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帆
叙述学一般不讨论作家问题，而讨论杨四海却不得不用到“叙述”一词。这显然是他的独立的写作姿态和清醒的文体意识产生的结果，而非当然的结果。不难看出，潜心于散文创作的杨四海的这部《河边叙述者》所呈现出的，是一种现代叙述意义上的散文的创作。
这种创作首先流露出一种温暖的身份感。一方面，“河边”是他生活和工作的地理位置，但从他的《那些词在河水里汹涌》《过桥方式两种》《河边日志：1月1日上午》《桥这边的皖河》《向下的河床》等篇什推测，“河边”一词所指的似乎并非地理的位置.而是叙述的位置。或者可以说，“河边”构成了他叙述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初和最终的一部分，这让他从中获得了叙述的现代感，于是便有了根植于这种现代感的散文。如《药的火焰》《1907年的灯光》《触摸》等便是很好的证明。另一方面，正如在讨论现代诗歌时不应忽视“所有的诗都是叙述的”（沈天鸿语）一样，在讨论“叙述”没有被忽视的散文时更应如此。问题在于；在“叙述”一词的涵盖下，当下的散文多数却是被“涵盖”化、庸俗化了的“叙述”，甚至不是散文的“散文”大行其道。于是，便有了“新散文”的出现。在这种背景下，杨四海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说：“‘新散文’它也不可以是一个与‘散文’相并列的词条，它只是由于那‘时间之箭’从往日之地飞向今天我们所置身于的空间后，今日散文写作有了‘多重可能性’而已。”他所指的“多重可能性”显然是有底线的，他相信是因为叙述而有这样的“可能”。事实上，杨四海的散文不但没有回避那回避不了的“叙述”，相反，他从一开始就去自觉地关注叙述，自觉将自己与那种庸俗化的“叙述”区分了开来。他说：“真正能触动我的是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那些事物，他或它们即使不被我耳闻目睹，也可以被我想象。我们谁也不能生活在记忆之外，并且因为记忆才能生存；人类的精神生活基本上是记忆的坚持，并且延伸为未来的结果。此刻我敢这样说：没有叙述就没有我的生活。”
的确如此。光有以现代意识和文本意识为基础的身份感，而无对事物和思想本身的穿透力以及出色的语言造诣，则不管怎样去“叙述”都恐怕难以到达成功的彼岸。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叙述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技巧问题，叙述其实是展现写作与存在重叠关系的通道。杨四海的散文正是在这一通道上不断开掘出来的，也正是在开掘中形成了他的叙述结构——归类的层理结构、本文的推进结构和表达的思想结构。在《药的火焰》中，他打破时空，让感受与意象奇妙地结合，使种种场景和事件发生了联系，叙述便在这种结合和联系中做着内省式的推进，不断指向精神的迷津。在《桥这边的皖河》《过桥方式两种》的表达中，他让“桥”来帮助他思考人的许多感觉，有时是“既存在于现在，又存在于过去"有时可以“超越时间"“在即刻和某个遥远的时刻同时感受”事物，“直至使过去和现在部分地重叠”（普鲁斯特语）。
既然叙述决定了多种因素能够综合、统一于文本，杨四海便总是以独特的方式探求散文语言的叙述可能和表现力。他的叙述有时被一些词语所引领。如“聚集地”这个词语下的《滨江路广场》《黑暗中的电影院》《商场》，“病患者”这个词语下的《夜晚的病房》《牙科诊所》《观察室》等。同时，杨四海的叙述在《药的火焰》《触摸》等诸多散文中，语气的直接和语言的确切，表现出推敲和判断的击打，表现出喜欢与时代（时间）挂钩、让时光的背后自行呈现的偏好，还有干脆以数字序号出现的客观记录等等，创造了一种简洁、冷峻、控制、平静的叙述表现力，不仅使散文因叙述而延伸拓展，而且形成了叙述者特有的理解人与物和进入文体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