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
有许多年了，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一个习惯：上午八点多钟，当水位站将当日水位用电话报过来后，我都要记在那本《航行日志》上。那本《航行日志》很厚，16开本，硬纸版封面与封底，被天蓝色漆布蒙就装订，显得硬实，有些重量，使它记载的每一页都平整如初，难见折痕，页脚也不会卷起。事实上，长江上所有的机动船舶都有这样一本日志，它记载着每个航次当天的重要事项及天气、海况、水位。在这本日志上，时间、地点是确切的；出现在那个时间之中、地点之上的事情和人物也是确切的，一些事情或事情中的人，还有船的甲板，都在“水位”之上，摇摇晃晃地过完了每一天，并与“水位”——这一个湿漉漉的词汇有了密切联系。
其实，我居住的这个城市不可能不与“水位”没有联系，它就在江边。枯水期的冬季，岸下江水日渐矮去，并且清澈，自来水管里流出来的水，就少了许多漂白粉的味道；春暖花开，桃花汛之后，紧接着是涨水的夏天，江水在这个季节里再次浑黄、汹涌，将河床的水面抬得很高，终将漫过低洼的湿地，哗啦啦地扑向城市与乡野的堤岸，我们的呼吸里，在充满苏醒的泥土与青草的味道同时，也充满了这一条河流的腥气。
日历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潮湿的四季，没有哪一天，“水位”不是在那道防洪墙外或大堤下涨涨落落的，因此，“水位”这个词不会在沿江的城与镇的词典中消失。只不过，大多数人对“水位”的漠不关心，因为平时的“水位”高度不足以对他们的居住地构成威胁。当1983年与1998年那两场浩荡的洪水，以浓重的腥气，迅速逼近这个城市时，有很多个傍晚，正在防汛闸口值班的我，都会看到有无数的市民，来到江堤或防洪墙上，看涨起来的江水、看因为禁航令而拋锚停泊在河道边缘的那些船只。那些看水的人，都知道当天报纸与电视台公布的水位是多少米，他们的面孔，是焦急，无奈，甚至惊慌的，都被河流幽暗的反光照亮。我从众多看水者的脸孔上，读到了这个城市所承受的重压。
汀边的湿地植物却不如此，它们会因为来水的丰沛，枝繁叶茂，肆尤忌惮地生长。即使芦苇这样又高又细的草本植物，它也和那些洼地上低矮的杂草一样，粗壮的根茎竟有一部分钻出了泥土，以与它们枝叶不同的颜色（是鲜艳的淡黄，间杂着紫红；也肴的是粉白色），盘根错节，匍匐在城西堤下那片广阔的江滩上，坦荡地吮吸着水中的养分；堤坝下，那些粗壮的柳树更是疯狂，原本看上去皴裂斑驳的树身，在洪水到来之后，竟生岀了细长的根须；这种根须是棕色的，很像棕丝，它们密集地包裹着树干，在涌流中起伏跌宕，一次又一次地收拢，再散开……
水位站就在沿江东路——我供职的那个单位隔壁，它是一个小到再也不能小的单位，占地面积仅二十多平方米，上下两层，就一个人上班，却不隶属于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机关或部门。每天清晨，我们这边上班铃声刚打过，如果不是洪水期（洪水期每天上午和下午报两次水位），报过当天水位后，他这天的工作应该算是巳经完成。有时我想，他的生活与工作也许是单调的，孤独的，却有可能是幸福的，一年之中的每一天，他面对的只是涨起又落下去的江水，除此之外，他不需要认出某些重要的人，并亲近或疏远一些人，一个单位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他视野中，就是这条一览无余浩瀚的大水，在准确地报出当天的“水位”之后，其他的事情，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做到视而不见，甚至被他报岀的“水位”覆没。
然而，水位站报过来的那个“水位"我却不能视而不见。我们会将他报过来的吴淞基面为高程的当地水位，换算成航道水位。比如2008年10月3日的安庆吴淞高程水位是12.36米，经过简单换算后，长江航道安庆的水位就是8.17米，据此，我们的航标船还会以回声仪在水道上测深，找出一条航线，再以航标灯浮船，标志出船舶能够安全航行的尺度（航宽与航深）。这很像岸地上的等级公路维护.与公路维护有所区别的是，路面坏了，他们是对坑坑洼洼的地方修补，而我们却是面朝河流下游方向，对水道左右两边的浮标调整，或对隆起的浅滩疏浚，使河床相对地平坦。这样的工作，有可能孤独，却不存在单调，每个航次目的尽管基本相同，但由于时间、地点（岸线或河段）、海况（风力与浪级）、天气等诸多情况相异，几乎没有一次是重复的，因而我觉得，每一个航次中，我所看见或经历的这条河流都有可能是陌生的，因为只要仔细地观察，这条河流上仍有我从未看见的那部分。
这与前些时候我去湖北武汉、江西九江等地遇到的那几位只知道名字，不知其貌的“陌生”人正好相反，聊过一些话后，我就觉到了自己是“熟悉”他们的。也许这种感觉，于我来说，是一时的，飘忽的，断裂的，并非具有理智，有我情感不认同的成分，但我仍然感到，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比，自己与河流或山脉这样的景物更容易亲近些。
“E”字水位标杆，仍在这个城市新编27号闸口（原19号城区防洪闸）左侧堤岸下站立着。是记忆，也是现实，几十年了，我已渐渐老去，但就在这儿，我看见江水一次次地涌来，挟带着泥沙，不分昼夜，时时刻刻，用“水位”这样的方式，朗读着河流对这个城市的观察。现在已是深秋季节，水面与河床底部的垂直距离正在缩短，水位下降，流速渐缓，流向依然向东——这一点肯定永远不会变化。
斜坡
在皖西南的城市，或者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势的起伏，常常让我想起，自己的生活是在“丘陵”这样的地貌上发生着的。走在乡野的土路上，这种感受尤其深切，那裸露着褐色或红色土壤的丘陵，总是不断地出现在路途中，它们在南方湿润的季风中，醒目地鲜艳，而且发黏，散发出泥土和植物的气味。有一些泥巴粘在鞋底上，并且越来越厚，也越走越重，走在那条路上的人，不得不停下自己的脚步，抠去鞋底上的那些泥土后，再往前走。是“丘陵”，使道路这样的线条不仅曲曲弯弯，而且还缓缓地，甚或急速地跌落，再爬起。即便城市中的那些“丘陵”，今天已是不在低凹之处，已被削平的丘陵高处的泥土填上，变得平坦多了，并且被封存在水泥或黑色的沥青下，但它们仍然会给我居住的那个城市，留下一个个的斜坡。
我没数过这个城市有多少个斜坡，但我从长辈那里知道，这个城市著名的“九头十三坡”，曾经使整个小城的地平线，在那个时间之中，激越地跌宕过跳跃过。他们就在那“跌宕”或“跳跃”之地，快乐或痛苦地走着，活着。其实，那“九头”，也是“坡”譬如墩头坡，它在老城西门外大观亭街上，“墩头”是坡的最高处。少年的我，曾去过那里玩耍，仍记得那年寒假中的一个大雪天，我和几个伙伴，逃避了父母的盘诘与追踪，在那道积雪的斜坡上，在那个寒冷的下午，一次次地爬上坡顶，再从坡顶滑到坡底。从坡顶滑下来的那个过程是快乐的，斜面冰雪的反光，映照着小伙伴脸蛋上的汗珠，迅速地冷却、凝结，落进衣领，落在热气蒸腾的脖颈上，晶莹，而且冰凉。其时，那几个走上斜坡的少年心里，肯定也在下雪，但那下到斜坡上的雪，已是我今天的记忆，它们不知飘到哪儿去了，因此，那一场纷纷扬扬的雪，不可能再下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滑坡，是我对“斜坡”这个名词最贴近、也是最温暧的理解，它在我的经历中，只出现过那一次，但我为什么没有将它遗忘？我想，肯定是它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地在我心里发生过。上个月，我还到过西门外大观亭街。那坡下某座老房子里，住着我的一位画家朋友，我去他家，看他画花鸟，也画山水画，那些宣纸一张张地散落在桌面上、床铺上、地板上，但我没见到一张“山水画”里的“墩头坡”，更没看到一只鸟儿飞过“墩头坡”，而不远处，皖河里的水，依旧还在斜坡的那边流着……
在我的视野里，如果不是视而不见，我每天都可以看见这样的街景：那些依次排列在街边的树木、店铺，还有路上正在行驶的车辆、走动的人群，都会随着斜坡地势的起伏而起伏。在斜坡上，不仅正在移动的车辆和路人，有着向上或向下的节奏，而且那一棵棵树，由于它们的间隔、轮廓、质感基本相同，并不断地重复出现，也像是有了“向上”或“向下”移动的节奏。阳光下，斜坡上的那些房子和树，总是站在各自又相互制造的阴影中，在我的上坡或下坡过程中，它们像是向我呈现或掩藏着什么……
今天是立春，前些日子下了一场大雪，却很快融化了，融化在紧接而来的一场春天的雨水里，路面变得干干净净的。江边的城市总是起雾，9点钟的时候，还没散去，弥漫着，只是薄了一些，那些树木、店铺、车辆、行人，看上去，不再是清晨浓雾之中那么隐隐约约的，非得仔细打量，才能看清动静。也许感觉到了天气依然寒冷，高井头（现在的建设路）的街上，有一家店铺的门还没拉开，但我听到了那个懒惰者将卷闸门拉起的声音。也许这声音来得过于突兀、尖锐，招来街边一只狗的吠叫。这时的雾气，在金属的撞击余音中、在那条狗的吠叫声中，微微地涌动起来，一丝一缕地呼入我的鼻腔。我就在这样的斜坡上走着。上坡时，身体必须前倾，与脚底下的路面，保持着便于行走的角度；而下坡时，身体则向后微仰，脚跟先于脚尖着地。去单位上下班、去商场购物、去朋友那里走动，穿街过巷，我都得经过几个这样的斜坡——常年迆往返在斜坡上在斜坡上，我和这个城市的车辆、行人，有时会保持着一致的姿势，朝着相向，布吋却朝右相反的方向走灰；冇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是暴雨、大雪天气，路滑，我和他们，都会小心翼翼地走枉那斜坡上……
从我站住的这个地方望去，这条名叫邓家坡的旧址上，已不见了10年前元宁巷内那麻石条铺砌的石板路，也不见了那方小小的杨家塘，那些老房子拆迁时，池塘里的水，已被1996年的水泵抽干再被1996那个时间的泥土、碎砖、残瓦填平了，但我还是记起了一生著小说120余部——达3000万字的张恨水曾在这里住过，尽管他住过的那座房子已经不在，轰然倒塌在城市的建设中没入这邓家坡的地下，不会再说一句话，并在多少年后，终将化为沉默的泥土，但走在这泥土上的人当中一定还会有人想起他。想起，自然就是没有遗忘。即使我居住的这个城市有些人，可以记不住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我仍会从这个城市中，找到曾国藩、李鸿章、陈玉成、陈独秀、郁达夫等——那些走在斜坡上人的身影……
这一天，我在司下坡、高井头、邓家坡徜徉许久，此时天色已晚，夕阳的光，打在了斜坡上，我得回家了。眯眼再看一眼身后逆光中的那个斜坡，它在最后--抹光线中，显得斑斑驳驳，而我脚下的影子，却支离破碎、又痩又长……
面具
面具，一种让人看不到你真面貌的工具，我和你的喜怒哀乐、我和你的表情，在那张面具之上的同时，也在那张面具之下……
脸子
那么多张脸，藏匿于“面具”这样的古老工具后面，我看不见跳傩者的脸。
是的，我看不见跳傩者的脸！我能看到的，只是那一张张面具，它们戴在了人们脸上。这些面具，造型粗犷、狞厉，或者凶煞、威猛，少有的几张是慈眉善目。如果不是大过年的，这些面具只是锁在村庄长辈箱柜里的物件。一年到头，其实，这些面具一直在等待着正月初六夜晚的到来，等待着那位拿出钥匙、能够开锁的长者，在黑暗中，虔诚地沐浴更衣、净手焚香，然后，再于翌日清晨，带领众人，用生布将它们一具一具地擦亮，请进祠堂……
启用这些面具的仪式是庄重的，其间的繁文縟节，使我感到了乡间有些事情的进行，必须是如此郑重其事的那种慢。在长江下游流域南岸的山村，驱邪逐疫的傩事，从远古走来，一代一代地相传，始终是最重大的集体行动，年年得在正月里进行。即便时至今日，有资格加入傩戏演员阵容、能够分配到一张面具戴在脸上的，常常是年前日夜兼程的那些返乡者希望得到的一份殊荣。所有的面具，都是悄无声息的，它们的表情.已被刀锋定格，不会发生任何、哪怕是微弱的改变，在傩戏演出中，这些面具是诸神缺席的在场，又有锥不为自己能够胜任神的替身，而在那张靣具后面狂欢？
我多次到过长江南岸，也不止一次目睹过傩事。今年的这支跳傩队伍声势更是浩大，他们踩着锣声鼓点，将鞭炮炸得山谷回响；田野上空硝烟弥漫，脚下尽是红红的碎纸屑。戴上面具的人，个个玄衣朱裳，执戟扬盾，肢体动作大开大合，很是乖张，在这个时间里，这些戴上面具的人，让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那种陌生，他们也许在戴上“面具”的那一刻，就不是自己了，已进人神的角色……
尽管地域上的相异，使傩事进行的程序而各有不同，但都强烈表达了神灵已依附于面具之上这样的暗示。因而，那些经过农忙种地，闲时从艺的“杵师”开过光的面具，已是神的脸，没有谁敢去随意触碰。我能够捧在手上、细细打量的面具——他们一直习惯叫做的“脸子”，只能在镇街工匠雕刻作坊里。
实际上我仔细端详过的“脸子”，就是枫杨树的木板做成的。在长江流域两岸起伏的山地上，枫杨树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落叶乔木，不过，南岸的人不叫它枫杨，而叫它麻柳。在东至县城一家前店后坊中，我看见的那棵麻柳，已被夏天的风吹干、锯成一块块木板，它们的剖面灰白，也有的是淡然的褐色，看上去绵软，掂在手很轻，细密交错的纹理显出这种树的材质不易开裂。在乡村艺人手里，它们被那把上下翻越、飞旋的刀，一刀一刀地雕琢成诸神的面孔，之后，经过打磨，着以五彩油漆，为的就是让那些血脉相通的人，于正月里.在戴上“脸子”时，忘掉去年里的劳累、艰辛、痛苦、怨言，将年轻或沧桑的脸，藏匿于神灵面部表情工具后面，听到他们用神的嗓门，撼天动地在唱，在喊：
举酒三杯敬神灵傩（啊）！
驱邪纳吉保平安傩（啊）！
上天祥云降福来傩（啊）！
风调雨顺庆团圆傩（啊）！
脸谱
同样属于“面具”，因为出场的地点不同，它们并非是“戴”在脸上的那种“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