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市民的“共同幸福”同贵族国家的利益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商人的商品周转愈快，工业家的工厂企业的规模愈大，工商业家的生活就过得愈好。而商人愈富，他们投资的领域愈广，国家从他们手里取得的收入也就愈多。
说到底，市民的“幸福”取决于国家因需要而从他们的进项中提取的部分的大小。
实践揭示出，市民的“幸福”同国家不断增长的需要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国家打仗要钱，建设海军舰队、建筑城市和要塞也要钱。在这种条件下，工商业者的“利益”成了奉献给国家的祭品。大体说来，在18世纪初的将近20年中，彼得毫不怜惜商人，国家的苛杂官差使许多商人沦于破产。只是在他去世之前六七年里，沙皇才赏赐工业家一系列促进工业发展的重要的优惠和特权。其中有：给大工业家以免税出售其工业产品，以及购买农奴为其工厂干活的权利。此外还解除了工厂主招待军队食宿的官差和派车运输兵员物资的官差。不言而喻，能享受这些优惠和特权的只是城市居民中微不足道的少部分人。对其余大多数市民来说，所谓“安居乐业”就是履行自己的义务，维护国家的利益。
二、国家西方化
1718年3月回到彼得堡后，彼得的生活秩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首都对于他只是个暂时驻足的行宫，因为大部分时间他都不在彼得堡。现在，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涅瓦河两岸。这使他有可能将时间和精力作一番不同于过去的安排。同往常一样，他清晨4点多起床，在房间里踱步半小时，然后听御前机要秘书马卡罗夫汇报，进早餐。早上6点，一辆双轮马车奔驰在首都的大街上：彼得去视察建筑工程，检查头天作的各项指示的执行情况。
视察完各处的建筑工程，再去元老院和海军部看看。中午1点，彼得进午餐。
彼得不是个讲究吃喝的人，桌上有白菜汤、稀饭、红烧肉加黄瓜，或柠檬、肉冻、牛肉、火腿这几样普通菜，他就心满意足了。沙皇的菜单上没有鱼类。他不喜欢甜食。
饭后休息两小时左右，然后彼得在办公室批阅报告，写指示，下敕令，定条规，编审他统治时期的历史著作《北方战争史》。
晚上，沙皇有时外出应酬，有时在车间里干活。这个车间设在夏宫的一个房间里，那里摆着车床、刀具、模板和各种材料，彼得的巧手用它们车出各种精致的玩艺儿。一位外交官说：“在这门手艺中，他并不比最手巧的车工逊色，他甚至会车真人的肖像和一般的人物像。”彼得干活儿干得“非常认真，非常专心……好像他干活儿是为了挣钱吃饭似的”。
这个车间是沙皇独自一人专用的工房。彼得手下的机械工安德烈·纳尔托夫说：彼得在车间的门上钉了一块他亲笔书写的禁令牌子：“不仅是闲人，即便是本宅的公勤人员，未有本人命令或未经本人召唤，一律不得入内，以便本室主人有此一席安宁之地。”
现在保存在艾尔米塔日陈列馆里的彼得的个人遗物中，他亲手车制的鼻烟壶、精巧的镶肖像的颈饰和其他装饰品，占了相当大的地盘。有一盏用象牙制造的枝形大吊灯，分3层共26个分枝，每一层都有独出心裁的装饰物和垂饰物。吊灯上有俄文和拉丁文的题词：“全俄皇帝与专制帝王彼得大帝用他勤劳的双手制成。1723。”沙皇参与制作这件杰出的艺术品是无可怀疑的，但据专家们鉴定，即使全力以赴，花上好几十年的时间，一个人也不可能做出这盏枝形大吊灯来。
彼得并不是到了晚年才对车工作业发生兴趣。在晚年，由戎马倥偬转到定居生活之后，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他心爱的这种活上。但是，从前也能看到沙皇也许是在极其不合时宜的环境中站在车床旁干活儿。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停留的时间稍长一些，他都要摆弄摆弄车床和工具。甚至在最后一次出国访问期间，他也没有放下他心爱的车工作业。日用账簿上记载着为购买材料和租用车床所支付的账款。
彼得的工作能力很强，而他用于业务活动的时间，却只占他的时间支配总表的很少一部分。可是同时代人弄不清楚，他怎能在国务繁忙、日理万机的同时，还有空闲参加娱乐活动，从事体力劳动。有一位外国外交官向彼得提出这类问题时，他回答说，这种活动可以保护健康。接着沙皇又补充道：他现在的“案牍之劳”比他在战争初年建立陆军，特别是创建海军时期担的担子不知要轻松多少。
这段话是1722年说的。其实，无论是在1722年之前还是之后，彼得的“案牍之劳”都是非常繁重的。现在还保存着3份他制定的每周工作日程表。1721年的那张工作日程表上规定：星期一至星期四，编纂《海军部工作章程》，星期五预计去元老院办公，星期六上午审订《北方战争史》，星期日早上处理外交事务。日程表上还有一个边注：“河水解冻之时，如事情多，元老院的工作可移至星期四处理。”
1724年1月，彼得制定了一张新的工作日程表。这时形势有了变化：《海军部工作章程》业已订好，《北方战争史》的审订工作也已接近尾声，因此，工作日程表里出现了一些新的项目。彼得把去元老院办公的时间改在星期一的晚上和星期二早上。新增加的项目是星期三和星期四参加法院的工作。星期五早上检查海军部的工作。
第三张工作日程表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沙皇打算从1724年11月10日起按这张表进行工作，其主要注意力放在元老院的工作上。沙皇在他的记事本里写道，凡属“时间性不强”的工作都应在元老院会议日前夕作出报告，如遇到刻不容缓的紧急事务，则应“随时”开会处理。
彼得回到彼得堡后立即恢复因出国访问而中断的建立各“院”的工作。在首都，他阅读了译成俄文的丹麦、瑞典及其他各国中央机关的各种规章制度。1717年12月，在去莫斯科审讯阿列克谢太子案的前夕，沙皇颁布了一系列奠定新机构组织基础的敕令。在其中一道敕令中，他规定了“院”的数目、人员编制，任命了每个“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在另一道敕令中，他要各“院”院长积极行动起来，务使各“院”“能于明年真正打好工作基础”。彼得认为，配备工作人员，制定各机构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用一年的时间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这个敕令未能执行。返回彼得堡后，彼得于1718年中不无悲伤地指出，这半年是虚度过去了。我们可以从他给元老院下的一道敕令里看到他对战友们的行动迟缓感到不满的表示：“我从莫斯科一回来，就发现有些人干的事情不多，另一些人什么也没有干。”沙皇下令各院院长按月向他送呈工作月报，并要求他们对这件事采取十分认真的态度。
这次劝告仍然无效。彼得这时才知道，原来“有些院长懒得上班去处理他们分内的公事”，另一些院长上了班，也是不务正业，混日子。他还发现各院的院长到元老院办公时，津津乐道的是与公事无关的闲话。彼得教导他们，只能谈公事，不应当废话连篇，言不及义。甚至为此还建议订立一条规则，我们不妨逐字引述如下：“一人发言时，别人不应打断他的话，让他讲完了，别人再讲。应当像个诚实的人，不应当像做小买卖的娘们儿那样嚷嚷。”看来，元老们对沙皇的这些劝导不大理睬，因此还得给他们下几道指令，教育他们应当遵守最高国家机关的基本守则。指令之一，是重申前令：“在元老院里一切都应当办得有条不紊，不应说废话，叫叫嚷嚷。”指令之二是，规定了议事程序：首先，秘书宣读文件，然后，让各位元老思考半个钟头。但如果遇到“非常难办的事”，那么可将“思考时间”予以延长——“最多三小时”。
难以想象的是，彼得竟会充当这样的角色：反复劝说高级官吏动手工作，并且耐心地等待他们有朝一日高抬贵手，把“院”的工作抓起来，把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出来”。同样难以想象的是，彼得在惩办违令者时通常是雷厉风行的，可是，对自己战友们的因循迟缓竟然不予惩处。而且，彼得不得不和拒不执行自己意旨的人和解，不得不教导他们从头学起，学会办理他们不熟悉的公事。有一回谈到他们时，他说：“我能用凿子把骨头凿得相当锋利，但是我没法用棍子把这些老朽抽得聪明起来。”
当彼得发现任务没有按应有的速度完成的时候，他本来可以采取从前屡试不爽、行之有效的办法，即亲自动手的办法来加速“院”的组成。但是在1718年，他顾不上“院”的事，同瑞典的和谈占去了他主要的精力。
和会于1718年5月12日在亚兰群岛开幕。瑞典的全权代表提出了一项复杂的会晤程序，但彼得事先就叮嘱过自己的代表布留斯和奥斯特曼，不要举行任何仪式，不要有任何延宕。“你们要尽力说服瑞典人同意这一点，会议要不失时机地举行，因为军事进攻已迫在眉睫。”
彼得把谈判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起草给布留斯和奥斯特曼的训令，开列了未来的和约条件，他注视着会议进展的情况，随时给自己的全权代表发出新的指示。为了缩短与亚兰群岛之间的邮程，彼得在喀琅施塔得、雷维尔和亚波度过了夏季里的几个月。
瑞典的全权代表听取了和约的条件：英格里雅、里夫兰、爱沙兰以及卡累利阿归俄国所有，被俄国占领的芬兰归还瑞典。奥斯特曼是个善于笼络人的机灵人物，他成功地把正式的谈判引上了同瑞典代表团团长格尔茨进行秘密会谈的道路。公开的会议不过是将秘密会谈所取得的结果加以记录而已。彼得函示奥斯特曼，叫他不惜工本，如果格尔茨决心签订一项有利于俄国的和约，便“可允诺馈赠他价值10万卢布的礼物和各种奖赏”。
瑞典全权代表的让步绝非因为许诺的贿赂所致——格尔茨每走一步都要由查理十二世批准，正像布留斯和奥斯特曼的行为要由彼得一世批准一样。现在，连顽固的国王也终于恍然大悟：瑞典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自己在波罗的海的领地，而且同俄国继续打下去不会有好结果。
谈判正向着理想的结局进展。彼得于1718年9月写道：“我们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我们的希望正在于此。”但是由于全然无法逆料的情况的出现，这个希望落空了：在挪威的腓特烈汉姆包围战中，查理十二世被人杀害，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幼妹乌耳里卡·埃累沃诺腊。国王一死，瑞典新政府的外交方针随即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女王的左右企图用复杂的外交游戏来改变同俄国的和约条件，——他们企图同俄国的盟国举行单独谈判，满足他们的领土欲望，从而把俄国孤立起来。女王和她的拥戴者们对英国寄予很大的希望，他们想从英国取得海军和经济的援助。
回斯德哥尔摩请示工作的格尔茨，在国王去世的消息刚传到首都，他就被捕投入监狱。这年3月，格尔茨被斩首。在行刑前，他吩咐在他的棺材上写上一句拉丁文的题词：Mors regis，fides in regem est mors mea（国王死了，忠于国王，所以我也死了）。瑞典政府派了一个新的全权代表参加和谈。他迟迟不去亚兰，因此一直拖到1719年5月才恢复谈判，这显然是想争取时间，另有打算。乌耳里卡·埃累沃诺腊拒绝承认查理十二世已经同意的领土让步，并提出了彼得显然不能接受的要求：不仅把芬兰，还要把里夫兰和爱沙兰归还瑞典。
彼得耐心地等待谈判的结束。在谈判进行期间，从1718年至1719年上半年，他停止了军事行动。但是，当他确信等待不出什么结果来的时候，他派奥斯特曼到斯德哥尔摩去，向女王发出警告：如果亚兰会谈不欢而散，俄国就只好用武力来谋求和平了。为了加强这一威胁，沙皇派了一支舰队，满载登陆部队向瑞典海岸开发。他亲手拟订了突入敌方土地的大胆的作战计划，并且亲自参加了这次作战。这是北方战争中有彼得直接参加的最后一次战役。登陆部队遵照他的意见登陆，未遇抵抗：“像在海上一样，在进入靠近海岸的岩岛时，我们也没有见到一个敌人。”《新闻报》上一再向读者报道登陆部队的胜利战绩：捣毁了工业企业、矿场、居民点，虏获了大量战利品。瑞军溃不成军，不战而走，远远地逃到瑞典腹地去了。瑞典首都陷入一片惊慌，首都四郊出现了哥萨克骑兵侦察队。根据瑞方请求，彼得于1719年8月下令停止军事行动。正如《新闻报》所说，他以这道命令表示了他对缔结和约的诚意。
不过，与此同时，沙皇早已得到确实的情报：瑞典代表团蓄意拖延谈判，他们时而提出无法接受的要求，时而以等待斯德哥尔摩的指示为借口，一连几个星期不出席会议。因此沙皇于8月21日诏谕自己在亚兰的全权代表：“我命令你们，在接到此令后，再在和会上停留一周。”诏谕规定，恢复谈判后，如瑞方不自量力，一味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布留斯和奥斯特曼即可退出会谈。谈判于1719年9月中断。先是瑞典代表，随后俄国全权代表也离开了亚兰群岛。
瑞典中断谈判，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它所指望的不会是它自己的兵力。它在陆上和海上的军事力量已大大削弱，根本谈不上举行军事进攻。它所指望的是英国，因为英国对俄国在波罗的海上的势力日趋巩固抱有敌意。1719年8月底，瑞典同英国缔结同盟条约。英国企图根据这个盟约插手瑞俄和谈，迫使俄国缔结不利于自己的和约。
诺里斯率领的英国分舰队开进了波罗的海水域。其目的是恫吓沙皇，伺机背信弃义地攻击并消灭俄国舰队。但彼得已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俄国舰队完成在瑞典沿岸的登陆战之后，已经稳妥地隐蔽在海湾中，并受到海岸炮兵保护。秋季里，诺里斯的分舰队撤离了波罗的海。沙皇没有屈服于恫吓和挑衅，他坚决地说：“我们绝不屈服于任何威胁，我们绝不接受不平等的和约，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将继续战斗。”
翌年春，诺里斯的分舰队补充了新的军舰，又开进了波罗的海。但是它的坐镇这一次也未能保证瑞典沿岸的安全：俄国陆战队又在瑞典登陆，而且未遇抵抗，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彼得将此事通告俄国驻瑞大使库拉金时说：“不错，虽然没有给敌人造成太大的损失，但是，上帝保佑，敌人的帮凶们只能干瞪眼，却奈何不了我们。”此外，英国舰队的坐镇也未能阻止俄国舰队于1720年7月底在格林汗取得辉煌的胜利：虏获了4艘瑞典三桅巡洋舰，其中，正如彼得所描写的那样，“有两艘是被我舰以全速接舷攻击法虏获的”。参加此役的兵力对比情况，最好不过地反映在奖章的题词上：“勤奋和勇敢胜过实力。”这一仗从力量来说，优势属于瑞军：攻击他们的三桅巡洋舰的俄方船舰是装备很差的桨帆并用的大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