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审计师的浮生六记
5181300000010

第10章 浮生六记(8)

安然、世通只是个案,不足以作为美国资本市场监管不善的佐证。就我个人的从业经历而言,大部分美国公司的内控水平实在比我们的国企、私企高明太多。从后来陆续披露的资料来看,美国接连发生的企业丑闻,大部分是自顶而下的失控,舞弊者也大多数是公司内“看不见的顶层”。对于普通员工,面对几十、上百年来积淀完善的流程,庞杂森严的系统,手续繁复的审批,实在鲜有犯罪的可能。

我在“火车驴拉”的时候,由于身为审计人员,可以申请一个暂时的经理级的系统访问权限,但是看到的数据也实为有限,只不过是庞大数据链的中间一环。后来获知安然的首席执行官获刑370多年,替他的晚年幸福担心之余,也感叹“举头之上,自有灵明”——这句话有点雅,通俗一点说,就是——冤有头,债有主。百年大厦轰然倒塌,绝对是由于最高管理层决策失误或恶意舞弊造成的。

按照上述说法,萨氏法案立案的基础有点问题。因为我个人理解,它的立案基础乃是自下向上的控制。这样的控制,对于管理层的舞弊防范实在有限。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来说明。假如有一控制,控制行为(control activity)是:一定金额的费用支出,须获一定层级的管理者的审批。那么当这个控制延伸到管理层的最高一级,我们想象得极端一些,比如总裁的费用谁来控制审批?难道每一笔费用都要管理委员会或是董事会来审批?那么董事局主席又如何?而实际上,这样的控制漏洞,才是风险最高之处。这就是萨氏法案立论不足之处。

(三)问君曾记否,青青河上柳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小北京儿”和夏兄被安排做税务循环,每天都在一起厮混。夏兄是税务专家,现在做着自己的专长,本该“谈笑间灰飞烟灭”才对(issue在审计中是指值得关注的事项和问题),但是我们每天却看见他苦着一张脸,一天平均要叹气1000多次,以至于后来我们听到他呼吸都觉得他是在叹息。对于此事,出于好奇我曾专门就正于夏兄。夏兄又叹了一口气,很无奈地说,他当初刚毕业之时,也如春花初绽,每日里都像个傻小子一样欢天喜地的,随着后来工作越来越忙,压力也越来越大,就变成了这样一副面孔。为了配合自己的语气,他还指了指自己愁苦的面容。

这幅画面一直定格在我的回忆里。当时只是觉得好笑,但现在回忆起来,总觉得有点淡淡的悲凉,在别人眼中年少多金、白马轻裘的翩翩少年,内心未必有如呈现出来的那样令人艳羡。

“小北京儿”倒是一如既往地傻开心。她毕业的大学和ACCA签了学分互认的协定,使她毕业之时免掉了14门课程中的10门。此外,ACCA又与香港注册会计师协会签了一个协定,如果某港人考过了ACCA,则自动转为香港注册会计师。这样的两桩好事全都落在了“小北京儿”头上,按她自己的话说,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成了双料的会计师,说话间神色自若,可见她心里也确实很困惑。我们听在耳中,恨在心里,每个人都很悲愤,感叹命运的不公。

“小北京儿”无试可考,每天晚上倒也孜孜矻矻,不曾早睡。不过不是在学习,而是在熬夜看《大长今》。她的舍友是个上进的女孩子,加班之余还在刻苦钻研CFA。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看到自己的舍友除了吃,就是玩,还有睡,过得简直是猪一样的生活,心里想必也无比失衡,一定恨不得一脚飞过去。“小北京儿”看完了《大长今》,又到处去找电影来看,还曾隆重向我们推荐了一部法国的电影,好像叫作《放牛班的春天》。我听了这样的名字,觉得带着一股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调调儿,于是欣然拿来看,看完的结果也和陶渊明一样欲辩已忘言,倒不是好得令我忘了说话,恰恰相反,简直又臭又长,差得无话可说,所以忘言。我和夏兄数次都快睡了过去,全靠互掐对方的大腿才能保持不睡。

当时正是阳春三月,我们下班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早已领略不到媚软的春光,但这丝毫不影响“小北京儿”出游的兴致。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简直就像领着一个小孩子逛街,她提出的每一个要求都令人头疼。每每吃完饭,我们要回酒店的时候,“小北京儿”常常兴致勃勃地建议再去超市逛逛。这样的情况下,我和夏兄常常交换一下眼神,然后吓唬她说,这里有伙匪徒,为了破坏社会主义的安定团结,专抢香港人,抢到了之后,男的直接扔到海里,女的要看姿色再决定,长成她这样的估计也要直接扔到海里。“小北京儿”虽然傻,但是也知道这是在骗她,不过转头想想,也就不闹了。

回酒店的路上,为了弥补一下我们骗她的内疚之情,夏兄常常牺牲形象给“小北京儿”表演吃绿舌头。绿舌头乃是一种冰棍的名字,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吃来吃去也不化,只越舔越长。这样的表演非常吸引“小北京儿”的眼球,每每看得拍手叫好,活像个小傻子。我实在是看不下去,每次都东张西望装作看风景,尽量不去看夏兄的丑态。

夏兄对“小北京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宠爱,“小北京儿”提出的非分要求,只要不是让夏兄跳海,他一般都会满足。当时不知是光良还是品冠的《童话》还刚刚上市,“小北京儿”只是不经意间提了一句,下次见面的时候,夏兄就变戏法一样地买了来。但是依我来看这样的感情其实非常单纯,关系亲密,但是情在手足,不在男女。我想,这真是一种很美好的感情,现在夏兄远在大洋彼岸,也不知夜深人静之时,是不是也会想起我们。

当时我们三个都把吃晚饭当成一天最大的享受,按照“小北京儿”的意见,我们每天都要去一家不同的饭店。我对她这种没出息的吃法非常不屑,教育她只有叫化子才吃百家饭,每次都强行拉她到固定的饭馆吃饭。说到青岛的海鲜那可真是好,品种虽然繁多,但是看上去都reasonable(合理),可以让人接受。后来我去大连,住的酒店后面一条街都是烧烤海鲜的摊位。整条街都烟雾缭绕得像着了大火一样。站在摊前,一盆盆的都是叫不出名堂的海产品,看上去全都长相狰狞,叫人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当时在青岛的时候,我最爱吃的海鲜乃是当地出产的扇贝,又好又便宜,又大又新鲜,3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大只。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让店家将其合着蒜茸粉丝烧来吃,真是无比的美味。

晚饭后,在回酒店的路上,我们会路过一家叫“小倩倩馄饨”的馄饨铺。(也不知道店主哪来的灵感,给自己的买卖起了这样一个恶俗的名字。)这个店是我们偶然发现的,店里脏兮兮的,桌子油得连苍蝇都站不住,碗筷倒是黏得可以粘虫子。但是我们冒险一试之下,无不称奇,馄饨不只汤鲜,每只都能吃出不同的香味,真是妙不可言。一大碗馄饨一块五,再加上5毛钱一个的油酥烧饼,还有店主自制的卤水豆腐和熏鸡蛋,热乎乎香喷喷,真能把舌头都吞下去。“小北京儿”个子小得可以捧在手上,但是吃起馄饨来势如猛虎,状如疯魔,往往让我和夏兄不顾吃饭,只顾看她。

我们就这样吃着馄饨,吃着扇贝,吃着绿舌头,吃到了该说“再见”。我记忆里分别的场面好像很轻松,“小北京儿”实属没心没肺之人,临走了还笑嘻嘻地让我们请她吃冰棍——简直是猪一样的思想。

我和夏兄同在北京,虽然只是楼上楼下,但各自瞎忙,慢慢地联系也疏了。“小北京儿”倒是常常写封短信来问候一下。我回信的时候,脑子里闪现的是此人嬉皮笑脸的模样,当时很想把题目里的那两句诗解释给她听,后来想了想,算了。

我想,“小北京儿”记忆里的青岛,虽然没有青青的杨柳,霸陵的伤怀,但可能会有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比如远远的海,好吃的馄饨,还有夏兄伸出的长长的绿舌头。

(四)天涯亦有明月,不如相忘于江湖

写到这里,先小小地解释一下。这里的“忘”不是“忘记”的意思,而是“各自安适”的意思。

青岛的项目做到春节暂时告一段落,大年二十九的时候我们纷纷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会议室外面的客户早已经走得七七八八了,坚守岗位的大部分都是本地的员工,见到我们满面春风地冲他们走过去,大都目光闪烁,躲躲闪闪的。这样的情景让我很不舒服。我由此还萌生了很严肃的思考,我们日以继夜孜孜矻矻的终极目标到底何在?作为企业的审计师,我们是应付证监机构检查的工具,惹人讨厌的累赘,还是羁绊企业运营的障碍?

在这里可以简单说说我的审计观是什么样的。我在“火车驴拉”的时候,见过中国区审计经理几面,那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精神利落的职业女性,说着一口漂亮的美式英语,平时也开玩笑,但工作的时候大都面容严肃、态度认真。我们曾经有过一次闲聊,聊天的气氛很轻松,但她很认真地告诉我:“你要记住,内部审计的要旨乃是其服务功能,而不是监察功能。从积极的角度优化流程,在问题的早期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未雨而绸缪,这才是审计的意义所在。”

我对以上观点一直深信不疑,在几年的从业经历中,也一直以此作为衡量自己勤勉的标准——即我的审计是否真正服务于客户,使之受益于流程的优化。每次客户亲切地对我说,小马,经过你的审计,我们发现了问题所在;经由你的建议,我们明白了如何解决……我都会真切地体会到快乐和骄傲。

春节很快过去了,我们又回到了青岛,继续剩下的审计工作。

正月十五的晚上,行止大姐擅作主张,早早给我们放了假。大吃了一顿海鲜之后,大姐建议我们到海滩上去放烟花。

这几件事情,使我对行止大姐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外形上看,该大姐面容娟秀,气质沉静,如果你不挑起话题,她可以一直静坐不语。她和我们说话的时候常常细声细语,不带一丝火气。我们曾在背后议论,如果谁让行止大姐生了气,动了火,该人一定有被枪毙的理由。

这是我先前对大姐的粗浅认识,此次做项目接触得久了,忽然发现她是个极有个性之人。春节前,她托我带一个很大的袋子回北京,我出于好奇,偷偷打开来看,竟然是一个小小的煤油炉。后来闲聊的时候,我问起此事,大姐淡淡地说道:“哦,那个炉子是我从北京带的,我怕外面的饭吃不惯,准备在房间里面煮粥吃。”这句话尚不足以令我目瞪口呆,她继续补充道:“我还带了两小罐液化气呢。”话到此处,我对她的敬仰之情绝对有如滔滔江水,同时也对我国飞机场安检机关的玩忽职守表示愤慨——他们竟然让此人带了两罐液化气上飞机。当然我也对酒店的管理人员表示愤慨——他们竟然允许客人在酒店房间里煮粥。

当时我们驻扎在香格里拉酒店,一住就是三个月,简直像在家里一样熟。有一次我犯了懒,忘了洗袜子,晚上回到酒店,竟然发现袜子已经被洗得干干净净了。袜子旁边还放着一张纸条,大意是服务员看到了我的袜子,觉得它竟然硬得可以站在地板上,实在是很神奇,所以就把袜子给我洗了云云,后面还留了她的姓名。我感激之余,就提笔写了一封信致谢于酒店。此后主动为我洗袜子的人简直堪称踊跃,我甚至必须得半天就换一双袜子才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

看来五星酒店就是不一样,于是我加倍地写感谢信。那一段时间,该酒店的总经理一定很奇怪我竟然可以垄断该酒店表扬信的90%。此举积极的后果是,每天我的房间里都有更新的果盘;隔三岔五床上还会出现一只小熊;袜子永远干净得让我舍不得穿;每天出门的时候,那个笑得很甜的大堂副理见到我,还会笑得更甜。看,人和人的关系其实可以搞得很融洽,只要你愿意用点心思。

回到放烟花的事情。我们一行人鬼鬼祟祟地沿着漆黑的海滩行走,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放烟花。

之所以鬼鬼祟祟,是因为我们听说当地政府非常重视环保,如果发现有人在海滩搞污染,就会将该人直接扔到海里。这句是开玩笑,其实是先用狼牙棒打死再扔到海里——还是开玩笑,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后来K记的审计精英纷纷动用机智,出主意说,要是被抓到,千万不要供出公司的名字,我们可以说自己是D记的,或者还可以变成学校的学生,向执法人员装可怜。

说到这里又回想起一桩趣事。当年我们在D记的时候,有一次去西安出差,周末跑到周围的庙里去玩。庙里的规矩是如果出示学生证,门票可以打五折。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派了平日里脸皮最厚的一个同事前去周旋,该人大模大样地走上前去,把D记的工作证向庙祝晃了晃。彼时D记的工作证上面除了照片就只有“D记国际”四个汉字,其余内容都是英文。该同事便大手一挥,对庙祝说,我们都是D记国际大学的穷学生。那个僧人将信将疑,但看了密密麻麻的洋文也不敢多说话,只好放我们进去。进去之后那位仁兄得意万分,猖狂的样子很让人受不了,我们就吓唬他说,他在佛前居然大打诳语,恐怕要遭雷劈。

一起去放烟花的团队,只有我一位男士,所以我从审计师变成了烟花架子——烟花架子者,足蹬马步,单手擎天,手举烟花是也。我们买了一大捆的信号弹,都是我这样一发一发地放出去的,连着放了半个多小时,我的胳膊酸得都抬不起来了。行止大姐此时变了一个人,一边拍手叫好,一边不停地催我:“快放快放。”仿佛我不用点火,手臂一抬就会有火焰喷出来。

这样无理的要求令我非常悲愤——我大半夜地跑到这里来,结果是陪着一帮丫头片子玩耍。尽管如此,我对那一晚还是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想,其实我们活着,本可以每天都这样开心的,但是太多的责任和压力,让我们都很狼狈,那么,这样的美好时光,还是努力记住吧。

4月的时候,这个项目总算告一段落了,我们回到了北京。但是那个新加坡女人一路追杀到了北京,这次她放过了大姐,直接将魔爪伸向了我。我第一次觉得,我在这个事务所挣扎得如此无力,于是我想到了离开。

在这方面,我一向是个雷厉风行的人。2005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坐在K记清凉的会议室里,和我的领导坦白了我的想法——我不想干了。期间合伙人与我们领导的挽留过程我就不说了,我觉得不管他们是不是真心地想把我留住,我都很感激。因为他们大方地接纳了我,也同样大方地挽留我。对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兵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在一个叫作信息中心的地方帮忙,干的都是杂七杂八的工作。那里的大姐小妹对我都非常好,很善良地安慰我:就算是经理辞了职,也要在这里呆一个月才能走。我倒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当我每次奉命把杂志报纸送到楼下每个合伙人办公室的时候,全都步履轻盈,心情愉快。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认识的合伙人比我通过工作认识的还要多,这可真是件有趣的事情,这样想来,就干得更有兴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