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年，即1699年，国内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其中有两件大事沙皇是直接参与其事的，文件中却没有记载。一件是反土同盟各国跟土耳其举行停战谈判的卡尔洛维茨会议。杜马书记普罗科菲·沃兹尼岑在会上维护了俄国的利益。其实，事前彼得曾对参加会议的使节面授机宜，而谈判过程中的往来文书却全是由使节政厅承办的。1699年1月14日，沃兹尼岑和土耳其缔结两年停战协定，而不是和约。
同月颁布了市政改革敕令，成立城市管理机关：在莫斯科设市政厅，在外省城市则设地方自治局。这次改革的发起者无疑是沙皇，但无论是起草敕令，还是实现这次改革，都没有留下他曾参与其事的痕迹。
早在1667年，政府就曾许诺城市居民，为他们设立一个“适当的衙门”，以“保护与管理商人，使其免于地方行政长官之苛扰”。30多年过去了，政府的诺言迄未兑现。1699年的敕令论证了成立城市自治机关的必要性，其理由与1667年列举的理由并无二致：政府切望商人不再受“各政厅之各种刁难勒索以致破产之苦”。这种城市自治机关，不受地方行政长官和中央各政厅的辖制。
最初，政府企图从这一改革中获取一笔直接的收益：要取得自治权必须先付一笔双倍的直接税。自治权只授予其居民接受这一条件的城市。后来，政府发现各地市民不愿为了自治权支付如此昂贵的代价，遂不得不收回成命，宣布这次改革为一切城市必须实行的措施。
政府认识到，实行市政改革可以促使手工业、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几年后，工商业的发达将提高国库的收入，保证国家的军事、经济实力的增长。国库希望迅速取得另一好处。改革敕令宣布市政厅和各地自治局负责征收关税和酒馆税。现在，征收这些税款的工作不再由地方行政长官，而改由被选出的商人代表去完成。这样一来，政府既取得了及时收到税款的可靠保障，又无需负担征税工作中的任何开销。
在1699年发生的事件中，彼得所起的作用在文件中反映得比较清楚。2月里，为新近落成的列福尔特官邸举行“醉僧堂”的娱乐活动。在这次宴会上，彼得开展了革除宽袖长袍的斗争。
贵宾们赴宴时穿着俄罗斯的传统服装：绣花领衬衫、鲜艳的绸上衣，外面穿一件长袍，长袍的袖口用袖箍紧紧束着。客人们在长袍外又罩上一件无袖袍——种又长又宽、从上到下钉着许多扣子的丝绒长衫。显贵们穿着皮毛大衣，戴着有高盔头和丝绒面的皮帽，披挂得漂漂亮亮。如果是暖和的季节，他们就把皮毛大衣换成皮领大袍，它是一种用贵重材料制作的长袖大氅。长可及踵，还安有方形折领。
沙皇对这种妨碍活动、全然不适于工作的华丽衣着，深恶痛绝。席间，他像那次剪胡子一样拿起剪刀，剪起客人们的衣袖来。一个亲眼看到沙皇这一行动的人写道：他听到沙皇一边剪一边说：“大袖子太碍事，到处惹祸：不是把玻璃杯拂落下地，打个粉碎，就是弄泼菜汤，撒满一身；剪下来的这一段，你还可以拿去做一双靴子。”
一个人剪不尽所有的人的长袍、无袖袍和皮领大袍，因此，几个月后，莫斯科人读到了挂在克里姆林宫门旁、基塔城城墙上、秋多夫修道院围墙上和其他行人众多的地方的告示。每张告示旁站着一个武装卫士，防止有人扯掉告示。那是沙皇的敕令：“兹规定莫斯科及各城市居民所着衣服：凡着匈牙利长装者，其外衣之长以衔接吊袜带为度，内衣则应短于外衣……”
五、改变外交策略
与土耳其缔造和约，组织反瑞典联盟，这是17世纪末刻不容缓的两件互有联系的大事。彼得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这两件大事上。
沙皇亲自掌握对外政策，在外交实践中作一些新的尝试。他绕过使节政厅，直接同丹麦特使亨斯举行会谈。丹麦特使是为了缔造反瑞典盟约于1698年来莫斯科的。沙皇不急不忙地同丹麦特使进行谈判，在取得卡尔洛维茨会议结果的消息之前，迟迟不同丹麦缔造盟约。可是在卡尔洛维茨缔结的不是和约，而是短期的停战协定。因此在同丹麦签订的条约中，彼得承担的义务，是在同土耳其缔结和约或者长期停战协定之后，再参与对瑞典的战争。为了与土耳其缔结和约，沙皇派杜马书记叶美良·伊凡诺维奇·乌克拉英采夫出使君士坦丁堡，并规定他不走传统的旱路，而乘坐军舰循海路前往土京。这是沃兹尼岑给彼得献的计。沙皇采纳了这个建议，而且大大地扩大了这个建议所说的规模：特使乘坐的军舰应由沃罗涅什舰队护航，浩浩荡荡开往刻赤。
1699年8月5日，一支由十艘大军舰组成的支舰队在亚速港起锚，开往刻赤。分舰队形式上由海军上将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率领，实际上是彼得统率。以乌克拉英采夫为首的使节团乘坐的是“堡垒号”战舰。一个参加这次外交活动的人记下了土耳其人看到俄国舰队在刻赤下锚时又惊又惧的情景：“从土耳其人的脸上可以看到他们因为装备精良的舰队而引起的恐惧；好不容易才使土耳其人相信，这些军舰是在俄国建造，舰上的海员全是俄国人。”
刻赤的土耳其当局说什么也不同意俄国使节乘坐军舰继续前进，他们用海涛汹涌，航行困难为借口，企图唬人，但是彼得坚持自己的意见：“堡垒号”继续向帝都的航向前进，并且鸣礼炮向土耳其人宣布俄国海军舰队的诞生。示威大获全胜，舰队是乌克拉英采夫胜利完成使命的后盾。
彼得同分舰队一起返航亚速城，然后北上回到莫斯科。两个外交使团在首都等着他，它们的目的截然不同：卡尔洛维奇将军代表奥古斯特二世的利益访问俄国，希望缔结反瑞典同盟；瑞典使团的意图恰恰相反，它想强使俄国同意与瑞典签订一个永久和约。
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外交游戏。目标之一是背着瑞典使团，同萨克森选帝侯和丹麦国王的代表暗中进行谈判。为了麻痹瑞典使团的警惕性，特为它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彼得接见来使，给了该使团表面上的荣誉和重视。谈判结果，签订了从前拟订的俄瑞条约。
在外务部门领导人同瑞典使团举行正式谈判的同时，彼得亲自出马，同萨克森和丹麦两国使节进行秘密谈判。三方利益一致，会谈进展神速，三国结盟指日可待。1699年11月11日，俄国同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结成同盟。双方决定：“一旦战争爆发，两国即共同与多行不义之瑞典王国决一胜负。”俄国在这个战争中要达到的目的是收复波罗的海沿岸的俄国领土（伊若尔地区）和卡累利阿。约定奥古斯特于1699年内开始军事行动，彼得则在与土耳其缔结和约之后参战。为了加速在君士坦丁堡的谈判，彼得特派急使给乌克拉英采夫送去一份补充指令：如果土耳其人坚持收回第聂伯河上的四个城市（即卡尔洛维茨会议上引起争执的四个城市），可予同意。沙皇要求他的外交使者说：“总之，此事应尽快办理。”
欧洲各列强开始沉溺于备战的狂热中，武装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种国际形势有利于俄国争取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的斗争。没有后嗣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之死，成了所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的起因。法国以及与它敌对的三个盟国，即封建专制的奥地利、海上强国英国和荷兰，都卷入了瓜分西班牙王国在欧洲大陆以及欧洲以外的广大殖民地的斗争。夺取西班牙的斗争，分散了参与东北欧冲突的各方的力量。
这样，北方同盟从此建立，剩下的是耐心地等待君士坦丁堡传来的好消息。但是在1699年岁尾，彼得还办了两件新事。12月19日敕令和20日敕令规定，以后不再用“创世日”而改用基督诞生日为纪年的历法，前者以9月1日，后者以1月1日为一年的开端，这就是说采用欧洲许多国家通行的历法为计算时间的方法。1月1日这一天按旧历计算正好满7208年零4个月，按新历计算则是1700年元旦。
彼得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新年庆祝活动。他下令元旦日将各步兵团调到红场上，让两百多门大炮集中到克里姆林宫前。一连六天，礼炮声隆隆不绝。沙皇自己忙于燃放焰火，五彩缤纷的焰火使首都居民惊喜不已。城里的居民也参加了庆祝活动。他们用枞树、松树和桧树的树枝，把大门装饰一新。敕令诏示各领主和豪商巨贾，“凡有小炮者，应在其庭院中施放小炮；有火枪或其他小型枪支者，应鸣枪3发；有爆竹者，有多少可以燃放多少”。
在庆祝新年的日子里，纵情的欢乐使人暂时忘却了已经完成和将要完成的事业。到17世纪末，为了开创一个改造国家的新时代已经做了这样几件事：展开了争取出海口的斗争，着手建设海军舰队，城市取得了自治权，颁布了剪胡子、短装的敕令，采用了以元旦——基督诞辰为计算时间的新历。这些改革牵涉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也不难看出，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国家欧化，把俄国提高到现代化国家的水平。
新的1700年将是一个怎样的年头呢？能否在安定的环境中，没有干扰，顺顺当当地继续完成已经开创的事业，使它成为制度化，全部加以实现呢？彼得心里想着这个，在圣母升天大教堂迎春唱诗班里，用他浑厚低沉的歌喉唱着赞美诗，祈祷着来年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