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长时间笼罩在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之中。被绞杀和车裂者暴尸街头，一连五个月无人收埋。三个死者吊在苏姗娜（索菲亚公主出家后的法号）修道室的窗前，节奏均匀地来回荡着。死者每人手里拿着一张纸头，暗示女修士，这就是她写给射击军的信。
彼得在审讯和处决射击军士兵的高潮时期的心境如何，我们可以从外国人的记述中取得若干信息。根据这些材料判断，彼得表面上是很愉快的。可是在那貌似愉快的满不在乎的假象后面却隐藏着极度的神经紧张，有时控制不住，便会溢于言表。
9月29日，即处决第一批射击军士兵的前夕，沙皇出席了丹麦使节为他儿子举行的洗礼仪式。一位目击者记述道，“在整个施洗仪式过程中，沙皇陛下都非常高兴。”可是接下去作者写了这样一个情节：“当他发现他的宠臣亚历萨什卡（即缅希科夫）挎着马刀跳舞时，他便扇了他一耳光，以此教会他养成取下马刀再跳舞的习惯。那一耳光打得宠臣的鼻子直流鲜血，足见用力之重。”这个情节表明，那时节无需有多大的事就能惹得沙皇失去内心的平衡，然后又使他的紧张情绪缓和下来。
9月30日行刑后的当天晚上，彼得出席列福尔特家的盛大宴会，“显得十分满意，对所有的来宾都非常亲切”。10月9日，星期天，处决第二批射击军的前夕，沙皇在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团团长钱伯斯上校家做客。这顿晚餐吃得很顺利，没出事儿。可是在处决最后一批射击军的头一天，在恺撒大使家宴饮时，彼得的神经再也按捺不住了，不过这一次的表现形式与在丹麦大使家那一次不大相同：“沙皇忽然感到肚子发冷，直翻胃。一阵突如其来的、迅速传遍他全身器官的颤抖引起了大家的担心：这是否隐藏着什么不测之祸呢？”一位在场的医生建议用托凯酒治他的病。几杯下肚，沙皇的痉挛症果然就缓解了。后来“沙皇陛下的脸上再没有出现反映他内心感到满足的那种愉快的神情”。
从处理射击军的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的彼得，是一个极端残忍的人。但是，那个时代就是如此。新事物要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得像过了时的旧事物死死抓住生命不放那样，残暴而无情。射击军成了落后的旧事物的化身，他们要把国家拉向后退，因此也就注定要灭亡。
射击军审讯案结束后，彼得于10月23日离京前往沃罗涅什。是造船厂把沙皇吸引到那里去的。他已经有两年没到那里去了。在这两年中，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调到沃罗涅什，主持建造军舰的工作。造船师傅（沙皇自认他是造船师傅）急不可耐地要看看那里的工作干得怎样，这段时间里取得了什么成绩，军舰的装配和武器的配置进行得如何。
三、扩大海军力量
10月31日，沙皇到达沃罗涅什时，欢腾的场景立即映入他的眼帘。死气沉沉的小城一跃而为生气勃勃的造船业中心，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干活，到处都可以听到俄国话和外国应聘者的不同民族的语言。
沙皇立即把自己的印象告诉维尼乌斯：“谢天谢地，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很不错的舰队和一些仓库。”一个月后，彼得再次向维尼乌斯报喜：“我们这里已经开始建造一艘大军舰，它能装载60门发射6至12俄磅弹丸的大炮。”彼得亲自领导造船工作，亲手拿着工具干活。
可是最初的印象是虚假的。很快就暴露了组织建设工程中的阴暗面。被征集到沃罗涅什干活的农民和手艺人的生活条件异常艰难：他们成年累月地伐木、锯板、清除道路、疏浚航道、建造舰只，可是在严寒的冬天和泥泞的秋天里，连个挡风避寒的住处也没有，背囊里的面包也少得可怜。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被征集来造船的人，吃不了这份不堪言状的苦头，开了小差。有关船厂里艰苦生活的消息传到那些正在征集工人的各县，居民们为了逃避这种官差，纷纷躲进森林里去了。舰只未能如期下水。也暴露了组织造船工程的技术上的困难，其程度不亚于前者。造船工程是仓促开始的，没有制订施工的详细计划，也没有准备造船所必需的装具。船厂里缺少有经验的师傅。沙皇在1698年12月的一封信里诉苦说：“我在这里真的连一个助手也没有。”船是用没有干透的木料造的，而且往往因为铁钉不够就用木钉来代替。因此，已经造好的舰只，质量大都不高。彼得领导一个舰只验收委员会，他亲笔在验收单上评道：“这批舰只的风帆和船舷的高度均超过规定的尺寸”，因此行驶时稳定性不足。另一个由外国人组成的验收委员会也发现领导造船工作的领班师傅“没有工艺技能”，致使“这批舰只的长度和尺寸过于狭小的宽度构成一个非常奇怪的比例，这种比例，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荷兰，我们都没见过。”而这些舰只的主要缺点在于它们造得“不是很坚固，而是很不坚固”。
尽管如此，但在沃罗涅什建造的那批舰只是不会辱没俄罗斯海军舰队的光荣历史的。俄国第一批造船工人在沃罗涅什取得了经验，阿普拉克辛也是在那里第一次用水手补充海军部队的编制，而不再用陆军士兵充数。
四、改变生活方式
彼得在圣诞节前回到莫斯科。在这里，他参加了所谓“醉僧堂”的娱乐活动。这个由200人组成的吵吵嚷嚷的团体，分乘80部雪橇，奔驰在首都街上，遇到显贵和富商的宅邸就停下来，唱一通赞美诗。“醉僧堂”的执事为此要求主人家款待酒食，并给予赏金。
“狂欢、群乐、醉僧堂”、“教皇大公”与“恺撒大公”这三种游戏，产生于同一个时期，但是要指出彼得在位时期出现的这些别开生面的“专科学校”的准确日期，那是不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历史学家们没有记下这些游戏始于何时。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在17世纪90年代上半期就盛行起来了。
正如“教皇大公”游戏和“恺撒大公”游戏的规则那样，它们的参加人员也是各不相同的。参加“恺撒大公”游戏的人都是沙皇最亲密的战友，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形成了一个所谓“彼得帮”。
“醉僧堂”完全按另外一种原则吸引它的成员。愈是不成体统的人，加入该“堂”的机会愈大。酒鬼、馋鬼、小丑、傻瓜都能加入这个“群乐堂”，由他们按教阶组成上自大主教下至小祭司的团体。彼得在这个团体里占居的教阶是大助祭。据同时代人的评述，他“在他们的集会上执行职务，极为认真，好像那并不是在闹着玩儿似的”。
第一任“教皇大公”是马特维·纳雷什金，据库拉金评述，他是个“愚蠢、衰老的醉汉”。他的继任者、彼得的老师尼基塔·佐托夫也是一个用言语无法形容的人物，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他一直戴着“群乐堂神甫”、“普列斯堡、科库斯克、全牙乌查教区主教约翰尼基”的头衔。尼基塔·佐托夫得到如此崇高的地位，靠的是他善于喝酒。
“醉僧堂”设在普列斯堡（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村附近一个筑有工事的地方），会员们在那里开怀畅饮，醉成一摊烂泥。但有时这帮醉汉从单间房里爬出来，坐上用猪、狗、羊、熊拉的雪橇，在莫斯科街上奔驰。他们按照各自的教阶穿着不同的法衣，呼啸着、喧嚣着驶到莫斯科的显贵们的宅子前，向他们祝福。彼得兴致勃勃地参加这些游乐活动，并且对待“教皇大公”也像对待“恺撒大公”那样恭敬。有一回，他像一个跟班似的，站在佐托夫乘坐的雪橇后尾的脚蹬上，招摇过市，跑遍了整个莫斯科。
同时代人们曾试图解释沙皇组织这些奇怪的娱乐活动的目的何在。有的说，沙皇是想趁着同客人们厮混之际，从他们嘴里套出他们在清醒时绝不会吐露的真情实话。喝醉酒的人话多，据说，沙皇正可乘机把话题引到自己需要的轨道上。另外一些人认为，沙皇想借助“醉僧堂”这样的出游活动告诫包括总督和朝臣在内的显贵们，必须去掉在他们当中已经蔓延成风的酗酒的恶习。据说，为了争取入“堂”，为了免除周围的人们的嘲笑，朝臣和总督们是愿意戒掉酗酒的毛病的。还有一些人则认为，“醉僧堂”的设立和“教友们”的活动，是想借此嘲笑嘲笑真正的罗马教皇和他的下属红衣主教们。
上述种种解释全不足信。其中两种说法未免幼稚可笑，第三种说法也缺乏事实根据——“醉僧堂”的成员里既没有总督，也没有朝臣。
彼得一生中有过几件始料不及的巧事：起初本来是闹着玩儿的事，后来却成了正正经经的事业的开端；游戏最终转化为重要的事业。海神和战神打仗的游戏，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了海军舰队和正规陆军的建立，少年游戏兵连最后成了近卫军团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骨干力量。
“醉僧堂”却没有发生与此相类似的蜕变。它的教职制度益臻完善了，它也制定了自己特有的会章，但是在它的存在期间里，它再没有其他任何新的作为，只不过是一种寻欢作乐的方式而已。因此，“醉僧堂”的设立，以及“教友们”的娱乐方式，也许仅仅表现了该“堂”的设立者缺乏教养，趣味低级，为过剩的精力寻找出路的急切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