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板上的器物
缆绳
事实上，是绳子先于船体到达岸边。在船长“慢速，稳舵，稳舵……”的口令中，船舷平行地移向岸线，从船首与船尾掷出的那两根绳子，与岸线成90度夹角，在甲板上空，完成了一条优美、却是实体的拋物线后，准确地落在接缆者的手中，再迅速地系结在囤船的缆桩上，即意味着本次航行暂时中止，并因为有了那几条绳子的连接，岸上的地址——不管它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出发地——在另一个时间，我们将要离开的那个地方。
有过多年船员经历，使我能够在不同的时间里，多次抵达同一个地址。绳子系住的那个地名如果是我熟悉的，没有事情上岸去办，我很少会走下船。如果遇上风浪与大雾天气，船靠在岸边的那些日子里，有时我会在甲板上坐上好长时间，望着一根缆绳走神，曾不止一次这样想过，我的命运是否注定与这条河流有关，甚至与绳子有关？那根绳子是湿漉漉的，在时间之中，其意义似乎就是系住，将两个原先彼此分离的“东西”系住，将“这里”与“那里”连接在一起，再将我从这一个“那里”，拽到另一个“那里”。然而，我最终只属于这条河流，很难融入岸上城市的喧闹之中，也很难幸福地走在乡村宁静的景色里。去了很多地方，能够给我留下来的，或许只是一些印象。印象中的物事没有顺序，大都零乱，它们散落在我的记忆里，常常隐约地闪现，却从未被一根绳子真正穿起过。
船上的绳子种类繁多，质地大致有三类：植物纤维、合成纤维、钢丝；它们长短不一，有粗有细。航行中，绳子大都蜷缩在甲板的某个角落，在等待。绳子是结实的，具备了某些物质只能以绳子的形式出现，才能获得的那股柔韧与拉力。在船上，我们通常将直径超过35毫米的绳子，称为“缆”；缆，是粗大的绳子，至少由4股以上的绳捻成。而“索”与“绳”的直径、股数则依次递减。其实它们都是约束之物，一直与“捆绑”这样古老的动作有关……
进人夜晚，那些系结在缆粧上的绳子就有了响声。船是钢铁之物，不会像人一样去思想什么，因此它不知道捆绑的疼痛，在轻轻地摇晃着。我感到了这种捆绑的声音暧昧，却分不清这声音到底是缆桩还是缆绳发出的，就像雪落在河里，我不能确定哪些是雪水哪些又是河水一样。自舷窗向外望去，船尾的那根缆绳绷得很紧。风像是大了点，我看见那根麻质缆绳被涌起的浪头打湿了，有很多颗水珠排列其上，颤动着点点星光。但今夜的风没有上个航次那么大，如果风凛冽，比如那场“罗莎”，即使在这样的秋天，风也会将一根缆绳刮出呼哨来。
锚，或者铁锚
当我知道最早的铁锚，是诞生在哲人阿拉哈西斯手里的时候，我甚感惊奇。既是航海家，又是哲学家的阿拉哈西斯的身世我无从所知，只知道他活在公元前600年的小亚细亚，但我相信哲学家抛出的那只铁锚，是有力量的，因为它比锚的另一种形式——先前的“碇"更为沉重！
——摘录于我的笔记本：《锚》
锚，船上的重器，灼红的熟铁锻造（也有生铁铸造）。笨拙，可靠，不被航行者遗忘，是任何一艘船上铁的事实。在粗旷的汽笛声中，我常常看到粗重的锚链滚动，听见锚机在轰响，锚，或者铁锚，在缓缓地接近水面，再跌入涌流，然后，向下，向下，向下——直至河底，啮入不见天光的泥土，将游荡的船，牢固地停泊在那片预定水域。
不过，那个“向下”的过程，已为水覆没，我只能看到拉出水面之上的那根锚链；拋在水底的锚，它的周围是水，是河水或者海水，我在水面之上，因此那个过程不会进入我的视野。
小时候，我经常和伙伴们去江边玩耍，将童年目光，—次次给过走在江上的船。但第一次触摸到铁锚这种实物，却是在岸地——在那座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的迎江寺门前台阶上。石阶上的铁锚有两只，重约3吨，卧在朱红大门的两边。那一年听三哥指着锚说，迎江寺是船头，寺院中的振风塔是桅杆，安庆城地形地貌就像条船，有了这两只大锚镇守，安庆就不会漂走。一只，或两只铁锚没有拋在水里，拋在一座寺庙门前几百年，肯定是有故事的。只是我觉得，这个故事虽能够传说到今天、或明天，其情节无论如何曲折、精彩、有过多少种版本，但由于人们无数次地复述，当我再次听到时，也不觉得新奇了。这就像很多寺庙门前的石狮子，府衙门前的卫兵，其存在的意义，在岁月之中，更多的是已演绎成为一种形式，这也即如我那套制服肩章上的锚与链，它们强调了我的生活与工作，就在这条河流上。
一般情况下，船上的锚，的确不得少于两只，一只置于前甲板的左边，另一只在右边；也有的船，那两只锚是悬挂在船首左右两侧的锚链孔外的。如果此刻是在夜晚，我们会看到泊在江面上的船，亮起了白色环状光线的锚灯。锚灯是航行信号灯光系列之一，但它的光线并不强烈，是柔和的、稳定的。在夜色中，如果你看到的锚灯，是隐隐约约地闪烁，那是起雾了——大雾在甲板上涌来涌去地弥漫。当然，这只是我无数次身在夜晚河流的经验之谈。实际上，没有光的照耀，任何事物总是陷于黑暗之中不能显现，比如，我只能感觉到雾的到来，却看不见雾是白的；雾又从什么方向飘来，再向什么方向飘去。还有那1894年9月17日沉没的铁锚，只有在它打捞出黑暗的海底之后，立在刘公岛灯光明亮的博物馆（原北洋海军提督署，俗称水师衙门）中，我才能感觉到硝烟中熊熊燃烧、并沉没了的舰船是如此壮烈，有可能不仅属于那舰船击出的一发发呼啸的炮弹，还有可能属于这一只锚！锚，或者这沉重的铁，静静地躺在海底100多年了，浸入铁锚肌体的，岂止是海水的盐分，还有那场甲午海战殉职将士沸腾的血。铁里面的血，或许早在海水深处冷却，但血中的盐分还潜藏在锚的骨髓里。在博物馆的灯光照耀下，2007年7月中旬某个上午，我看到锚体的表层，在酷热的空气中锈蚀、开裂，呈现岀“盐”———这种人们必须依赖的物质，对另一种物质的剥离……
也有的锚，不是铁锻造的。在我工作的那个单位。有些灯船（浮标），在航道中的记位拋锚，用的就不是铁锚，用的是锥状模型中灌浇成的“碇”。
我们拋下的“碇”，不是石头的，只是在形状、重量上像石头的“碇”而已，它由水泥、碎石、钢筋、水搅拌“铸造”而成。这让我想起了比博物馆展台上的铁锚与迎江古寺门前的铁锚更加古老的锚，就是石头制造的。那遥远的石头，凿有缆绳孔洞，一定是所有铁锚的祖先，它坚硬如铁、沉重如铁，我们的先人们，就在那古老（约公元前3000年）的天空下，“下碇”后，日落而息，“起碇”后，日出而作，生生息息地孕育了他们的子孙……
灯光
舷窗在甲板之下底舱的两边排列，它们是椭圆的。椭圆的舷窗外面——不睡的河流上，不时走过夜航船只的灯火。河面上的灯光是寂静的，光线的明亮或暗淡，在本质上，都不具有修饰性，只是为了让你看见——在黑夜中，清楚地看见那盏灯的颜色，看见灯光所标识的船体位置。
比如舷灯，不会少于两盏，在船舶最高那层甲板的两舷：左边的那只是红色的，右舷是绿色的。比如尾灯，是白色的，灯的高度，必须与舷灯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而那两盏一前一后的桅灯，也是白光；按规定，后面的那盏桅灯，应高于前一个桅灯至少3米；桅杆上的灯，并不会照亮它周围的黑暗，却是明壳的，它被局举在船舶首尾中心线的上方，是为了相向驶来的船只彼此都能远远地望见——望见那桅杆上的灯光。
河流上，夜晚的灯光是必需的，它们一直弥漫在又湿又黑的空气里，用光的热切，在黑暗中一路轻声低语。一些色彩，就从那光之中衍生而出：左舷灯——红色，右舷灯——绿色，尾灯——白色，桅灯——也是白色……在夜晚的河流或海面上，它们以不间断的亮，将本船的长度、宽度、高度，坦荡地显现出来。有经验的航行者，只要望见这些灯光，即使夜色如墨，航线有多么险峻，他也能估测出那条来船的吨位或排水量。
也有例外，船艇的灯光，有时候则是以间断、闪烁的方式出现：在有潮汐的河流上，两船相会，为了避免碰撞，下行船（顺流）应在1公里以外鸣放声号的同时，还要打开舷灯上方的红色（或绿色）闪光环照灯。闪光环照灯是水上航行灯号的一种，频率为每分钟50-70闪次，仍是左舷红色、右舷绿色。红光闪烁，是要求来船从我的左舷通过；绿光闪烁，是要求来船从我右舷通过。也有黄色闪光灯，但那只能安装在快速船上。唯一有权利使用红色闪光旋转灯的，是海事（包括内河海事）监督艇，它类似岸上城市的夜行警车，红色灯光在闪烁中旋转，是表明自己在行使这种灯光权利的时候，是具备了权力机关赋予的使命。
河流上，夜晚的灯光——严谨，真确，踏实，合乎国际通用灯号语言习惯，它是视野中的距离、方向、位置。一组莫尔斯码的白光灯号，有可能使搁浅的船只及时获得援助；一只救生圈或救生衣的自亮式浮灯，有可能让别人从茫茫大海上搜寻到你；一只摇晃的红色手电筒光，有可能使触礁将要沉没的帆船（指无机械动力船只）获救生还……类似这样的事情，航行者多有经历，它们显然不在白天，而是都发生在夜晚的水面上。
在河流上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想，我是熟悉这些灯光的。这么说，也许是我将河流的灯光，与城市的灯光作了一种比较之后，而生出的感慨而已。在我居住的那座河边城市，这几年，城市的发展速度，是与灯光的密集程度成正比的。原本非常熟悉的城市，因为夜晚的到来，楼群已被那些诸如荧光、金属卤化、高压水银等灯光的雕刻而改变，竟让我有了迷失方向与陌生的感觉。对于城市的灯光，我的感情是复杂的，它们在变幻建筑物本身的同时，也变化着我们的脸色，很多人身陷于这城市的灯光，很难再有机会去望一眼头顶上的星星与月亮，是否有以前明亮？
可我望见了：湖心路两边风景区大湖水面上的那些水葫芦，由于灯光的强烈，即使到了夜晚，它们也不忘记疯狂地生长，那湖水，因此越来越浊厚，野生的鱼虾也越来越少；在那个酷热的午夜，还有那么多美丽的蝴蝶与蛾子、两只知了、一只鸟儿，竟都被吸引在那盏与自然光非常相似的高压钠灯下了……
浮在水面
这些圓状物醒目，壳体硬邦邦的，叩之稍有弹性，内里的充塞之物——-高密度的闭孔泡沬塑料（近代救生圈充塞之物为软木），使它们看上去相当饱满，掂在手上，却又感到重量很轻。它们很像汉语里的句号，在河流的视野里，静静等待着某个句子的到来。然而，它们等到的，已不是对一件事情的陈述，而是被定义的“事件”。那个喊出的声音是急切的、短促的，因为这样的情况肯定是突如其来的。由于特定情景中视觉上的需要，它们通常被漆成红、白相间两种颜色（也有的是红与黑、或红色与其他一种颜色相间）；它们悬挂的位置，在船艇出厂前就已预留：舷梯下、舱房中、走廊墙壁上，更多的是置于船舷外边的挂钩上——总之，是在水手伸手可及的地方，而且周围不得搁有其他杂物，以便救生号令发出的那一刻，水手们在想起救生圈时，一眼就能够望见救生圈，并迅速地拿起它，拋向水面。
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样子显得很轻，却又很重——让人感到救生圈这种救生器具的沉重。跌人涌浪中的落水者，或水手执行弃船逃生指令的那一刻，有谁不希望拿到一只救生圈？救生圈的浮力是可靠的，它的尺寸，浮力，在水中支撑身体的重量及时间，都必须符合国际救生设备规定。比如，在我做过的救生设备试验中，其中的救生圈，在24小时单位时间内，必须在淡水中支撑起14.5公斤重量的铁块，才算是合乎标准。
铁块是重的。再小的铁块，对于水，它的浮力几乎可以被我们忽略，视作为零。而“浮”在水面的浮力，不仅来自救生圈，还来自溺水者那具充满脂肪，也充满惊慌的身体。海水是咸的。在海水中，相同物体的浮力，要比在淡水中大出一些。多年前，我看过一场电影叫《泰坦尼克号》，它讲述的，只是一个古老的，被人述说了一千次的故事而已。但银幕上的海水与海水的反光，却凄美至极。船将要沉没了，电影院里很静，除了间或有一两声咳嗽外，只有忧郁的旋律，一直在我的座位周围回响。故事中的一些细节，就在那如泣如诉的旋律中，缓缓地流泻到我的眼前。电影里的甲板倾斜了，那四位绅士，面部表情安详，由于泰坦尼克号上的救生器具不是足够的多，因而他们拒绝使用所有的救生设备——这其中也包括救生圈！将生存的渴望，让给了老人、妇女、儿童，就列队在那倾斜甲板上，热烈地拥抱、吻别那些陌生的同船人，并拿起心爱的乐器，奏响了他们这一生最后的乐曲，来为生还者送行。绅士们的奏鸣曲最后也必然没入海水，然而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却在这四位拒绝生还的人面前失效了……
拒绝使用救生圈生还的，还有1894年9月17日的邓世昌。至今还记得电影《甲午风云》中他的那声呐喊：军士们！我们的炮弹已全部用尽！“吉野”乃倭寇的旗舰，我们开足马力，撞沉“吉野”！撞沉“吉野”！！吉野并没有被致远舰撞沉，沉没的是致远舰。在没有撞沉吉野之前，受到重创、正在燃烧着的致远舰，再次受到鱼雷的袭击（史料另一说为吉野等四艘日本舰船重炮榴霰弹的轰击），舰身大幅度倾斜，很快沉没了，因此那声“撞沉吉野”的呼喊，只能是在银幕上喊出的悲伧，并且响彻至今！
幕布上演绎的这段历史是激越的，画面中，硝烟与鲜血渲染的那种惨烈与悲壮，已是导演与观众共同在电影院里完成的了。后来我从一本杂志刊登的史料记载中，读到了谷玉霖与陈学海分别对那场海战的口述。前者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护卫（当时丁汝昌在北洋水师旗舰定远舰，战事不久即负重伤，因而由致远代替旗舰统之职，驶出北洋舰队队列前，迎战曰本舰队），后者是来远舰的水兵。两个人的回忆相隔有十年：一个是在1946年.另一个人是在1956年；作为参加这场海战的老人，他们说出的是自己亲眼目睹的，其中的情节与电影大致一样，但细节中的具体道具却有所不同：在重炮轮番轰击下，致远舰锅炉发生爆炸、迅速下沉时，邓世昌从舰船高处——飞桥上跌进汹涌的大海，他此时拒绝的不是侍从刘忠投给他的救生圈，而是另有其人推给他的救生筏——扎杆。“扎杆”原本是台球桌上的一种击球方法，我不明白那时的人为什么要将救生筏叫做“扎杆”？邓世昌不愿继续浮在水面上，作为终有一死的人，他选择的是在1894年9月17日这个日子赴死！决然地向下沉去，让海水覆没自己，与致远舰240多名弟兄，一同睡在了黄海的海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