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轻声吟哦着这段话，仿佛自己又置身在桂林。一日天寒将雪时，他领弟子十余人在风洞山演习乡饮酒礼，并投壶为乐。乘着酒兴，他游兴勃发，率众弟子出城登山游览。他着皮马褂，戴红风帽，美髯飘拂，走在前面。众弟子手折花枝，拥随其后，大有孔子浴沂舞雩之风，引得路人争相观瞻，敬重的说自己是康圣人。——然而，戊戌变法不成，西太后令人缉拿办新政者，却是西人救了自己，东人救了自己的弟子。非我族类，其心却同。尤其是那白人，不特非同种，更非同文，却全力相助，给自己以庇护。而北美、英国及日本社会风俗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令他感慨良多。
若是天下为一国，合大地、平民族、同人类、公生业，定可治太平、至极乐。这该是如何一社会！想及此，康有为索性推门出户，置身在雪林中。面对皑皑雪山，他恍然领悟出了大道的真谛，看见了一片光明的世界。他深信，当进到太平世时便是大同，大同世界当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大同世界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大同世界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人们死后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想及自己十余年来，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观中国，远览全球，为天下人民忧患苦恼为虑，演礼运大同之义，终有所成，心情无限愉悦。于是康有为急忙回舍振笔疾书，再易一稿，将《大同书》章目改定为十部：
甲部入世界观众苦；
乙部去国界合大地；
丙部去级界平民族；
丁部去种界同人类；
戊部去形界保独立；
己部去家界为天民；
庚部去产界公生业；
辛部去乱界治太平；
壬部去类界爱众生；
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我爱孔子，我尤爱真理”
《大同书》著成后，时值阳春，康有为心情酣畅至极。女儿康同璧、二姨太梁随觉见他整日喜孜孜，便问他喜从何来，但他只是笑而不答。女儿再三追问，康有为才说：“近两月来，我演大同之义，终有所成，焉能不喜！然大同之世，非今日所能骤及，骤行之恐适以酿乱，故秘我稿，不以示人，你等亦不在例外。”康同璧听了这有些高深莫测的话语，肃然起敬，更为尊父大著述成倍感高兴。
正谈间，印度邮差送来一大撂信函。康同璧接收过来送到父亲面前，康有为随手翻看起来。先是见到南北美洲诸华商来信，劝他趁荣禄病死之际，效华盛顿革命自立，康有为顿感不悦，将信放在一边。继之他拿起梁启超寄来的《新民丛报》，目光一下子被《新民丛报》第二期上的一篇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吸引过去了。该文言：
将儒学奉为国教，有违孔子本意。孔子是先贤先师，而非宗教家。教也者，保人而非保于人也。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取近世之新学理以缘附孔教，惜其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夫孔子生于二千年以前，其不能尽知二千年以后之事理学说，何足以为孔子损。苏格拉底未尝坐轮船，而造轮船者不得不尊苏格拉底。阿里士多德未尝用电线，而创电线者不敢菲薄阿里士多德，此理势所当然也。以孔子之圣智，其所见与今日新学新理相暗合者必多多，此奚待言。若一一而比附之，纳入之，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我爱孔子，我尤爱真理。我爱先辈，我尤爱国家。我爱故人，我尤爱自由。——
康有为看到这里，生气地把《新民丛报》丢在一旁。他拿起梁启超的一封信，撕开信封、展开信纸看了起来，不意信文的抗辩更加令他激愤：
前示告诫以革命保教大同等诸义，此事有甚难言者，今欲一详陈之。大同一义，前所著论，题为《国家思想》，以此义作主客，托起本论宗旨，固非得已，非敢以相攻也。弟子即狂悖，何至以攻先生自快？攻先生有何益于我？即不为先生计，而自为计，外人见此反覆无状之小人，视之为何等耶？虽愚亦不至此。但见夫近日西人著述，言国家主义者，未有不借大同为衬笔、撇笔，盖欲主张其本论，使之圆到，不能不论及也。大同之说，在中国固由先生精思独辟，而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希腊之柏拉图，英国之德麻摩里，法国之仙世门、喀漠德，所言其宗旨条理，皆极精尽，极详密，而驳之者，亦不下数十家，近人著书几无不引之，无不驳之。弟子言此，亦袭前人说耳。当下笔时，着几忘此论在中国之发自先生也者，其瞀其疏固可责，然谓其有意相攻则冤也。但此义不过对国家思想之反面一言及之，以后断不复有此等语在报中矣。
至民主、扑满、保教等义真有难言者。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心沥胆一论之。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
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兔，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
看到这里，康有为再也看不下去了。他觉得自己十余年的心血，足引为自豪的《大同书》竟被门下弟子指为拾西人的陈言，而对保教之倡也豪不在乎，反倒醉心民主、扑满，顿时肝气上冲，把信猛地掷于地下，冷笑相斥说：“卓如竟敢肆意犯上作乱，叛师道，为亡国绝种之言！”言毕，即感头晕目眩，他头痛旧疾又发作了。
康有为还是强忍着疼痛，扶笔回了《答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就保教、革命排满诸事痛责梁启超等人。继之，他又写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言革命必致中国灭亡。写完这二信后，康有为即病倒了。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新民丛报》通过上海等地大量销往国内后，不仅为众多学子抢购喜读，亦为士大夫们注目。其上所载的文章，一脱古文的古奥艰涩，半文半白，亦雅亦俗，独成一种新文体，在知识界产生了一股巨大的旋风。梁启超在横滨寓所，每日都要收到国内及南洋、北美等地的不少来信，与之商榷民主、扑满之事。而读者的热烈反响，更使梁启超把身心精力全投入办报中。
5月里的一个礼拜日，梁启超正在横滨双涛园书室悉心修订《拟讨专制政体檄》一文，他对于文中的这么一段话尤感满意。其文言：“我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忍复生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使我辈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也？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专制政体之在今日，有百害于我而无一利。我辈若依然与之并立于天地，上之无以对祖宗，中之无以对我自己，下之无以对我子孙。我辈今组织大军，牺牲生命，誓翦灭此而后朝食。”
正当他自我欣赏过后，想下笔添补时，夫人李蕙仙推门进书室，送来京师大学堂编译书局总办严复所寄赠的新译著《原富》，随书还附来一信。梁启超阅过附信后，不禁叹了口气。原来严复在信中着意批评他在报上为惊奇、过激之论：主暗杀，主破坏，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而僩然暗杀，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在梁启超心目中，严复是除其师康有为之外最受他敬重的师长。严氏的名译《天演论》，梁启超是最先读到的一个人，他当年应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时，还特将严氏反专制的名文《辟韩》再行刊载。而严复那时就以长者之心规劝他毋为由言，致成他日之悔。他当年并不以为意，而这次得书后，梁启超虽感其语过重，但亦颇为意动。经过检讨，他觉得《拟讨专制政体檄》所言确皆偏宕之谈，于是把它收起放置屉中。转而，他拿出信笺给严复写起回信来。
回罢严复的信，梁启超又想起该给自己的忘年交黄遵宪回信了。前些日子，已返广东嘉应老家安居的黄遵宪曾信赞梁启超，言《新民丛报》胜《清议报》百倍，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而三日前，黄遵宪又寄来一信，既哀叹国事，更对自己推崇至极。为要复信，他再次浏览起这信：“今两宫回銮将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展转迁延，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辟祸全生，徒以之媚外人而骗吾民也。茫茫后路，耿耿寸衷，忍泪吞声，郁郁谁语，而何意公之新民说遂陈于吾前也。馨吾心之所欲言，吾口之所不有言，公尽取而发挥之，公试代仆设身处地，其惊喜为何如也。已布之说，若公德，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进步，若权利，若合群，既有以入吾民之脑，作吾民之气矣。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我公努力努力，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中国，以为新民介，以为中国光。此列祖列宗之所阴助，四万万人之所托命也。以公今日之学说之政论，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惟我独尊之概，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茫茫禹域，惟公是赖。”读着读着，他的心又变得矜持起来。
正当梁启超展纸扶笔准备给黄遵宪作回书时，忽然户外有喧闹声。他出门一看，是汤觉顿、狄楚青、黄慧之来邀他去箱根游赏。
梁启超将他们三人迎进客厅，说：“本想撰完《新民说·论进步》一文，看来今日得奉陪三位贵客了。”
汤觉顿拿腔拿调地说：“任公一味作新民说，安知康师之意么？弟在槟榔屿伺奉先生时，知先生最惧兄言破坏。兄与树园、君勉在《新民丛报》、《文兴报》与檀香山《新中国报》上所发之论，所记之事，‘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先生闻之呵责不已。”
梁启超笑了笑，解释道：“我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长者责我各事，我皆敬受。惟言革命事，则至今未改。西人政党之治，凡国必有两党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在野党欲倾在朝党而代之也，于是自布其政策，以掊击在朝党之政策曰，使吾党处政，则吾所设施者如是如是，某事为民除公害，某事为民增公益，民悦之也，而占得多数于议院；而果与前此之在朝党易位，则不得不实行其所布之政策，以副民望而保大权，而群治进一级。欧美各国政治迁移之大势，大率由此也。若夫专制之国，虽有一二圣君贤相，徇公废私，为国民全体谋利益，而一国之大，鞭长莫及，其泽之真能遍逮者，固已稀矣，就令能之，而所谓圣君贤相者，旷百世不一遇，而桓、灵、京、桧，项背相望于历史。故中国常语称，一治一乱；又曰，治日少而乱日多，进也以寸而退也以尺，所以历千百年而每下愈况也。吾请以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曰破坏而已。”
汤觉顿听了说：“兄之所言，弟极表赞成。本来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种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专制国之求势利者，则媚于一人；立宪国之求势利者，则媚于庶人。然从专制过渡到立宪法民主，究是如何破坏？”
梁启超说：“用人力以破坏者，为有意识之破坏，则随破坏随建设，一度破坏面蚵以永绝第二次破坏之根。听自然而破坏者，为无意识之破坏，则有破坏无建设，而国与民交受其病，至于鱼烂而亡。”
“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汤觉顿接着问。
梁启超说：“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
汤觉顿赞赏地点点头，又说：“此种破坏可是流血么？可否行无血之破坏达到此目的？”
梁启超说：“破坏固有有血与无血之分。无血之破坏者，如日本之类是也；有血之破坏者，如法国之类是也。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得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绖而哀之。”
汤觉顿问道：“兄何为此言？兄是说，中国非破坏不可了么？”
梁启超说：“难道不是这样么？吾读法国1789年之历史，见夫杀人如麻，一日死者以十数万计，吾未尝不股慄。而以今日之国体，今日之政治，今日之官吏，其以直接间接杀人者，每岁之数，又岂让法国大革命哉！呜呼，中国人之为戮民久矣，天戮之，人戮之，暴君戮之，污吏戮之，异族戮之；其所以戮之之具，则饥戮之，寒戮之，夭戮之，疠戮之，刑狱戮之，盗贼戮之，干戈戮之。文明国中有一人横死者，无论为冤惨为当罪，而死者之名，必出现于新闻纸中三数次乃至百数十次，所谓贵人道重民命者。若中国则何有焉！草薙耳，禽狝耳，虽日死千人焉万人焉，其谁知之，其谁殣之！我国民一念及此，当能信吾所谓‘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者之非过言矣。故夫破坏者，仁人君子不得已之所为也。”
汤觉顿顿了顿，又说：“兄所言破坏之理，弟已明白。然康师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且国中附和不乏。而兄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并言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这又是为何？”
梁启超诡笑着说：“启超绝口不谈伪经，乃见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师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
“弟正有同感。思想则惟有自由耳。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汤觉顿附和着说。“为此我特意致信先生，先生谓各国以保教，而教强国强，我则以为正好相反。保教而教强，国有之矣，然教强非国之利也。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孔学之不适应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
二人的对话，使陪坐的狄楚青和黄慧之也听得入了神。然而这时日头快要当顶，他们便催促梁启超与汤觉顿改日再谈，今日以出游为要。梁启超与汤觉顿这才回过神来，相互笑斥着对方，说差点忘了游箱根的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