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世通只是个案，不足以作为美国资本市场监管不善的佐证。就我个人的从业经历而言，大部分美国公司的内控水平实在比我们的国企、私企高明太多。从后来陆续披露的资料来看，美国接连发生的企业丑闻，大部分是自顶而下的失控，舞弊者也大多数是公司内“看不见的顶层”。对于普通员工，面对几十、上百年来积淀完善的流程，庞杂森严的系统，手续繁复的审批，实在鲜有犯罪的可能。
我在“火车驴拉”的时候，由于身为审计人员，可以申请一个暂时的经理级的系统访问权限，但是看到的数据也实为有限，只不过是庞大数据链的中间一环。后来获知安然的首席执行官获刑370多年，替他的晚年幸福担心之余，也感叹“举头之上，自有灵明”——这句话有点雅，通俗一点说，就是——冤有头，债有主。百年大厦轰然倒塌，绝对是由于最高管理层决策失误或恶意舞弊造成的。
按照上述说法，萨氏法案立案的基础有点问题。因为我个人理解，它的立案基础乃是自下向上的控制。这样的控制，对于管理层的舞弊防范实在有限。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来说明。假如有一控制，控制行为（control activity）是：一定金额的费用支出，须获一定层级的管理者的审批。那么当这个控制延伸到管理层的最高一级，我们想象得极端一些，比如总裁的费用谁来控制审批？难道每一笔费用都要管理委员会或是董事会来审批？那么董事局主席又如何？而实际上，这样的控制漏洞，才是风险最高之处。这就是萨氏法案立论不足之处。
（三）问君曾记否，青青河上柳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小北京儿”和夏兄被安排做税务循环，每天都在一起厮混。夏兄是税务专家，现在做着自己的专长，本该“谈笑间灰飞烟灭”才对（issue在审计中是指值得关注的事项和问题），但是我们每天却看见他苦着一张脸，一天平均要叹气1000多次，以至于后来我们听到他呼吸都觉得他是在叹息。对于此事，出于好奇我曾专门就正于夏兄。夏兄又叹了一口气，很无奈地说，他当初刚毕业之时，也如春花初绽，每日里都像个傻小子一样欢天喜地的，随着后来工作越来越忙，压力也越来越大，就变成了这样一副面孔。为了配合自己的语气，他还指了指自己愁苦的面容。
这幅画面一直定格在我的回忆里。当时只是觉得好笑，但现在回忆起来，总觉得有点淡淡的悲凉，在别人眼中年少多金、白马轻裘的翩翩少年，内心未必有如呈现出来的那样令人艳羡。
“小北京儿”倒是一如既往地傻开心。她毕业的大学和ACCA签了学分互认的协定，使她毕业之时免掉了14门课程中的10门。此外，ACCA又与香港注册会计师协会签了一个协定，如果某港人考过了ACCA，则自动转为香港注册会计师。这样的两桩好事全都落在了“小北京儿”头上，按她自己的话说，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成了双料的会计师，说话间神色自若，可见她心里也确实很困惑。我们听在耳中，恨在心里，每个人都很悲愤，感叹命运的不公。
“小北京儿”无试可考，每天晚上倒也孜孜矻矻，不曾早睡。不过不是在学习，而是在熬夜看《大长今》。她的舍友是个上进的女孩子，加班之余还在刻苦钻研CFA。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看到自己的舍友除了吃，就是玩，还有睡，过得简直是猪一样的生活，心里想必也无比失衡，一定恨不得一脚飞过去。“小北京儿”看完了《大长今》，又到处去找电影来看，还曾隆重向我们推荐了一部法国的电影，好像叫作《放牛班的春天》。我听了这样的名字，觉得带着一股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调调儿，于是欣然拿来看，看完的结果也和陶渊明一样欲辩已忘言，倒不是好得令我忘了说话，恰恰相反，简直又臭又长，差得无话可说，所以忘言。我和夏兄数次都快睡了过去，全靠互掐对方的大腿才能保持不睡。
当时正是阳春三月，我们下班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早已领略不到媚软的春光，但这丝毫不影响“小北京儿”出游的兴致。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简直就像领着一个小孩子逛街，她提出的每一个要求都令人头疼。每每吃完饭，我们要回酒店的时候，“小北京儿”常常兴致勃勃地建议再去超市逛逛。这样的情况下，我和夏兄常常交换一下眼神，然后吓唬她说，这里有伙匪徒，为了破坏社会主义的安定团结，专抢香港人，抢到了之后，男的直接扔到海里，女的要看姿色再决定，长成她这样的估计也要直接扔到海里。“小北京儿”虽然傻，但是也知道这是在骗她，不过转头想想，也就不闹了。
回酒店的路上，为了弥补一下我们骗她的内疚之情，夏兄常常牺牲形象给“小北京儿”表演吃绿舌头。绿舌头乃是一种冰棍的名字，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吃来吃去也不化，只越舔越长。这样的表演非常吸引“小北京儿”的眼球，每每看得拍手叫好，活像个小傻子。我实在是看不下去，每次都东张西望装作看风景，尽量不去看夏兄的丑态。
夏兄对“小北京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宠爱，“小北京儿”提出的非分要求，只要不是让夏兄跳海，他一般都会满足。当时不知是光良还是品冠的《童话》还刚刚上市，“小北京儿”只是不经意间提了一句，下次见面的时候，夏兄就变戏法一样地买了来。但是依我来看这样的感情其实非常单纯，关系亲密，但是情在手足，不在男女。我想，这真是一种很美好的感情，现在夏兄远在大洋彼岸，也不知夜深人静之时，是不是也会想起我们。
当时我们三个都把吃晚饭当成一天最大的享受，按照“小北京儿”的意见，我们每天都要去一家不同的饭店。我对她这种没出息的吃法非常不屑，教育她只有叫化子才吃百家饭，每次都强行拉她到固定的饭馆吃饭。说到青岛的海鲜那可真是好，品种虽然繁多，但是看上去都reasonable（合理），可以让人接受。后来我去大连，住的酒店后面一条街都是烧烤海鲜的摊位。整条街都烟雾缭绕得像着了大火一样。站在摊前，一盆盆的都是叫不出名堂的海产品，看上去全都长相狰狞，叫人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当时在青岛的时候，我最爱吃的海鲜乃是当地出产的扇贝，又好又便宜，又大又新鲜，3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大只。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让店家将其合着蒜茸粉丝烧来吃，真是无比的美味。
晚饭后，在回酒店的路上，我们会路过一家叫“小倩倩馄饨”的馄饨铺。（也不知道店主哪来的灵感，给自己的买卖起了这样一个恶俗的名字。）这个店是我们偶然发现的，店里脏兮兮的，桌子油得连苍蝇都站不住，碗筷倒是黏得可以粘虫子。但是我们冒险一试之下，无不称奇，馄饨不只汤鲜，每只都能吃出不同的香味，真是妙不可言。一大碗馄饨一块五，再加上5毛钱一个的油酥烧饼，还有店主自制的卤水豆腐和熏鸡蛋，热乎乎香喷喷，真能把舌头都吞下去。“小北京儿”个子小得可以捧在手上，但是吃起馄饨来势如猛虎，状如疯魔，往往让我和夏兄不顾吃饭，只顾看她。
我们就这样吃着馄饨，吃着扇贝，吃着绿舌头，吃到了该说“再见”。我记忆里分别的场面好像很轻松，“小北京儿”实属没心没肺之人，临走了还笑嘻嘻地让我们请她吃冰棍——简直是猪一样的思想。
我和夏兄同在北京，虽然只是楼上楼下，但各自瞎忙，慢慢地联系也疏了。“小北京儿”倒是常常写封短信来问候一下。我回信的时候，脑子里闪现的是此人嬉皮笑脸的模样，当时很想把题目里的那两句诗解释给她听，后来想了想，算了。
我想，“小北京儿”记忆里的青岛，虽然没有青青的杨柳，霸陵的伤怀，但可能会有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比如远远的海，好吃的馄饨，还有夏兄伸出的长长的绿舌头。
（四）天涯亦有明月，不如相忘于江湖
写到这里，先小小地解释一下。这里的“忘”不是“忘记”的意思，而是“各自安适”的意思。
青岛的项目做到春节暂时告一段落，大年二十九的时候我们纷纷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会议室外面的客户早已经走得七七八八了，坚守岗位的大部分都是本地的员工，见到我们满面春风地冲他们走过去，大都目光闪烁，躲躲闪闪的。这样的情景让我很不舒服。我由此还萌生了很严肃的思考，我们日以继夜孜孜矻矻的终极目标到底何在？作为企业的审计师，我们是应付证监机构检查的工具，惹人讨厌的累赘，还是羁绊企业运营的障碍？
在这里可以简单说说我的审计观是什么样的。我在“火车驴拉”的时候，见过中国区审计经理几面，那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精神利落的职业女性，说着一口漂亮的美式英语，平时也开玩笑，但工作的时候大都面容严肃、态度认真。我们曾经有过一次闲聊，聊天的气氛很轻松，但她很认真地告诉我：“你要记住，内部审计的要旨乃是其服务功能，而不是监察功能。从积极的角度优化流程，在问题的早期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未雨而绸缪，这才是审计的意义所在。”
我对以上观点一直深信不疑，在几年的从业经历中，也一直以此作为衡量自己勤勉的标准——即我的审计是否真正服务于客户，使之受益于流程的优化。每次客户亲切地对我说，小马，经过你的审计，我们发现了问题所在；经由你的建议，我们明白了如何解决……我都会真切地体会到快乐和骄傲。
春节很快过去了，我们又回到了青岛，继续剩下的审计工作。
正月十五的晚上，行止大姐擅作主张，早早给我们放了假。大吃了一顿海鲜之后，大姐建议我们到海滩上去放烟花。
这几件事情，使我对行止大姐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外形上看，该大姐面容娟秀，气质沉静，如果你不挑起话题，她可以一直静坐不语。她和我们说话的时候常常细声细语，不带一丝火气。我们曾在背后议论，如果谁让行止大姐生了气，动了火，该人一定有被枪毙的理由。
这是我先前对大姐的粗浅认识，此次做项目接触得久了，忽然发现她是个极有个性之人。春节前，她托我带一个很大的袋子回北京，我出于好奇，偷偷打开来看，竟然是一个小小的煤油炉。后来闲聊的时候，我问起此事，大姐淡淡地说道：“哦，那个炉子是我从北京带的，我怕外面的饭吃不惯，准备在房间里面煮粥吃。”这句话尚不足以令我目瞪口呆，她继续补充道：“我还带了两小罐液化气呢。”话到此处，我对她的敬仰之情绝对有如滔滔江水，同时也对我国飞机场安检机关的玩忽职守表示愤慨——他们竟然让此人带了两罐液化气上飞机。当然我也对酒店的管理人员表示愤慨——他们竟然允许客人在酒店房间里煮粥。
当时我们驻扎在香格里拉酒店，一住就是三个月，简直像在家里一样熟。有一次我犯了懒，忘了洗袜子，晚上回到酒店，竟然发现袜子已经被洗得干干净净了。袜子旁边还放着一张纸条，大意是服务员看到了我的袜子，觉得它竟然硬得可以站在地板上，实在是很神奇，所以就把袜子给我洗了云云，后面还留了她的姓名。我感激之余，就提笔写了一封信致谢于酒店。此后主动为我洗袜子的人简直堪称踊跃，我甚至必须得半天就换一双袜子才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
看来五星酒店就是不一样，于是我加倍地写感谢信。那一段时间，该酒店的总经理一定很奇怪我竟然可以垄断该酒店表扬信的90%。此举积极的后果是，每天我的房间里都有更新的果盘；隔三岔五床上还会出现一只小熊；袜子永远干净得让我舍不得穿；每天出门的时候，那个笑得很甜的大堂副理见到我，还会笑得更甜。看，人和人的关系其实可以搞得很融洽，只要你愿意用点心思。
回到放烟花的事情。我们一行人鬼鬼祟祟地沿着漆黑的海滩行走，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放烟花。
之所以鬼鬼祟祟，是因为我们听说当地政府非常重视环保，如果发现有人在海滩搞污染，就会将该人直接扔到海里。这句是开玩笑，其实是先用狼牙棒打死再扔到海里——还是开玩笑，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后来K记的审计精英纷纷动用机智，出主意说，要是被抓到，千万不要供出公司的名字，我们可以说自己是D记的，或者还可以变成学校的学生，向执法人员装可怜。
说到这里又回想起一桩趣事。当年我们在D记的时候，有一次去西安出差，周末跑到周围的庙里去玩。庙里的规矩是如果出示学生证，门票可以打五折。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派了平日里脸皮最厚的一个同事前去周旋，该人大模大样地走上前去，把D记的工作证向庙祝晃了晃。彼时D记的工作证上面除了照片就只有“D记国际”四个汉字，其余内容都是英文。该同事便大手一挥，对庙祝说，我们都是D记国际大学的穷学生。那个僧人将信将疑，但看了密密麻麻的洋文也不敢多说话，只好放我们进去。进去之后那位仁兄得意万分，猖狂的样子很让人受不了，我们就吓唬他说，他在佛前居然大打诳语，恐怕要遭雷劈。
一起去放烟花的团队，只有我一位男士，所以我从审计师变成了烟花架子——烟花架子者，足蹬马步，单手擎天，手举烟花是也。我们买了一大捆的信号弹，都是我这样一发一发地放出去的，连着放了半个多小时，我的胳膊酸得都抬不起来了。行止大姐此时变了一个人，一边拍手叫好，一边不停地催我：“快放快放。”仿佛我不用点火，手臂一抬就会有火焰喷出来。
这样无理的要求令我非常悲愤——我大半夜地跑到这里来，结果是陪着一帮丫头片子玩耍。尽管如此，我对那一晚还是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想，其实我们活着，本可以每天都这样开心的，但是太多的责任和压力，让我们都很狼狈，那么，这样的美好时光，还是努力记住吧。
4月的时候，这个项目总算告一段落了，我们回到了北京。但是那个新加坡女人一路追杀到了北京，这次她放过了大姐，直接将魔爪伸向了我。我第一次觉得，我在这个事务所挣扎得如此无力，于是我想到了离开。
在这方面，我一向是个雷厉风行的人。2005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坐在K记清凉的会议室里，和我的领导坦白了我的想法——我不想干了。期间合伙人与我们领导的挽留过程我就不说了，我觉得不管他们是不是真心地想把我留住，我都很感激。因为他们大方地接纳了我，也同样大方地挽留我。对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兵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在一个叫作信息中心的地方帮忙，干的都是杂七杂八的工作。那里的大姐小妹对我都非常好，很善良地安慰我：就算是经理辞了职，也要在这里呆一个月才能走。我倒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当我每次奉命把杂志报纸送到楼下每个合伙人办公室的时候，全都步履轻盈，心情愉快。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认识的合伙人比我通过工作认识的还要多，这可真是件有趣的事情，这样想来，就干得更有兴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