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黄兴结盟，标志反清革命力量的聚集。这种聚集会对晚清政权形成巨大的威慑和政治打击力，并把创立民国的任务提到历史前台。尽管在革命力量聚集和发展的同时仍有少数革命者以暗杀为反抗手段，但同盟会终是民主革命派的新型政治团体，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向政党政治转型的标志。
同盟会作为革命团体，它必然要与立宪派团体及保皇派团体发生分岐。故在观念上的革命与非革命之争就成为它们的分野。作为后来者，同盟会的第一个论战对象便是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及其舆论工具《新民丛报》。在同宪政改良派的论战中，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政治思想不断深入人心，它极大影响了中国在日本、欧美的留学生，尤其影响了在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他们加入同盟会的达百人之多，这便在清廷刻意培养的新军中播下了革命种子，从而为清王朝的覆灭打下了基础。
孙、黄结盟，使同盟会文武璧合。它既重革命舆论，亦重革命准备和军事行动。同盟会养精蓄锐，广纳贤才，因此注定要成为时代政治的重心，成为旧政权的掘墓人。
一人独办《安徽俗话报》的陈乾生接到从上海来的急电
黄兴逃至上海后，很是不甘心，便与杨笃生、章士钊等人相商，想再次策动在南京和汉口同时发动起义。杨笃生本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主持人，他与何海樵等六人奉黄兴之命自1904年夏潜入北京谋刺慈禧太后，整整等了两个月，却没有找到下手机会。他们所带不多的经费用完后，不得已潜回上海以图再举。回到上海后，杨笃生为配合黄兴在长沙起义，即与章士钊相商组织了爱国协会，并各自担任正副会长。蔡元培闻讯后，也加入了爱国协会。
不久，章士钊、蔡元培及刘光汉又都成了暗杀团成员。蔡元培加入暗杀团后，即介绍爱国女校两名化学教员入团，制造炸药以事暗杀。
黄兴见爱国协会事有可为，便对杨笃生和章士钊说：“弟极望爱国协会日后担当革命大任，二位在沪广事联络，广结志士，功不可没。不知能有更多效命的人才么？”
章士钊说：“能担大任者我倒还认识一个，只是眼下不在上海。”
黄兴忙问是谁，章士钊说：“此人是安庆人陈乾生。前年他东渡日本，曾在东京成城学校学习陆军。正值青年会成立，他以陈由己的名字署名加入，参加活动尤其积极。兄不认识么？”
黄兴说：“依稀有点印象。”
“当时，在日本的南洋学监姚煜处处箝制学生，陈乾生与邹容、张继等人对他十分恼恨。就在去年春，一个夜晚，他们得知姚煜与人通奸，便闯进他的公寓捉奸，还将他的发辫割了，悬挂在留学生公馆。这事兄还记得么？”杨笃生又说。
黄兴一听来了精神，说：“如何不记得！不知二位是怎样与他结识的？”
章士钊说：“姚煜受辱后，报与清廷驻日公使，公使请东京警视厅出面抓人，陈乾生与邹容、张继只好避走国内。他们三人刚到上海，正逢拒俄运动兴起。邹容、张继留在了上海，陈乾生却回了安庆。据说，他与好友潘赞化等人筹组了安徽爱国会，又在安庆藏书楼举行爱国演说会。可是，不几天爱国会即遭安庆知府查禁，陈乾生不得已又逃往上海。当时，我正在筹办《国民日日报》，准备接替被查禁的《苏报》。通过张继介绍，我们才认识了他。因见他善文，我便邀他共同总理编辑事宜。然而《国民日日报》不到四个月因经费困难而停刊，陈乾生在上海无事可做，便又潜回安庆。眼下，他正与人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
黄兴听了说：“如此人才，何不快快把他招来呢？”
章士钊说：‘我这就写信邀他来沪共谋事业。”
为章士钊所看重的陈乾生，此时正在安徽芜湖科学图书社——芜湖长街徽州码头一座砖木结构楼房的二楼上，分发从上海东大陆书局印刷好寄回的《安徽俗话报》。二楼屋顶仅有一片亮瓦、光线暗淡，但他已习惯了。陈乾生本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光绪五年）生于安庆，乾生是他的官名。他时年二十五岁，中等身材，肤色黝黑，双目总是炯炯有神。他创办的《安徽俗话报》本来是在安庆编辑，但发行却由芜湖科学图书社代理，办报有诸多不便，故他只好前来芜湖。由于无资金来源，陈乾生在芜湖一天只能吃两顿稀粥，可是他毫不在乎。因报纸只有他一人办理，故除做编辑外，陈乾生还需包作联系印刷、报纸分发和邮寄等琐事。
当他分发完报纸，走下楼时，却发现好友潘赞化正等候在楼下客厅里。潘赞化与陈乾生无话不谈，他不但了解陈乾生的为人，也熟悉他的经历。陈乾生幼年丧父，性极刚烈。从脾气暴躁的祖父读五经四书时，常被打手板，但总咬紧牙关，从不哭泣。这令祖父格外生气，觉得非要把孙子的手掌打断才解恨，有时又气得没有力气继续打下去。后来，他祖父似乎在孙子的倔强中悟出了什么，有时对乡人叹息着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十七岁时，陈乾生去考秀才，院试时试题为截搭题“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他见题目不通，也就以玩世不恭之法，做了一篇不通的文章，把《昭明文选》上鸟兽草木的难字，《康熙字典》中生僻的古文，全往试卷上堆，填成一篇牛头不对马嘴的长文。谁知这篇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考官，居然被录取为第一名秀才。
潘赞化见陈乾生走下楼来，便站了起来，笑笑说：“兄一人办一份报纸，真是了不得，还办得这般出色。换上我，就累死了。”
陈乾生无奈地说：“我也快累个半死了。兄有何公干？”
潘赞化说：“来闲聊而已。我在楼下等了半天，不见兄下来，还当你不在呢。”
陈乾生说：“我能到哪里去呢？才半年，报纸已由初刊时的一千份增至三千份，还是我一人在办。我今天分报，若不是大清早就起来，恐怕现在还分不完。”
潘赞化伸出拇指说：“兄之报纸，销数怕是列全国白话报之首了吧？”
陈乾生亦不无得意地说：“这还不好说。不过，我这份报价钱极低，每册仅大钱五十文，所言近浅的学问，都是通用的俗话，识字不多的穷人亦买得起。”
潘赞化这时指了指厅里墙上挂着的一副对联，大声说：“兄自撰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难道只是向穷苦人卖报的写照么？”
陈乾生说：“也是也不是。让那些读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当兵的、做官的、妇女小孩读了报纸，都从中获益。让大家通达学问，明白时事，也就扩拓万古心胸了。”
“那不是呢？”潘赞化问。
陈乾生道：“若问为何不是，就请细析上联‘推倒一时豪杰’了。”
潘赞化正要细问，这时邮差送来一封从上海来的急件。这急件是章士钊寄来的，是邀他急去上海办大事。他阅罢信，对潘赞化说：“行严兄邀我立即去沪，到时你就知何为‘推倒一时豪杰’了。”
言毕，他撇下潘赞化，打点自己的行装去了。
上海的革命志士一时星散逃匿。
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
当陈乾生急匆匆赶到上海时，章士钊告诉他说：“杨笃生与我等组成了爱国协会。协会所有的革命计划，皆以暴力为主。现正在策动暗杀，不知你愿意加入么？”陈乾生听了，二话不说，便由杨笃生监誓入了协会。接着，他问章士钊暗杀有何种器械，章士钊便把他带到爱国女校化学实验室。陈乾生入内一看，见该校的化学教员正在试制炸弹，于是他立刻跟着学习，以后天天来实验室练习制炸弹。蔡元培这时也常常去实验室，因而二人在室内相识，时常聚谈；由于所见略同，话语十分投机。
到了1904年11月上旬，杨笃生、章士钊见事情进行得差不多了，便约黄兴、张继、黄炎培、陈去病等十数人在公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八号开会商议起义之事。不料这天租界巡捕突来围捕，将他们悉数捕了去。众人不知何故，以为是爱国协会事情暴露。
原来事情并非如此。几天前，华兴会会员万福华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当即被捕入狱。章士钊闻讯后到狱中探望，回寓所时却被暗探跟踪，因而遭来不测。所幸的是，黄兴被捕入狱后，巡捕搜查他的寓所时，一华人书记员有意将搜出的革命党人名册当作小菜账簿丢弃了。审问时，黄兴只说自己是从湘来沪为学校采办仪器的教员。但审官十分怀疑他，便拿出缉拿黄兴的通告及照片来对认，但因黄兴已剃去胡须，又改换了服装，认了很久也无结果。巡捕未查到黄兴等人与万福华行刺案有关的证据，无法证实他们有罪，加之蔡锷为他们奔走营救，半个月后，被捕诸人即被释放。可是，黄兴的身份还是很快被侦知了，他只得与刘揆一再次避走日本。
经此一番捕捉释放，上海的革命志士一时星散逃匿，陈乾生也于1905年初返回芜湖继续办报。
转眼间半年过去了。盛夏的一日，忽报有人求见，陈乾生下楼一看，见是赵声与吴樾二人，忙将他们迎进楼上。赵声是江苏丹徒人，南京水师学堂毕业，华兴会的得力成员。吴樾是安徽桐城人，是力主用暗杀反抗满清的革命志士，曾与陈乾生结识于上海。这次他们来芜湖，是要与陈乾生密商行刺出洋五大臣之事。这五位大臣乃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1905年7月，清廷下诏派遣他们率领随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家，考察其宪政等状况，做出顺应民心民意、改革政治的姿态，近期他们正准备出洋。
吴樾性急地说：“我少读明史，常感慨唏嘘，不能自已，深恨满族入主中原。今我辈排满，其道不外两条：一暗杀，一革命。而当今时代，乃暗杀之时代。眼下西太后已下懿旨，命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我看，这只不过是为缓和舆论，消除民众革命情绪罢了，到头来还是一场骗局。若藉此机会，杀掉这五大臣，定会使朝臣疆吏闻风丧胆，亦更唤起国人排满意识。”
陈乾生见吴樾跃跃欲试的样子，不禁想起自己去夏在加入暗杀团以前反对暗杀的言行。当时吴樾想北上刺杀清廷权臣铁良，陈乾生得知后，即托潘赞化之兄潘进化转告：“同人进行革命，要努力唤醒广大民众起而救亡，推翻清室的腐败统治。但要能谨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气而不急躁。”然而，自受章士钊之邀后，他自己也成了暗杀团成员。陈乾生深知，暗杀更要舍生忘死，故他以十分折服的口吻对吴樾说：“行刺者非壮士不能为，且不管暗杀有个人浪漫色彩。不过，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愿二位此番一举成功。”
赵声见陈乾生支持暗杀计划，便说：“如北上行刺，当此任者非我莫属。”
吴樾见赵声抢着要去，便反问说：“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哪一个为易？”
赵声答道：“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
吴樾说：“果是这样，君为其难，我为其易。”他不等赵声再与自己相争，便说此事已算定议，并相嘱道：“若我事败而身死，异日提大军北上，而为某兴问罪之师者，必定是君。”
时方入夜，陈乾生叫了一桌酒席，三人在小楼上聚饮，以为吴樾壮行。
吴樾生性刚毅，他幼年失母，由二哥二嫂抚养长大。在保定高等学堂就学期间，他读了谭嗣同的《仁学》、邹容的《革命军》及《孙逸仙》等书刊后，反满思想日烈，并立志要以暗杀为事业。他辞别陈乾生北返保定后，立即着手研制炸药，但几次试制都未成功。赵声闻讯，便出面相助，请杨笃生到保定共同试制。其时杨笃生已去南京，他也立追至南京。炸弹制好后，眼见五大臣出洋日期已近，吴樾即在学堂借口往云南与妻子完婚而私自出走，实际上他是携炸弹去北京。行前，他将自己事先编好的《暗杀时代》一书及他与妻子的诀别书等物，交同学张啸岑，相嘱说：“我若离开人世，此书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或安庆陈仲甫。”张啸岑点头应承，接过他的书与信，密藏起来。
吴樾至京时，京城已是瑟瑟秋风了。他住进桐城会馆，每日饮酒赋诗，被人目为狂生。等打听到出洋五大臣将乘火车往天津的前一日晚上，吴樾置酒与会馆同乡告别，说：“明日将往天津，再聚未知何日，特与诸君话别。只是我今日不能多饮，夜间还要写家书。”与他共饮者只是与他痛饮，并未留意他所说的话中还有话。
9月24日，五位出洋考察大臣在众大臣、亲友等簇拥下，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车出发。载泽、徐世昌、绍英三位登上前车厢，戴鸿慈和端方坐到后面的车厢。吴樾身穿在市面上买的一套无顶红缨官服，化装为官署仆人，趁人不注意从火车站混入车中，朝载泽等五大臣乘坐的车厢走去。当他快要到五大臣身旁时，不料列车与机头接轴，震动甚烈。吴樾怀中的炸弹轰然起响，只将近前的端方、绍英二大臣炸了点小伤，而吴樾自己却被炸得血肉横飞。反清党人闻时年二十七岁的吴樾壮死，都痛惜不已，决心为之报仇。
孙中山、黄兴东京结同盟
黄兴到日本后，即想组织一大的反清团体，于是相约宋教仁、陈天华、程潜、赵恒惕等湖南籍学生发起，联合唐继尧、姜登选等云南、直隶、江苏、河南各省的百余名留学生组成革命同志会。革命同志会成立后，陈天华、宋教仁又着手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以广扬革命思想。这时，刘道一从上海函告黄兴，说马福益拟在湖南洪江再举义旗。
原来，马福益自去冬长沙起事不成后，出逃至广西。他认为谋泄事败多半由哥老会不慎所致，故深自愧恨，于是在1905年春又潜回湖南，准备集手下精壮在湘西的洪江举事。他派谢寿祺到上海与黄兴联络，却遇见了刘道一。
黄兴得知马福益的情况后，在湖南发动起义的念头复生。他认为湖南革命党人组织未散，基础仍在，于是不顾自身安危，急忙乘船回国，并与谢寿祺从上海秘运枪械至汉阳，再从汉阳雇木船运往洪江。然而过沅陵时，四名厘卡兵弁在搜私盐等违禁物时，却从他们船上发现了枪械。厘卡头目见状，直向黄兴扑来。黄兴闪身躲过，趁势提起他的双脚将其扔到河里。这时谢寿祺开枪将另一兵弁击倒，另外两名兵弁则吓得弃枪而逃。黄、谢二人见势不妙，急忙弃船上岸奔逃。巡防营的清兵听见枪声，冲出数十名在他们身后追击。黄、谢二人边跑边打，清兵被打死打伤者多人，但仍未停止追赶。只是天黑下来后，清兵才不敢再追。黄兴和谢寿祺便趁着夜色，悄悄把枪扔掉潜逃。天亮后，他们路遇一名哥老会员，得知马福益已在洪江被捕，举事断不能成。得此讯息后，黄兴只好与谢寿祺分手，扮作商人去了汉口，从汉口乘船再次去了日本。
黄兴于1905年夏再次逃往日本后，孙中山不久也自马赛乘轮经新加坡至日本。轮船抵神户时，有一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在码头欢迎。言谈中，孙中山从张继口中得知留学生中有华兴会著名首领黄兴在东京，分外高兴，便想结纳。
几天后，孙中山即携小行囊去东京。抵东京后，他先往新宿探望老友宫崎。宫崎见他来了，十分高兴。孙中山更是高兴，兴冲冲地说：“宫崎君，才两三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增加了这么多人！也不知有无杰出人物，可以共图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