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1：魏文侯问狐卷子说：“父子、君臣之间的贤德、可以依赖吗？”狐卷子回答说：“不可以。为什么呢？父之贤超不过尧了，可是尧的儿子丹朱却被尧放逐；子之贤，谁也比不上舜，可是舜的父亲臂曳却把他囚拘起来；兄之贤谁也比不上舜，可是舜的弟弟象却傲慢无礼；弟之贤，谁也比不过周公，可是周公的哥哥管叔却被周公杀掉；臣之贤，谁也比不上商汤和周武王，可是夏桀、商纣正是被商汤和周武王伐灭的。所以，盼望别人时，人偏偏不来；依赖别人是不会长久的。你要治理天下，就得从自身开始，别人又怎么能依靠呢？”
例2：梁孝王把朝廷通缉的罪犯羊胜、公孙诡窝藏起来，内史韩安国哭着劝说梁孝王道：“大王你自己认为，和当今皇帝的关系与当年太上皇与高祖皇帝的关系以及当今皇帝与临江王的关系相比，哪种关系更亲呢？”梁孝王说：“我与当今皇帝是兄弟，所以比不上太上皇与高祖皇帝以及当今皇帝与临江王的父子关系。”韩安国说：“太上皇与高祖皇帝，当今皇帝与临江王，是父子关系，然而高祖皇帝却认为手提三尺宝剑，夺取天下的是自己，所以太上皇最终不能当朝治理天下，只能闲住在栎阳；临江王是当今皇帝的嫡亲长子，由于说话不谨慎被废，封为临江王，后来由于宫廷内部的家事而在中尉府中自杀。为什么这样？治理天下的君王，不因家事妨碍天下的利益。所以才有这样的古语：虽有亲父，怎么能知道他不是凶恶的猛虎？虽有亲兄，怎么能知道他不是凶残的豺狼？如今大王你位列诸侯王，喜欢听奸佞之臣不负责任的话，冒犯皇帝，违背法令。当今皇帝因为你有太后宠爱的缘故，不忍心制裁你而太后日夜哭泣，盼望你能自我悔过，可是你却毫不觉悟。假如有一天太后仙世，你又能依靠谁呢？……”韩安国的话还没有全说完，梁孝王便把羊胜和公孙诡交了出来。
原来，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听从羊胜、公孙诡的计谋，想当汉太子，恐怕汉朝的大臣们不同意，便暗中派人刺杀重臣袁盎。景帝知道了公孙诡、羊胜的阴谋，派了大批人在全国范围内大搜捕，皆未能获。内史韩安国听说诡、胜两人躲藏在梁孝王的家里，便进见梁孝王，劝说他。梁孝王交出公孙诡、羊胜，两人因而自杀。
有古言道：为了权势和利益而结合的，一旦失去了权势和利益，交情随之疏远；又说：靠美丽的容貌侍奉别人的，一旦容貌衰退，宠爱随之断绝。这就是说钱财和美色都不可依赖。
《诗经》上说：“求人不如求己，靠别人保佑不如自己保佑自己。”此言不虚啊！
十、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
事业的成败、国家的兴亡，是否有天命的注定，向古以来便无定论。但从历史规律来看，个人或国家的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于人事，而不是天命。
（一）天·地·人
《易经》上说：“人的精神元气是存在的，所谓游魂是精神变成的。”人自生而为人，相貌各异，声音不同，苦乐不均，愚智悬殊，或尊贵或卑贱，或长寿或短命。这是三世所做之业决定的！
天道、性命等问题，圣人很少谈论。因为虽有深意，但很难说得清楚。然而考察古往今来错综复杂的记载，凭借“三势”，也可以知道个大概。
荀悦说：“凡日、月、星辰与精气的变异，都是阴阳之气的精华。它根源于地，上达于天。国家安治有所缺失，就会在天地间显现出异变。
周文王问姜太公；“君王做什么事情，有灾祸的应验和鬼神的福佑吗？”太公回答说：“有。君王加重对人民的赋税聚敛，扩大宫殿，那么就会有疾病流行，霜露就会冻死五谷；君王好狩猎，而且不顾农时，那么这个年份就会多刮大风，五谷就不饱满；君王好破坏名山，堵塞大河，决通渠水，那么这种年份就会有水灾伤人，五谷长不茂盛；君王好打仗，战事频仍就会出现日蚀、月蚀，金星运行也会失去常轨。”文王说：“是这样啊！多谢尚父指点。”
《尚书·洪范》篇，讲到恶行的征兆，就有帝尧和商汤时的水旱之灾。消灾时却又与此不同，周宣王祈求降雨，夜望云象，慨叹上天不听他的祈愿。
司马迁说：“都说天道不佑好人。孔子七十二弟子中，颜回好学，但颜回多次陷入穷困之境，吃不饱肚子，而且短命而死。而恶人又怎么样呢？盗跖滥杀无辜，为所欲为，聚集同伙有几千人，竟然高寿丽死。这又是什么报应呢？看来上天糊涂极了。”
过去虢太子死了，又被扁鹊救活了。扁鹊说：“我不是能把死人医活，我只能医活那些可以活的人。”然而假如太子不遇上扁鹊，也是活不了的。假如病入膏肓，就是像医和郧样的神医也是医不活的。所以说，“死生有命”是正理。“不得其死”和“侥幸获免”是偶然。
这就是荀悦所说的性命的三势之理。
有人问扬雄：“人的寿命可以延长吗？”扬雄回答：“有道德的人，可以延长。”那人又问：“颜回、冉伯牛的品德很高尚了，为什么寿命不长呢？”扬雄回答说：“他们的品德生来如此。假若颜回不仁，冉伯牛不义，连那样的岁数也活不到。”那人再问：“可是不仁不义的人也有长寿的。”扬雄回答：“他们虚度了岁月，可君子却不会虚度了岁月啊！”把这个道理类推到教化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人有不用教化而成才的；有必经教化才能成才的；也有虽经教化，却最终不能成才的。所以孔子才说唯有上智和下愚两种人是不能改变的，而普通人则是既可向善，也可向恶。把这个道理加以类推，引到天道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
《左传》上说：“能向善的人不断积累，必然得到福佑；不能向善的必然走向败亡而致祸。”这就是可以向上为善，也可向下为恶的意思。
灾害和吉祥的报应，是不应怀疑的。帝尧和商汤时的水旱之灾，是上天的反应。《洪范》所说的征兆，指的是人事。
尧的时代遭受洪水，让禹来治水，没听说禹为天子的时代有洪水。至于商汤时的旱灾，乃是夏桀作恶的余波。所以夏桀、商纣作恶多端，必然要受天道惩罚，夏禹和商汤积德行善，才得以统治天下。
由此看来，天对人并无偏私，顺应天意的便太平，逆天行事的就会产生灾害，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之间关系的根本。
人的德行与水旱之灾是天人感应的关系，并不是必然规律。《左传》说：“祸福无门，都是自己招来的。”也就是说，怎样为人处事，也就会有怎样的命运。所以说命运在于人事。
鲁僖公时阴雨连绵，经祈祷而止，那是灾害可救的应验；周宣王时大旱祈祷无效，说明灾难是难以改变的。
孔子说：“祭祀神灵的时候，好像神灵就在面前一样。”是讲祭祀的根本在于心诚。古语说：“对于天应该诚实，不应虚伪。”是说天不会被虚情假意所感动。《易经》上说：“善行不逐渐积累，不会成就你的好名声。”古语还说：“土能治水，可是一把土不能堵住河流；铁能锯断树木，可是寸铁无法毁灭森林。”《左传》上说；“小恩小惠，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神灵也不会保佑你。”这都是讲善行太少，感动不了别人。现在祈祷虽然相同，得到的感应却不同，原因就在于或是为仁很少可是希求神的降福却太多；或是只讲一些华丽好听的空话而已，并不诚恳，所以，结果不同啊！颜回、冉伯牛的短命，那是性命之本然。
过去秦王曾问士鞅：“晋国的六家大夫哪一家最先灭亡？”士鞅说：“那一定是栾氏。”秦王说：“是不是因为栾氏太横暴了？”士鞅说：“是的。栾厌横暴得太过分了。但是他还可能侥幸获免，要亡大约亡在他儿子栾盈的手里。”秦王问：“为什么呢？”士鞅说：“栾武子的德政，对于晋国人民来说，就像周朝人怀念召公一样。由于怀念召公，连召公拴过马、乘过凉的棠树都精心保护，何况是他的儿子呢！栾厌死后，他儿子栾盈的善德未能及于百姓，他祖父栾武子的恩德又早不存在了，可对他父亲栾厌的怨恨却日渐强烈，所以栾氏的灭亡将在这个时候吧。”九年之后，晋国灭掉了栾氏。由此看来，栾厌虽然横暴，但他父亲栾武子的恩德，老百姓还记在心里，因而他身受其福。栾盈虽有贤德和智慧，但由于有栾厌这样的父亲，所以终于遇祸。可见，祸福不在自身是否贤德或暴虐，还要看他的上一代。
（二）吉凶祸福系于人
范晔曾说：“陈平多阴谋，自知后代必然遭殃；邴吉多积阴德，夏侯胜认为他的子孙必然有封侯的希望。果然到了陈平孙子陈掌，陈家失去了爵位；而邴吉家族到了邴昌这一代，却被封为列侯。虽然报应也有不这么明显的，但那就难以推究清楚了。大体说来还在于有德与否。袁安不依附窦氏.而是忠于皇室。他引用道义，推求正理，可以称得上是忠臣中名声显赫的人物了。他审理楚王刘英叛乱一案时，未曾严刑逼供，陷入以罪，而是设法鉴别无辜，平反冤案。他的仁爱之心足以延及他的后代。他的子孙兴盛，不是理所当然吗？”
由此看来，陈平、邴吉以及袁安后代的兴衰，乃决定于祖先的德行如何，而不在于本人的得失了。
虞世南说：佛教教义中有布施财物、遵守戒律、忍辱负重、勇往直前、坐禅守定、菩提智慧等六度菩萨行，这与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有什么不同呢？大略说来，是以修持为因，其果是回报人的修持。人在修持此六度菩萨行时，大都不能完满。其中缺失一项，果报也随之而消失。所以，融明外貌丑陋但聪明，赵壹才能高而地位低，罗衰虽富但无义，原宪贫穷但有道德。他们的不同是如此悬殊。人的祸福得失，由此而知。所以，品行不完善，就不会有完全的福报，吉、凶、祸、福不可能完备。因此世上就有了操行不轨反而富贵的，有积累仁德、品质高洁反而短命的。现在有些识见不高的平庸之辈，看到比干被剖了心，就认为忠贞的事不值得去做。看到徐偃王亡了国，就认为仁义之道不值得去效法，那就错了。
《易经》云：世有三道：天道、地道、人道。这是讲道的不同。又云：兼天、地、人三道的规律，都是对立的双方。”这是讲道的相通之处。所以，天地之道，有同有异，如果根据道的差异而否定道的相通之处，那就是糊涂。
如果固守道的相通之处而否定道的差别，那也有弊端。快慢、深浅种种变化错综复杂地存在于大道之中，参差不齐，很难均衡。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如此。所以为君者应尽心尽力去积德行善，以追求天命。
荀子曾说：“天道运行有其常轨，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用合理的行动去顺应它，就吉祥，否则就有灾祸。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节约用度，天也没法使你贫穷。生活资料完备，凡有举动都附合时宜，天也不能使你患病。遵循大道行事而不迷惑，天也不能嫁祸于你。背弃大道肆意而行天也不能使你吉祥。所以，明白天道和人道的区别，就可以称得上圣人了。如果有星辰坠落，树木无故发出可怕的声音，天地出现异常变化，你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但害怕就不对了。只有人间妖孽才是可怕的。为什么呢？政治险恶，田园荒芜，庄稼长得不好，粮价暴涨，人们吃不饱肚子，路边尽是饿死的贫民，这就是人间的妖孽。政令混乱，大的举措违背农时，对于百姓根本不予关心，这就是人问妖孽。不修礼义，男女无别，荒淫无度，父子之间互相猜疑，上下之间离心离德，盗贼层出不穷，这就是人间妖孽。这三种情况错杂交织，国家就不会安宁了。这是政治黑暗临近了，这种灾难的确悲惨。《左传》载：万物之怪异现象，圣人之书不予记载.，对于没有用的道理，不切实际的学问，可以弃置一边，不去研究它。”
墨子说：“古代的圣王，把孝子推举出来，是为了勉励人们孝敬父母；尊重贤良之人，是勉励人们都去做善事。发布法令来教诲人民，明定赏罚以有助于这种勉励。这样，乱政可清，危国可安。你认为不是这样吗？过去被夏桀搞乱了的国家，不是被商汤治理好了吗？被商纣搞乱了的国家，不是被周武王治理好了吗？若不改朝换代，民俗也很难改变。统治者革新政治，人民也就容易教化。所以国家的安危和治乱都取决于统治者所发布的政令啊，怎么能说有天命存在呢？”
从前梁惠王问尉缭：“我听说黄帝由于有刑罚，有仁德，而百战百胜，是这样吗？”尉缭回答说：“不是的。黄帝所制定的刑罚和仁德，是用刑罚来讨伐不仁，用仁德来守卫天下。并不是世俗所说的刑罚与仁德啊。世俗所说的刑罚、仁德，指的是天体上的日月星辰运行是否失序，以及阴阳向背等神秘之说。而黄帝的刑罚及仁德，都属于人为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假如现在有一座城池，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攻不下来。这四个方向，难道都不能顺应天时，凭借地利吗？然而仍然攻不下来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城墙太高，护城河太深，武器、战略无一不备，以及守卫者的深谋远虑。由此看来，天道的吉凶不如人的谋略啊！天官阵法中有一种背水阵，布出这种阵法会使全军覆没；有一种向坂阵，使用这种阵法是浪费军队。可是武王伐纣的时候.背靠漳河，面对山坡，既是背水阵，又是向一阵，用一万二千的军队去进攻商纣王的十八万大军，最后终于把商纣王的头颅割了下来，悬挂在白旗上示众。难道是商纣不懂天官阵法吗？然而却不能胜利，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人事上的失败。黄帝曾说：‘首先依靠自己的智慧，才配称天子。’由此看来，决定命运的只能是人事啊。”
按照荀子、墨子、尉缭的说法，吉凶祸福全在于人。
（三）国运系于德
周公告诫周成王说；“过去殷中宗治理天下，敬畏、戒惧，不敢荒废国事，稳坐天下七十年。到了殷高宗，兢兢业业地治理殷国，附属诸侯国，无论大小，从没有对他表示怨恨的，安享天下五十九年。到了祖甲，能了解普通百姓的喜好，能使百姓怀念他的恩惠，不欺负鳏寡孤独，坐天下三十三年。自那时以后的君王，从出生就过着安逸的日子，所想的只有尽情享乐，因而也没有一个长寿的。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才三四年就死了。可叹啊！继而为王的人应引以为借鉴。”
《史记·陈世家》载：陈国，是舜的后裔，周武王把他们封在阵地。司马迁说：舜的仁德，可以说很高了，后来传给夏禹，后代都享受王者的祭祀，历夏、商、周三代，等到楚国灭掉陈，而田氏从齐国夺取政权，建立的国家传了好多代。
《南越传》载：越国虽不开化，他们的祖先哪里有大功于百姓呢？可是为什么能传国这样久，经历了数代人，都曾称王，到了勾践甚至争得天下霸主的地位，这大约是大禹的余烈吧？
《南越传》又载：郑桓公名郑友，本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幽王任命为司徒郑友问太史伯说：“周王室多难多灾，我怎能逃出灭亡的命运呢？我打算南游长江，怎么样？”太史伯回答说：“过去祝融为高辛氏的火工，他的功德可大了，但在周代，后裔未有兴盛的。楚国是他的后裔，周衰落之后，楚国必定兴盛起来。楚国兴盛，可对郑国不利啊。”郑桓公说：“周衰之后，哪些国家会兴盛呢？”太史伯回答：“大约是齐、秦、晋、楚这几个国家吧。齐国姓姜，本是伯夷的后代。伯夷曾辅佐帝尧治理天下。秦，嬴氏，本是伯翳的后代。伯翳曾辅佐舜怀柔万民。楚国的先祖都曾对天下有大功。周武王把幼弟虞叔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那里地势险要，以此延续至今。如果周朝衰落，这四个国家必然一起兴盛起来。
按周公、司马迁、太史伯的说法，国家的兴亡和国运的长短，必由其德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