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电影《欢乐满人间》，一群扫烟囱的工人，拿着毛茸茸的扫帚，在屋顶上唱歌跳舞。然后，镜头拉开，一片入晚的城市，成千上万的烟囱，一起冒出青烟。
我就想，那每个烟囱的下面，一定都会有一炉火、一家人。白天出去工作的爸爸妈妈、去上学的孩子都回来了，回到自己的小窝。然后，下起密密的雪，屋子外渐渐白了，屋子里渐渐黄了。点起一炉火，火光跳跳的，跳出一屋的黄晕，大家围坐在炉边，多美呀！
后来，上了师大美术系，倒是常在教室里，有那么一炉火。冬天，画裸体模特儿，校工先在外面把炭火烧红了，再端进来，模特儿在屏风后面更衣，披件罩衫，走到炉火旁的台子上，把罩衫扔在一边，光着身子，让我们画。
温温的火，也会隔着炉子的孔眼，透出一抹闪动的光，从下往上，映在模特儿的大腿侧、乳房边，和颈项间，成为一种特别含蓄的中间色调，最难画，也美极了！
有时候，同学会买些番薯，挂在炉子上烤，两堂课将尽，日已斜，番薯也散出香味。于是教授、学生、模特儿，一起偎着炭火享用。这画面，竟是我大学四年最深刻的，觉得一班同学，像一家人。又好像是农家，收割完了，打理好农具，聚在一起，围着红红的炭火。
又过了二十年，搬到纽约长岛，我也有了一个壁炉，壁炉由一楼向上，穿过二楼，伸出个长长的烟囱。烟囱上不知怎地，居然长了一棵小树，可见那壁炉从上一任屋主，就很少使用。
我也不曾点过，因为在有中央系统暖气的房子里，壁炉只是个装饰，倒是小女儿总盯着炉子看，说听到里面传出奇怪的声音。相信在她的心底，那壁炉有着另外一种神秘。
有一天，开车出去，女儿一路看人家的房子，碰到有两根烟囱的就大叫，问：“那家的小孩会不会得到两份圣诞礼物？”
又有一回，我带女儿上楼，拉开窗帘看屋顶上的积雪，她不看雪，只往上看烟囱，回头问：“圣诞老公公，怎么爬上烟囱，又怎么钻进去？”
“说不定明年她就不信了。”妻偷偷对我说，“儿子就是过了八岁，突然不再相信圣诞老人的。”
果然，生日才过，小丫头就讲她犹太裔的同学说，根本没有圣诞老人，那全是爸爸妈妈扮的，所以圣诞礼物上才不是写“北极制造”，而是写“Made in China”。
今晚，出奇地冷，不久前在加州造成许多灾情的大寒流，
移到了美国东岸。气温骤降，居然到了零下十六度。冷空气向低处跑，冰寒从玻璃窗透进来，虽然暖气开着，仍然感觉脚下的寒意。
看看壁炉，还有儿子买来的柴。晚饭后，我径自移开外面的护网，打开烟囱的铁门。隐隐约约从烟囱里传来呼呼的北风。
先将那泡过蜡油的引火柴放在铁架上，再堆上些长形的木条，最后放上大块。只用一根火柴，火引子就着了，嗞嗞地滴着蜡油，冒出熊熊的火光。很快地，木条也被引燃了，发出啧啧的声音，相信有些是松桧之属，散出一种特殊的香味，把原来坐在餐厅的家人都引了过来。
“爸爸点了一炉火，好好！”女儿说。接着若有所思地冲到壁炉前，从下往上望，看那烟囱的铁门。
炉子里的火光突然暗下来。原来中型的木条已经烧得差不多，上面大块的木料还没被点着。
“一定要有小木柴帮忙，大木块才能燃烧。”我一边往里添较小的木条，一边机会教育地对女儿说，“爸爸妈妈是大木头，你和哥哥是小木条，你们帮助我们，一家的火才会旺。”
大木块总算点着了，从边缘流出火焰，还闪着火星，发出小小的爆裂声。
我盘腿坐在地上，又把女儿放在腿间坐着，再将她的两只小手放在我的膝头。
“多舒服的椅子！”我在她的耳边说。
小丫头没吭气，突然转过脸：“原来火炉里的铁门那么小，烟囱那么窄，圣诞老公公那么胖，怎么进得来？”停了几秒钟，很不高兴地问，“圣诞老公公是不是你和妈妈？”
我怔了一下，笑说：“圣诞老公公是会变的，他不一定从烟囱走，否则那些没烟囱人家的小孩，不是就都没礼物了吗？圣诞老公公甚至不用开窗子，免得小孩受凉，也免得警铃响。”
“圣诞老公公会穿过窗子，好像太阳。”女儿大声叫着。
“对，好像太阳！”我环着肩膀，把她拥在怀里，“圣诞老公公是你的大太阳，你是爸爸妈妈的小太阳。”
女儿睡了，火也渐渐小了，一块块的焦炭，从架子上崩落，溅出些火星，再变成灰色。我拿浇花的水壶，往余烬上淋了些水，嘶嘶地冒出几缕白烟。炉壁还是烫的，不知这重温炉火的烟囱，会有怎样的感触。关上烟囱的铁门，发出清脆的“当”的一声，好像一出戏，落了幕。
窗外开始飘雪，我对妻说：“明天再点一炉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