理念仍然没有完全从样板戏僵化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不少作品总想表达某种深刻的主题思想教化世人，与后来的戏剧作品不可同日而语。
看戏的间歇就到瘦西湖游览“廿四桥明月夜”，“天下七分明月，扬州独占其三”。在得月楼观鲤阁之类的酒馆里大喝啤酒，七八个人干掉了六七十瓶扬州啤酒，幺五喝六猜拳行令，酒瓶子几乎堆成了山，看得温文尔雅、悄声细语、用酒杯喝茶的扬州老少爷们目瞪口呆，这帮西北人在公共场所里大呼小叫、旁若无人真是太不文明，简直是野人了。可我们也觉得组委会的扬州工作人员没办过大事情，打理工作餐的那几位干事们好像生怕有人混吃混喝，定下的规矩是等代表们一桌桌坐齐，收齐了会议餐券才发给每人一双筷子。肚子饿得咕咕叫却只能瞪眼看着满桌子菜肴干着急，没有筷子你也不能下手去抓，等着发筷子的时候不免令人啼笑皆非、心头火起，问题是在这里就餐并不是免费的，我们都交齐了这次汇演活动吃住行的各项费用，等于自己买饭吃，这样的招待礼节不免就有些小家子气了。
四
豫剧《魂系太阳河》是一部描写红军西路军女战士征战甘肃河西走廊的现代戏。后来的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周桦和优秀的青年豫剧演员赵凤兰、王桂生、毕晓宏、朱小兰等人主演。故事描写五位红军女战士经过艰难困苦的跋涉却全部牺牲在祁连山麓太阳河边。五位女演员此时正值青春年华，扮相俊美，技艺精湛，表演艺术正在走向炉火纯青，舞台形象端的是光彩照人，令人浮想联翩。全剧结尾时的导演处理更是匠心独运，五位女红军幻化成一座汉白玉的雕塑气贯长虹，让人热泪盈眶。往往演到此处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魂系太阳河》在扬州激荡起无尽的波澜，祁连山的回声余音绕梁倾倒观众一大片。这就接到了年底到北京参加“文华奖”评奖演出活动的邀请。
前往扬州之前，编剧王元平约我为这部戏写篇剧评。元平曾经也是青年京剧团的演员，刚进团的时候在乐队弹月琴。月琴本是京剧乐队中与京胡、京二胡并称为“三大件”的主要伴奏乐器之一，在京剧团戏班子弹一辈子月琴的大有人在。但是元平在弹完了《红灯记》之后却对表演艺术产生极大兴趣，这就找领导提出要求改行做了演员，在《智取威虎山》里学演过参谋长，不过是乙组角色没能上过几次场。后来在《平原作战》最后一场戏里扮个八路军游击队的首长，亮了个相，说了句“同志们，冲啊！”演出就基本结束了。元平是个大个子，个头足有一米八六，实在也不适合当个京剧演员，于是在后来的戏里基本上也就没他什么事情，这就自学成才做了编剧，经过二十多年奋斗果真取得骄人成绩。同门师兄弟自然要相互提携，我就挥笔写下《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剧评在晚报发表。没想到元平看到之后便将一顶高帽子戴在我的头上，说“兰州市搞戏剧评论，岳逢春坐第一把交椅”。我当然不会把一句谬奖当真，兴致来了，也写过十来篇影视戏剧评论，其中有一篇《悲壮的涅槃》，评论电视剧《瞿秋白之死》居然还得了全省首届电影电视剧理论研究一等奖，但那个阶段我个人的注意力并不在此，所以并没有下过什么功夫。最终在戏剧评论方面也不成气候。现在想来，青年时代选准个人职业发展的方向和从事何种专业，进入哪个领域十分重要。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古训的确有道理。锲而不舍更是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会耽误了人生。
扬州演出让豫剧团信心倍增，返回后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对这部作品做了重大修改。作为宣传部文教处长，抓戏乃工作题中应有之义绝对是正差，于是我协调召集了几次座谈会，对剧本和演出进行研究分析，元平采纳了不少合理意见并得到北京专家的指点，剧本创作更加完美合理。谈完意见之后我扬长而去，到四川观光成都戏剧节。临行前黄部长嘱咐我多留意节会的组织情况，看来他已经意识到在兰州办节的工作中我可能会派上用场。在成都看了几场戏之后就去了峨眉山观光。这时候我意识到宣传部的地位和影响不可小瞧。掌握了话语权力你的发言就成了所谓的指示。后来我遇到问题表态之前往往要三思而后行，发言说话越来越小心谨慎，不该说话的时候绝不胡言乱语。这本来是一个人行为举止修养成熟的一个进步，却没想到废话太少了也有副作用，让人误以为我少言寡语，惜墨如金，不善言辞。
年底《魂系太阳河》奉命进京演出，我作为“战地巡视员”随团前往，分工负责宣传联络协调事宜，主持工作编好了一份汇集着演出资料的宣传小报，这就启程进京。原来我准备参加正在此时召开的市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执笔起草了副市长的《开幕词》、市委分管书记的讲话稿和宣传部长的《闭幕词》，修改了前任文联主席亲自草拟的文不对题乱成一团的《工作报告》和其他全部会议文件，协调好了会议各项筹备工作之后，觉得还是进京观察演出情况更为重要，却根本没有料到十年以后我会被派到文联来工作。
这一年的冬天北京冰天雪地。12月28日晚上7点，豫剧团在中南海警卫局礼堂给中央首长演出，我手里攥着5张入场券，站在中南海东门警卫战士身旁，等候乘当天2111次航班专程赶来北京参加演出活动的省委宣传部长姚文仓和市委分管书记刘炳午。虽然穿着在文化治安队负责时统一配发的警官橄榄绿呢子大衣和校官靴，站在大门口翘首以盼半个多钟头仍然冻得我鼻子发酸，耳朵麻木，直跺脚。见到了兰州来的首长急忙领着他们进了剧场入席落座。然后跑到首长休息室里懒懒散散地坐在沙发上喝茶，抽烟，聊天。刘书记的随行秘书小严对我说，前两天刘书记在文代会上讲了话，下来夸奖“小岳起草的讲话稿很有水平。”高兴得我屁颠屁颠，乐不思蜀，如沐春风。那时候思想意识的确单纯，做秘书工作为领导同志捉刀代笔，没有任何奢望，能得到首长一句夸奖就是我最大的精神享受。此后十几年来我一直乐此不疲。为领导同志起草讲话稿时常常不由自主地就进入了角色，写得多了更懂得了如何把握不同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场合地点讲话的语气用词和语言节奏。领导讲话讲究“高度”，主题思想概念术语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就逼得我必须认真学习各种文件材料，细心研读中央文件和省上有关文艺工作的各种政治性材料，把文艺界行里的那些事情搞得滚瓜烂熟，因此写出来的文稿一般都没有问题。但有一回一位领导同志说我的稿子语言不通顺，读起来很费劲。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位领导同志用家乡方言读稿子，句读切换有他自己的习惯，我用普通话的语言节奏处理文字音韵，自然南辕北辙，榫不对铆。此后，我常常用心琢磨我经常为之服务的几位领导同志讲话的语言特点，看人下菜碟，把握文字处理规律，终于搞得皆大欢喜。
那天豫剧团在中南海的演出大获成功，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老革命大诗人贺敬之看过之后称赞有加，在接见演员时说这部戏“别开生面，异军突起，独树一帜”，“是近年来同类题材戏剧创作中最成功的一部好作品”。我随团前往北京的任务之一是及时听取各界反映并整理成文字材料，并且写好新闻消息通讯稿件电传回来在省市报纸刊登，及时报道演出情况营造舆论氛围。即便是剧团回来后给市委市政府的总结汇报材料，文化局和剧团也请我执笔代劳。虽说此时我的身份已经是宣传部干部，但当了一年的文教处长我也没有形成“市委干部”的明确意识，习惯成自然地与文化局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外人。因此，当时我就特意站在贺敬之部长身边听他说些什么。得到贺敬之部长高度称赞，这部戏就一锤定音，后来果然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文华奖”。而女主角周桦后来也获得了中国表演艺术领域的最高奖——梅花奖。
在北京一边招呼着豫剧团的演出，一边跟着文化局长到各个衙门里去送戏票，邀请有关人士来看戏，顺便汇报兰州举办“中国鼓舞邀请赛”的有关事项。我们的想法是将这个活动搞成国家级的大型文艺节会活动，从而争取把中国民族民间鼓舞这种艺术形式比赛的活动中心搞到兰州来，借太平鼓的巨大影响提高兰州知名度，推动兰州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我跟着局长跑遍了中宣部文艺局和文化部艺术局群文司等文艺界的最高衙门，希望得到艺术局和群文司的认可，将这个节会列入文化部1992年全国性节会活动的大盘子。那时候我已经懂得了搞文化活动小题大做是一个秘诀，规格一高什么事情都好办。得到的信息是看上去很美，大有希望。豫剧团完成演出任务后于12月30日离开北京返回兰州，我留下来陪着刘书记和文化局长在琉璃厂孔膳堂宴请了北京方面的有关重要人士，并处理一些善后事宜，在北京又逗留了三两天。
五
1992年元旦这一天下午，我踏着皑皑积雪独自走在长安街上，从西单出发，经过府右街口到新华门一直漫步到天安门广场。想到次日就要离开北京返回兰州，不由地就产生了一种依依不舍的深情。我是如此地热爱并崇敬这座伟大的首都、美丽的城市，她的大气磅礴令人心胸开阔，思维活跃，每一次来北京我都兴奋不已、乐不思蜀，跃跃欲试地总想说点什么。离开的时候往往一步三回头怅然若有所失。第二天在返回兰州的飞机上就补写了一篇日记。十几年过去了回头再看，那时候有意无意地无疑是在酝酿某种情绪，逃脱不了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登楼的一般规律。
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星期三
今天，我有意识不乘车，从西单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体验一下在长安街上徜徉的感觉。虽然曾经多次来过北京，然而每次来，都有一些新的感觉和收获。
路过新华门，看见有几位藏胞在那里摄影留念，看他们的衣着打扮和装束，像是甘南武都一带的白马藏族兄弟，他们依然保持着对中南海的崇敬之情。这是研究社会学的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纯朴的感情是最可宝贵的，也是最靠得住的，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实际上还是他们这样的人们占了大多数，谁赢得他们，谁就赢得了中国。
下午五时许，天安门广场举行每天一次的降旗仪式。4：30分左右，在广场上停留的人们陆续向国旗周围簇拥过去，渐渐地人多了起来。在旗杆两侧伫立的两名哨兵进入旗杆下的一个地下室，将棉大衣和棉帽子换成了秋季礼服。五时整，在人们的注视下，由39名礼兵组成的国旗护卫队从天安门城楼下列队走了出来。长安街上车辆停驶，礼兵队伍迈着正步通过长安街，在旗杆南侧排开。随着一声响亮的口令，全体礼兵行持枪礼。从人群头顶上望过去，两排银色的刺刀在寒风中闪闪发亮。国旗缓缓降下，守旗的士兵用一种熟练的规范动作将国旗叠绑在旗杆上，交给护卫队旗手，然后行军礼。护旗的是两名挎着冲锋枪的战士，旗手将国旗扛在肩上，护卫队迈开正步，返回天安门。
我伫立广场，目送这支威武雄壮的队伍走过金水桥，走进天安门，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中。长安街又恢复了车水马龙的熙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