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赋役改革
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特点和谐地汇集于彼得一身。他既炽热又冷静、既奢侈又节俭、既残酷又仁慈、既严厉又宽厚、既粗暴又温和、既审慎又轻率。所有这些特点交织成一幅激情洋溢的独特背景，供彼得在其烘托下，从事国务、外交和军事活动。
除了这些性格上的复杂特点之外，他的惊人之处是他那纯正的禀性。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是他一生追求的主要目的，对此他深信不疑，为此他劳碌奔波。为国家服务的思想贯穿于他的一切革新活动之中。只要看到了这一点，上述性格方面的不协调现象，以及在他所采取的措施中有时会出现的矛盾现象，便能得到一定的统一和完整的解释。
彼得认为，他即位那年（1682年），或废黜索菲亚公主摄政地位的那年（1689年），乃至皇兄伊凡（彼得形式上与皇兄共同执政，实际上由他掌握国柄）逝世的那年（1696年），都不算是他为国家服务的初始之时。
1713年夏俄军进军芬兰，为此彼得同海军中将克留伊斯有过一些有趣的通信。海军中将劝沙皇不要冒生命危险直接参加海战和登陆战。针对这些劝告，沙皇回信说：“我已经为本国服务了18年（干了些什么，我就不详细说了，因为那是大家都知道的），白刃战、出击战、包围战，我都打过，无论在何处，我可从没脱离过那些优秀诚实的军官。”
因此，根据彼得的算法，他“为本国”服务是从18年前即1695年开始的。许久以后，在人们为《北方战争史》搜集材料时，沙皇在自己的记事本中记下了准确的时间：“我是从第一次远征亚速充当炮手、拿下敌人望台那时开始服务的。”
由此看来，以鼓手和炮手资格参加的少年游戏兵团和科茹霍沃大演习，醉心于造船业的初期活动，建立佩列雅斯拉夫尔舰队，游历阿尔汉格尔斯克，这些活动在他心目中都算不上“服务”。彼得不愿把这些活动列入他的服务项目的清单，大概是因为这些活动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卓越成果的缘故。
彼得把自己的服务活动分为广义的为国家服务和比较狭义的服务两种。在计算海上服务的同时，他依据的是略有不同的标准。同是在1713年，彼得在报道波罗的海海上的一次空前大风暴的信中写道：“真的，自从我开始在海上服务的22年以来，这样大的暴风我还只看到过两三回呢。”因此，沙皇是以建立佩列雅斯拉夫尔舰队的那年为他从事海上服务之始的。可是，这个舰队没有打过仗，因此彼得认为，虽然他那时已经开始了海上服务，但还不是“为本国服务”。
彼得遗存的书信还揭示了他对于应当如何服务的看法：全力以赴地为谋取国家的利益而捐弃个人利益（私利），为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
在日常的活动中，彼得似乎经常一身而兼备两种身份。在沙皇以炮手、船长、团长、造船师傅的身份“服务”时，他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人，用彼得·米哈伊洛夫作名字。在他晋升为海军少将以及后来又晋升为海军中将时，他要求大家在舰队里不要拿他当皇上，而按他的海军官衔来对待他，管他叫：“海军少将先生”、“海军中将先生”。
他常常以普通人的身份出席同僚们的家宴，为他所器重过的人送葬，参加他所发明的“恺撒大公”和“教皇大公”游戏。
当沙皇建造舰只，攻城略地，或者催马加鞭、长途跋涉去参加某件工作时，他总是亲自动手，而且干得那么出色，与其说是要对工作作出个人的贡献，还不如说是为了以身作则，激励他人，让大家懂得这样卖力虽说辛苦，却于事业大有裨益。这种特有的活动方法是具有启发和教育意义的。
“彼得窠里的雏儿们”之一，比彼得年幼的同时代人伊凡·伊凡诺维奇·涅特留耶夫再清楚不过地阐述了以身作则所起的教育作用。涅特留耶夫同另外一些少年出国学习海军，回国后沙皇对他进行了一次考试。“早上8时，皇上乘坐一辆单轴双轮马车来到我们这里，他一边从我们队列前面走过，一边说：‘孩子们好。’过了一会儿，人们放我们去参加大跳舞会，可是海军上将（指沙皇）却命令兹马耶维奇先逐个考问我们每个人对航海学学得怎样。后来轮到我时（根据我们事先的约定，我是轮到后面一批同学中的一个），皇上御驾走到我跟前，不让兹马耶维奇出题，亲自问我：‘所有的东西你都学到手了吗，派你出国留学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答道：‘最仁慈的皇上，我尽一切可能勤勉学习，但我不能夸口我全都学到手了，而且我自认为我是您的不称职的奴隶，因此我像恳求上帝一样恳求您对我宽大为怀。’我一边说一边跪下去，可是皇上伸出右手手掌，让我亲吻，同时亲切地说：‘你看，老弟，我虽是沙皇，可是我手上也有老趼，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做个榜样，纵然我快老了，我还是想看见你们成为我的称职的助手，成为祖国的公仆。’”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在搜集有关彼得的军事活动和国务活动的史实材料，探讨他的行为的意义时，概括了下面两句话所包含的内容：“战士无愧于这位伟大的沙皇，沙皇也无愧于这些伟大的战士。”
彼得表面上的民主作风掩盖不住他的统治实质。何况彼得本人也绝无意于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沙皇。他知道得很清楚，在他的国家里存在着“高贵的”阶层和“卑贱的”阶层。两者之间隔着一条鸿沟：前者统治着后者，后者受治于前者。彼得在世时，当他担任造船师傅的职务时，当他化名参加高级使团的活动时，当他在波尔塔瓦会战期间率领诺夫哥罗德团的一个营冲锋陷阵时，当他下令烧毁布拉文“强盗”们占据的城池时，最后，当他出席炮兵连士兵伊凡·维克申家的洗礼仪式，以普通人身份慷慨地赠送30卢布的礼品时，——在所有这些场合，他同时仍然是个专制君主。
但彼得有时却有意要强调他的两种不同的身份。每逢军舰下水时，他对高级长官们有意表示的尊敬态度就是一个例子。
有一次，他以私人的名义，也就是以外科医生的身份出席了他的已故女病人的葬仪。那个女病人生前得了水肿病，医生们想方设法用外科手段医治她，都不见效。彼得自告奋勇，成功地给她放了水，他因此感到很自豪，因为那些科班出身的外科医生只给她放了血；但是经他放水的病人，很快就死了。
又有一次，他以私人身份参加了一个4岁小孩的葬礼。这孩子的父亲是个英国商人，他把葬仪办得非常讲究，好像死者是个什么出名的或者理应受到隆重葬仪似的人物。长长的送葬队伍徒步走到那孩子的墓穴前。彼得也走在这个送葬行列里，只因为他是死者的教父。
彼得自奉非常节俭，但是为了给皇后添制服装和建造宫殿，他却不惜大花其钱。在这个问题上，沙皇同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有过一次挺有意思的对话。阿普拉克辛批评说，沙皇送给教亲、亲戚和其他一些人的礼物，菲薄得“连我们这些人都感到寒碜”。彼得用下面一段道理反驳阿普拉克辛的非议：
“这绝不是小气，这是因为：第一，照我看，打破陋习最好的办法是减少需要，再说，我也应当给我的臣属做个榜样；第二，理智要求我量入为出，我的收入比你们的少呀。”
“你的收入有几百万。”阿普拉克辛不同意他的说法。
“我个人的收入只有我在陆军和海军中工作按官位领的那份薪水，做衣服、用度开销、送礼，都靠这些钱。”
这里又显现出彼得两种不同的身份：作为一个大国的君主，他在彼得高府郊外的行宫不应比凡尔赛宫逊色，而作为勤俭的当家人彼得·米哈伊洛夫，他应当靠薪水的收入维持生活，给自己的臣属树立一个简朴自奉的榜样。
凡是有机会观察彼得的日常生活的人，都能一眼看出他那几近吝啬的俭省。1714年，英国一位叫梅肯齐的派驻代表向他的政府报告说，沙皇“总是问每一个人，作为皇上，他是否应该享受一个幅员辽阔之地的君王、一个人口众多之国的统治者可以享受的一切，他的个人开支是否超过他在陆海军中按官级应分领得的薪俸数额？我听说，沙皇很节省，不仅他个人的用度，就是他的家庭的花销也不许超过他当海军中将和陆军将领所应得的年俸”。
由此看来，彼得·米哈伊洛夫担任了一定的具体职务，也就用自己的个人行为做出了供人效法的榜样。我们还可以从许多标准法令条文中找出彼得另一种品质的材料。《陆军条令》昭示臣属，“陛下乃是专制君主、其所作所为无须对世间任何人负责，但是他有力量和权势，像基督上帝那样，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善心治理自己的国家和大地。”在另一条条文中，这个思想表述得更加简明：“君主政权乃是受命于天的专制政权。”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专制君主，权力无边的统治者，他按照自己的“善心”统治泱泱大国的臣民。作为君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任务，用他的话说，是为达到臣民的“共同幸福”这一最终目的而发号施令。
在1702年招聘外国人来俄国服务的文告里，彼得第一次说出了他的这个“共同幸福”的理想。尽管这篇文告是为个别问题撰写、又是给外国读者看的，但还是有充分理由将它称做带纲领性的文件。彼得渴望把治理国家的大事办得“使我们每一个忠实的臣民都能感觉出，在为他们谋取生活福利和增加财富方面，我们的共同愿望是什么”。几乎过了20年，彼得才把这个思想表达得比较显豁一些：“应当为上帝一览无余地摆在我们眼前的好处和共同利益去努力工作，这样人民才有好日子过。”
彼得说的“好处和共同利益”指的是什么，这几个字的现实含义是什么？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沙皇本人看来就没有赋予这话以明确的含义，至少，我们从他颁布的各种法令里没有发现他对此话的明确解释。“共同幸福”一词出现在一些因时因事而制定的法令中，随着制定各项法令的具体环境和目的的不同而包含着种种不同的内容。然而，只要把这些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需要颁布的法令加以对照研究，我们就能综合出“共同幸福”一词的原本的含义。它指的是：发展贸易、手工业和工厂工业，遵守法纪，肃清课税与征兵工作的“流弊与负累”，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这一切加在一起就可以增进臣民的“福利”，保证他们过“安居乐业”的生活。
在彼得时代，俄国的全体居民截然分为两个等级：纳税阶层和特权阶层。纳税阶层包括农民和市民，特权阶层包括贵族和僧侣。两个阶层各自的“安居乐业”生活，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而各具不同的内容：农奴制农民的“安居乐业”生活与贵族阶层的“安居乐业”生活有天渊之别。
彼得在世时，封建社会的阶层结构同他历代先祖时代的阶层结构并无轩轾，但各阶层所负义务的内容却有了变化。新的变化，其实质，简而言之，就是国家的官差有增无已。官差触及到各个阶层，特权贵族阶层也不例外。不用说，国家义务的重担对农民、商人、贵族和僧侣的命运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
在阶层的梯级上，农民占居最低一级的梯级。战争的重担、要塞和城池的修造工程、国家机关的供养，首先落在农民肩上。除去旧有的税务和官差，如今又增加了新的负担：兵役义务、修建工程义务、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舰只税、龙骑兵税、军事装具税、马鞍税与轭税，等等）。特别繁重的差事是运输官差和住宿官差，前者要求应差人提供车辆，将军需品和新兵运至战场，后者不但要求为新兵提供住宿的地方，还要供给他们粮食。
“国家”的利益要求勿使农业终因其从事者的官差过重而陷于崩溃。这就是彼得拟制《爱惜耕者令》的指导思想：这道诏令里说，农耕者“是国家的动脉，正像通过动脉滋养人体一样，国家也要靠耕者来滋养，因此应当爱惜他们，勿使他们劳累过度，而应保护他们免受各种非难和破产，特别是公务人员应当善待他们”。在这里，农民首先被当做有用的纳税人和兵员的提供者。农民如果被过重的苛索弄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他们就无法履行这些主要的义务，那么，保证国家生命能力的国家动脉就不复存在。
这个思想也贯穿在彼得其他一些涉及农民问题的指示里。试举一例：彼得曾责成各地方长官查明，地主中哪些人的田园荒芜是由于农民官差过重而造成的。应将其呈报元老院，由元老院将其领地转拨给别人——该破产地主的亲戚去经营。
三申五令追寻逃亡农民，并将他们送还原主，其目的，归根到底也并非为了维护个别地主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国家亦即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民的逃亡，是他们的一种反抗的形式。伴随农民的逃亡现象而来的是地主之间重新分配农民的自发现象，同时给国家和留在原地的农民带来了直接的损失；政府要求留在原地的农民纳税和服兵役时还要替逃亡农民负担一份。结果，欠税增加，征兵不足的数量越来越大。因此，政府对逃亡农民绝不手软。
由此可见，所谓“共同幸福”，对农民来说，无非是维持他们有履行贵族官僚国家全部苛杂官差的能力。为了在某种程度上“保护”农民，使他们不受破落地主的压迫和地方行政当局滥用职权之害而进行立法，它所追求的也是这个目的。大家都知道，只有一道旨在保护农民切身利益的诏令，但就是这道诏令也只具有劝善性质。沙皇劝告那些“像卖牲口一样”卖掉农民的孩子，以致造成“哀鸿遍野”的小地主贵族们要讲点良心。彼得指示“取缔这种卖人的勾当”，同时却又加了一个附带条件：“……如不能完全取缔，那么，即使有此需要，也只能全家或所有同姓人一起出卖，而不能单个出卖。”
所谓“共同幸福”，对城市居民来说，其内容又略有不同。同农民一样，市民也是纳税人和兵员的提供者，但除此之外，市民还要以商业税和手工业税的形式保证国库的补充收入。因此，彼得很关心商业和商界的发展，这种关心是有其历史的渊源的。
彼得的父亲，老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认为，发达的商业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础，因此他对商人采取庇护态度。彼得认为商业是经济的必要部分，但绝非决定性的部分。彼得研究了外国的经验，认为这些国家所以“繁荣富强”，是因为它们扶植了“商界、各种艺术家和手工业”的缘故。这里所说的“艺术家和手工业”，在当时是指手工艺和工厂工业而言。市民在手工业生产部门“服务”，被视为这是他们对改革时期应尽的新义务之一。彼得不惜采用强制的手段命令商人办理大型工业。他在将官办制呢企业转交给私商经营时，简明扼要地说：“他们愿办也得办，不愿办也得办。”这种强迫命令的做法，其目的是急于“要在5年内不买外国的呢军服”。不得不专门派兵将那些“被指派去办制呢厂”而本人又“不愿办”厂的商人押往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