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廷议官制时，由于实行内阁制不仅要撤消军机处，还将会裁并各部及其他衙门，故遭到多数大臣的反对。军机大臣铁良对此抵制尤力，他在朝议时针对袁世凯提出相反的主张：“责任内阁暂不必议。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中央政府不可。”铁良还提出：“应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各督抚的过多兼差应一律撤去。”袁世凯见铁良冲着自己而来，又要削减督抚权力，即反对说：“以中国现在情形论之，其事可言不可行。”然而，皇室的王公、贝子、贝勒及满族将军见袁世凯主张内阁制而自己将不能干预朝政，都十分愤懑，一个个大骂袁世凯想篡政。醇亲王载沣对袁世凯在戌戍年出卖其兄本有旧愤，现见他极力想组阁更生戒心，这时他在铁良的暗中支持下，竟掏出手枪，上前抵住袁世凯前胸说：“你完全是个魏汉时的曹操，老奸巨滑，谈什么责任内阁，不过是要篡我大清天下罢了！我今日就要为朝廷除奸！”这一下把袁世凯吓得直冒冷汗。在廷上素不言语的光绪帝，见状也冷厉地对袁世凯说：“什么责任内阁，你的心事我全知道！”光绪帝这一说，更使袁世凯冷汗直流而不敢回答，只好以目视庆亲王奕劻。奕劻见此，便出面劝解，众王公方才作罢。
可是待至散朝时，袁世凯又被百余名太监围住，原来太监们传说袁世凯提出要裁革内监，因而都非常痛恨。他们围住袁世凯谩骂，有的还想动手厮打。急迫之中，袁世凯只好再次求助奕劻，在奕劻担保不裁革之后，众太监方才四散而去。
然而自此以后，京中谣言四起，纷传袁世凯不可靠，将不利于大清皇室。袁世凯见情状不妙，便将官制编制事推给载泽主持，自己回天津去了。
载泽本是少学之人，又无定见，顿无主意，便与总司核定大臣瞿鸿禨相商。瞿鸿禨本来赞成宪政，但见袁世凯想乘机揽权，便在与慈禧太后独对时，力主保留军机处和旧内阁。慈禧太后采纳其言，亲自厘定中央官制，并在1906年11月初令光绪帝发布厘定中央官制的上谕：军机处和原内阁均保留；外务部、吏部、学部均仍其旧；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礼部以太常、光禄、鸿泸三寺并入；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工部改为农工商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增设邮传部，管理轮船、铁路、电线、邮政。
袁世凯接读厘定的中央官制上谕后，心极忧郁，想到铁良新任陆军部尚书，将直接觊觎自己掌握已久的军权；邮传部的设立，又使自己的财权大部丧失。于是他决意以退为进，便草拟请朝廷开去自己兼职及交出部分军权的片折向两宫上奏。一片折是请求开去参预政务大臣、会力练兵大臣等八项兼差，以免疑谤腾于众口，因此获贪权之名；一片折则请求只将在直隶境内的两镇陆军归自己管辖，而一、三、五、六镇陆军归陆军部直接管辖。他原以为慈禧太后念其前功而不会准奏，然而出他意料的是，片折上奏两天后，慈禧太后即批复照准。袁世凯见到御批上冷冰冰的“著照所请”四字，顿时心灰意凋。这时，京旗第一镇统制凤山又电告他：将奉朝命前来接统北洋第三、五、六镇。袁世凯得电后，内心更是酸丑。他那天本来准备出席海河大桥的落成典礼，接电后便以害病为托辞取消了。但他怕旁人疑心，便约见《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莫理逊从总督府出来后，说袁督不能出席大桥典礼，是身体欠恙，确实着了些凉。
梁启超东京组织政闻社。
同盟会坚持革命排满
梁启超在东京见到载有清廷立宪诏书的报纸号外后，心情顿舒，即致信蒋观云，要他即速前去商议组织宪政会事，言“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
蒋观云接信后，即去东京梁氏寓所。梁启超迎他入内后，即说：“朝廷将改行宪政，当是我辈大显身手之时。请兄来，是想组织一宪政机关。而首当议谈者，是如何制定宪政机关之大纲。我意此有四者宜注重：一为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内阁；二为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为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四为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蒋观云对此赞同，并说：“任公所议四条固是重要，但眼下以成立宪政机关最要紧。不过，若是人数太少，成立了组织也不成气候，故此事不可操之过急。”梁启超一想也对，于是嘱蒋观云留心有意立宪者，蒋观云即点头应承。吃晚饭后，二人又谈了一阵，蒋观云便起身告辞离开了梁寓。
梁启超约蒋观云商谈的次日，即收到康有为从南洋寄来的一封信。康有为在信中相告：他已以保皇总会会长名义发布告示文，定于来年春节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而国民宪政会将是个新政党，此新政党将执掌国权，操纵国家经济各部门。因此，康有为要梁启超着手保皇会改组之事。
梁启超接信后不久，遂邀蒋观云、汤觉顿与原华兴会会员徐佛苏，及熊希龄、杨度等人一起在《新民丛报》社开会，商讨成立宪政会事。众人到达后，他先让传观康有为的信。传观完毕后，他即对众人说：“今日邀请诸位来，是承康先生之意，商议组建国民宪政会。康先生在信中言，要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此意甚好。然我以为，以下四点尚需注意：（一）改保皇会为帝国宪政会，在国内设立新的宪政会。新旧两会均以康先生为会长，但康先生在国内新会中暂不露面，因内地人忌康先生者多。（二）将上海的张蹇等名士拉拢过来，好在国内活动。（三）倚袁世凯等疆臣为后台，拟拥载沣为总裁，载泽为副总裁。（四）国内遍设分会，多办报纸刊物，同革命派争夺公众与舆论。诸位对此以为如何？”
众人听了，纷纷表示同意。徐佛苏献策说：“听说沪苏名流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人，已在沪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此为国内最大之立宪团体。若成立宪政会，能与之联络是极好事。”徐佛苏言毕，以目示其同乡杨度，说：“晰子兄为朝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过报告，又任过宪政编译馆提调，是宪政的先锋。若组会，会长当兄莫属。”
梁启超见徐佛苏这样说，亦笑着表示同意。然而杨度见梁启超、康有为是朝廷钦犯，无意与之相结纳，只是说：“鄙人才力不胜，恐难出任会长。”梁启超见杨度不愿合作，也不强劝。不过他觉得保皇会名声不好，再以此为基础成立国民宪政会同样有损声誉，便与徐佛苏、熊希龄、蒋观云、汤觉顿等计拟成立政闻社。杨度则与人在东京单独成立了一个宪政讲习所。
同盟会对清廷的预备立宪却持反对态度，尤其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笔战甚力。他们认为中国苟欲立宪，舍革命外更无他策，革命是建立宪制的惟一手段。为打击立宪派，汪、胡等人把自己以革命行立宪的主张写成文章，登在《民报》上，不断与梁启超进行论战。
不惟如此，当梁启超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政闻社成立大会时，同盟会员张继、陶成章等竟率众大闹会场，并上台打梁启超的耳光，以至惊动了当地警察。而梁启超在此次纠纷中却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他并未将真实情况告知日警，说是为了全国人脸面。
同盟会为了壮大革命派声势，不久亦在锦辉馆举行《民报》周年纪念大会。开会日，到会者达六、七千之多，令场内满爆，连窗户上也扒满了人，后来者只有站在馆外。会议主持人宋教仁去晚了，从门口挤不进去，只好从窗户爬进去，最后光着脚才挤上主席台。这天的大会是同盟会成立以来声势最显赫的一次大会，大会主席黄兴宣布开会后，先由章炳麟读庆祝词，接着孙中山发表革命演说。
孙中山演说的中心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在经过一小时的精彩演说之后，他总结说：“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人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居为至完美的国家。”
孙中山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演说后，日本友人池亨吉、萱野长知、宫崎等人也都相继发言，表示愿意赞助中国革命，直至牺牲。
大会主席黄兴最后也作了鼓动性的发言，说各国革命，先是学生担任去做的。今日做学生的，须得要尽革命的责任，誓要尽这做学生的本份。黄兴的话也博得了阵阵喝彩。
纪念大会后，一些同盟会员因受革命精神的影响，纷纷准备回国发动反清起义。
岑春煊誓做慈禧太后的恶犬。
载振既得名伶又收金钱
袁世凯在连连受挫后，只得用韬晦之计。他一面极力巴结奕劻，一面大肆培植亲信、扩展权势。1906年年底，慈禧太后拟将东北改行省制，派载振和徐世昌出关考察。载、徐二人路过天津时，暂驻北洋督署。袁世凯对他们殷情备致，特地为他们请班子进督署演戏。载振本是好色之徒，见到女伶杨喜翠后，赞赏不绝，惊为天仙。
袁世凯看在眼里，便叫亲信段芝贵出面，用一万二千两银子将杨喜翠买下来。及至载、徐二人从东北回程过天津时，段芝贵只等载振一入室安顿便将杨喜翠献出，又从商会王竹林处借得十万两银子送给奕劻作为寿礼。当载振得了美人又收银、心花怒放时，袁世凯趁机将东三省督抚及其他要职的清单交载振转致奕劻。这清单是：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赏布政使、署理黑龙江巡抚。奕劻受贿后，即按照袁世凯的意思在慈禧太后面前不断荐举此四人，为之说项。慈禧太后不知底细，即按奕劻所请对这四人委以重任。她令光绪帝宣诏改革东三省官制时，徐世昌、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四人全都按清单的安排各得其位。
在袁世凯及其党羽得意之时，瞿鸿禨却深感不安。瞿鸿禨为官较为清廉，袁世凯以前曾有意拉拢过他，表示愿列为门生，但他以万不敢当却之。继之袁世凯托人询问可否换帖，瞿鸿禨亦婉言拒绝。现眼见袁世凯党羽日多，瞿鸿禨感到自己在朝中势孤，恐有不利。
正当愁苦之际，新任四川总督岑春煊却进京面参庆王，瞿鸿禨闻之顿时大喜。岑春煊本来是两广总督，不久前，这一肥缺却被袁世凯的的姻亲、闽浙总督周馥接替，他则被调任云贵总督，并电谕不让他进京请训。岑春煊认为这是袁世凯借助奕劻之力安插亲信、排斥异己，很是不满，便以养病为由不赴任。慈禧太后无奈，只得改派他为四川总督，但岑春煊仍居沪上养病不就。及闻徐世昌等四人分任东三省督抚，岑春煊决计进京面圣，向慈禧太后详陈种种危迫情形。他以赴任督川为由，自沪溯江而上。舟次汉口时，他突然电请顺道入觐，并且不俟钦准即乘京汉列车北上。
抵京后，岑春煊直入宫门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见了他，只是问他为何到京，话中不仅无责怪之意，更念起往日旧情，泪水下落。岑春煊见状乘势奏道：“近年贿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王贪庸误国，引用非人。此人不去，纪纲何由整饬？而牵涉奕劻关系重大，不得不入京面陈，故特冒昧前来禀告皇太后。”
慈禧太后却说：“你说奕劻贪，有凭证么？他太老实，不过是上人的当。”
岑春煊即列数奕劻的劣迹。慈禧太后听后，叹了口气说：“朝中无人办事，懿亲中多是少不更事，还有何人能胜此任？”
岑春煊乘机自荐说：“臣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意欲留在都中，为皇太后、皇上作一看家恶犬，不知皇太后意下如何？”
慈禧太后说：“我久已把你当亲人看待，不过外边也要人啊。”
岑春煊则说：“内外本无分别。惟譬如种树，臣在外，系修剪枝叶，树之根本，却在政府。倘根本之土被人挖松，枝叶纵然好，大风一起，根本推翻。树倒枝好，有何益处？”
慈禧太后见他忠心如故，便说：“好在外边现已安靖，我亦望你在京办事，明日即可下诏。”于是，她命岑春煊为邮传部尚书。
岑春煊到任后，瞿鸿禨大喜，即与之联手，让御史赵启林出面就段芝贵献美女、送寿礼买官一事，参奏段芝贵、袁世凯和奕劻父子。赵启林参奏言：段芝贵以一候补道升任巡抚，其超级拔擢为以前未见；而献名伶杨喜翠以媚载振，为人所共知之事，使朝野哗然。段芝贵最善巴结，总督袁世凯为其蒙蔽。段芝贵无功可纪，无才可录，诚可谓无廉耻；而奕劻、载振惟知广收赂遗，置晨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慈禧太后得此奏折后，不禁怒形于色，亦觉得岑春煊果然言之不假，当即下令撤去段芝贵布政使衔，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并命载沣、孙家鼐确切查明，务期水落石出，据实复奏。
载振见自己收美女收贿之事被揭、慈禧太后动怒，顿时不知所措，便乔装到天津向袁世凯问计。袁世凯却冷静地对他说：“你先将杨喜翠送回天津，以灭实据，尔后再设法转圜。”载振依言而行。待载沣、孙家鼐差人到天津查访时，袁世凯已把一切安排妥贴：杨喜翠早已被大盐商王益孙买作使女，并立有字证；商会王竹林根本不承认有借钱给段芝贵之事；把他们提京面讯，亦无异词。
载沣、孙家鼐查无实据，复奏并无其事。慈禧太后得奏后，便以赵启林任意污蔑亲贵重臣之罪，将其革职。载振见赵启林遭革，大喜过望。为感激相助之谊，他即与袁世凯结拜为盟兄弟。可是，赵启林革职的上谕发布后，朝野再次大哗。朝中全体御史连日开会，策划联衔具奏，为赵启林声白，风波颇大，京津各报对此事也大势喧染。载振迫于压力，只得自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职。
岑春煊、瞿鸿禨开缺回藉，袁世凯调离北洋
赵启林遭革职后，袁世凯并不就此罢休。因赵启林是瞿鸿禨的同乡，而瞿鸿禨素同奕劻有隙，对自己也有意疏远，故袁世凯认定赵启林参奏奕劻父子与自己是瞿鸿禨的指使。于是他要奕劻将瞿鸿禨赶出军机处，说若不让瞿鸿禨出军机，日后必受其害。
奕劻亦怀疑赵启林参奏自己是瞿鸿禨与岑春煊背后指使，并认为岑春煊进京是瞿鸿禨间中召引，欲借其力反对自己。他在与袁世凯密商之后，即依袁世凯所献计谋，入见慈禧太后，密参瞿鸿禨、岑春煊是康有为、梁启超余党，急谋推翻为臣，排斥北洋。他到京数月，即参劾内外大员二十余人，是想排除阻力，请太后归政皇上。慈禧太后一听此言，疑心顿生，便问奕劻如何办好。奕劻则献言将岑春煊遣出京城为宜，他说：“日前闽浙总督松寿电告广东钦、廉、潮三府所属地方匪徒，勾结革命党袭劫官府，有燎原之势。臣意粤省变乱，事关重大，不速为布置，恐大事去。岑尚书前在两粤讨平柳州贼，功勋赫炳，尚在耳目。粤督周馥人地未宜，恐不堪事，请将岑春煊急调粤督，从事剿抚。”慈禧太后立即准奏，遂免去岑春煊的邮传尚书之职，调任两广总督，同时将周馥开缺。宣旨后，岑春煊在向慈禧太后谢恩时，却拒不赴任，痛哭流泪说：“微臣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只求留在京师，仰酬高厚。”但慈禧太后对他已是另眼相看，只是不允。岑春煊无法，只得离京经上海赴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