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说：“汉世家行孔学，君臣士庶，劬躬从化，春秋之义，深入人心。拨乱之道既昌，若推行至于隋唐，应进化至升平之世，至今千载，中国可先大地而太平矣。不幸当秦汉时，外则老子、韩非传刑名法术，君尊臣卑之说既大行于历代，民贼得隐操其术以愚吾民；内则新莽之时，刘歆创造伪经，改国语为左传，以大攻公榖，贾逵郑玄赞之。自晋之后，伪古学大行，公榖不得立学官而大义乖，董何无人传师说而微言绝。此中变中之变，而春秋扫地绝矣。于是三世之说不诵于人间，太平之种永绝于中国。公理不明，文明不进，昧昧二千年，瞀焉惟笃守据乱世之法以治天下。”
汤觉顿听了，颔首说：“昔在长兴里听先生讲学，读先生《新学伪经考》、《春秋考义》诸书，颇得教益。然今日再聆先生教诲，又有心窍大开之感。我当用心细读先生之书，以得《春秋》神髓。”
康有为望着这位忠于自己的得意门生，觉得自己的病似乎好了许多，便对他说：“你把书拿去好好读读吧。”
汤觉顿抱起书，在劝请康有为安心休养后，便告辞了。
梁启超办《新民丛报》，意在一力反专制，养新民
梁启超在檀香山闻唐才常将举事，甚是关切。他即乘轮经日本转往上海，不意居沪十日便闻汉口事败，唐才常身死。见事情无可补救，梁启超便往新加坡访晤康有为，后应澳洲保皇会之邀，于9月取道印度乘英轮赴澳洲游览。
然而在澳洲半年有余，所获无几，游遍华埠，侨民亦无多捐款，梁启超决计东归。越年初夏时节，他返回日本后，在横滨山下町双涛园住了下来。
这时，同窗麦孟华、韩文举、罗普、麦仲华、叶湘南、黄为之以及《清议报》出资发行商冯镜如、林北泉等纷纷前来聚谈。各话别情后，梁启超即问及在日同志的活动近况。
麦仲华说：“因经费缺少，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支绌不可言状，《清议报》馆因被人纵火，无力恢复，也随之停刊。学长此次外游，当募集了一些款项吧？若如此，真如雪中送炭。”
梁启超见谈及经费，有些感慨地说：“这些个事，学长在信中已说过，我正为此而心急。檀岛华埠，本可筹集不少款子，后因遭白贼烧掠，希望竟然落空。澳洲华商则好浮文，尤可惜者，好送物件，或一钻石戒指，或一金牌，值二三十磅。禁之不可，却之不恭，留之无用，沽之失体，且不值钱，真无谓之尤。于是弟无意久居在澳，复归于此。”
冯镜如这时却说：“经费事不是根本所在，在于经营得法。《清议报》停刊，不全在经费困绌，稿件不足也是原因。”
“紫珊兄所言正是，事在人为。只要志气尚存，相濡以煦，相湿以沫，何事不成！”梁启超听了高兴地说。他以目环视众人，又说：“东归路上，我得自励诗一首，今奉献给诸位仁兄，如何？”接着，他即吟颂起来：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众人听了，拍掌称好。罗普更是大受感染，说：“学长为诗，气魄巨大。如雷鸣怒吼，恣睢淋漓。似湘兰汉月，令人血沸神销。”
麦仲华亦兴奋地说：“甘作万矢的，求为百世师，确是我辈之鹄。我意尽快助学长恢复《清议报》，使成为移旧俗、牖新知之要枢。”
梁启超见众人情绪颇高，即与之具体议商出报之事，说：“有鉴《清议报》停刊已久，不如出一新报。但就此终止，未免虎头蛇尾。故我想在经费筹妥后复刊《清议报》，使之出版一百号整。届时举行庆典，停办此报，改办一新报——《新民丛报》。诸位学长以为如何？”
众人听了，都说此议甚好，即表赞成。麦孟华、韩文举、罗普、麦仲华、叶湘南等人都表示，将尽力为报纸撰稿；黄为之、冯镜如当即答应要入股发行报纸。
办报之事议妥后，梁启超与麦孟华等人即日夜奋笔疾书，为报纸撰稿。冯镜如、黄为之、林北泉则多方筹措办报经费与发行事，他们在日本、南洋、美洲和中国的上海等地遍开书局，广事发行，以扩大销路。入秋，报纸已印行在即，然经费仍然不够，梁启超只好出面向译书局借款五千元，作为周转金。这样，《清议报》在横滨复刊了。
至农历辛丑年底，《清议报》刚好发行到整一百号。大年三十这天，梁启超集报馆全体同仁，并邀平山周等宾客在馆举行百号纪念祝典，还特撰《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
这天上午，平山周兴冲冲来到报馆。与众人寒暄后，他即向梁启超面赞《清议报》办得不错：“贵报经办三年，确有其宗旨，更有其精神。”
梁启超谦谦一笑说：“《清议报》之与诸报，其犹百步之与五十步也。”
平山周亦笑着说：“卓如兄过谦了。我看贵报之特色确如兄所言，共有四端：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励国耻。不知兄为何首重此四端？”
梁启超说：“首重自有首重的道理。倡民权为独一无二之宗旨。此义不普及于我国，我党弗措也。衍哲理，即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明朝局，戊戌之政变，已亥之立嗣，庚子之纵团，其中阴谋毒手，病国殃民，本报发微阐幽，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励国耻，即务使我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以图将来。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
听完梁启超的解释，平山周带有几分得意的神色说：“看来四年前我去北京迎君，乃是功德无量，竟救出了一位维新思想大师。但不知《清议报》停刊后，《新民丛报》意欲何为？”
梁启超亦有几分得意，答道：“《新民丛报》比之《清议报》，宗旨略有不同。其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其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其三，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平山周听了说：“看来，兄之新报又胜旧报远矣。”
梁启超正要搭话，这时麦孟华过来说：“同仁及宾客已全部到齐，祝典可开始了。请学长先演说。”
于是，梁启超邀平山入座，开始演说。他精彩演说了《清议报》的历史功绩和行将新办的《新民丛报》的方针，并对编缉和发行报纸的同仁热情道谢。梁启超的演说，博得了众人热烈的掌声。
演说过后，众人发言讨论《新民丛报》的学术宗旨和内容。讨论时，韩文举却说：“卓如兄说不为危险激烈之言，我有些不赞成。《新民丛报》应以扑满革命为第一义，直刺清廷腐败，问罪西太后。那拉氏是中国人民的公敌，是大清十一代之罪人。三次垂帘听政，使中国之一线生机，芟夷斩伐而靡有孑遗。”
麦孟华对此言深表赞同，亦说：“孔庵兄所言正是。但我辈扑满，不过是反专制倡自由而已。自由乃对于奴隶而言之。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云，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五常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
梁启超听了此语，即说：“我意与孺博兄同，《丛报》当一力反专制。我中人以服从闻于天下也久矣。二千余年俯首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以服从为独一无二之天职。抚我而后也，固不忍不服从。虐我而仇也，亦不敢不服从。但得他人父我，则不惜怡色柔声而为之子。但使他人主我，则不惮奴颜卑膝而为之奴。一若无父主之怙恃，则孤儿逐仆，将伶仃孤苦，不能自立于天地，养成服从之习惯，深种奴隶之根性。故草泽之剧贼大盗，幸而蹑足九五，则四海归以讴歌。他国之异种胡人，一旦攘夺神器，则亿兆为之臣妾。今日仇敌，明日父母，今日蛮夷，明日神圣。”
众人听了此言，纷纷拍掌。然而梁启超话锋一转，说：“每思及此，不由悲从心来。开启民智，竟然举国皆我敌，吾能毋悲？阐哲理指为非圣，倡民权谓曰畔道。积千年旧脑之习惯，岂旦暮而可易？然先知有责，觉后是任。苏格拉底瘐死，基督钉架，牺牲一身觉天下，以此发心度众生，得大无畏自在游行。真可谓：眇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百年四面楚歌里，寸心炯炯何所撄。”
他又一席富有诗意的话，虽使众人顿生悲意，亦使众人意志弥坚。与会同仁纷纷表示，纵使赴汤蹈火，也要以先觉觉后觉，维新中国国民。
新年初一日，《新民丛报》在横滨创刊。梁启超自任丛报主笔，此时他更名任公，改号饮冰子，以饮冰室主人为笔名撰发《新民说》等大量文章，每日属文五千言。韩文举则在丛报上辟“扪虱谈虎”专栏，以扪虱谈虎客为笔名抨击清廷的罪恶。麦孟华、罗普、麦仲华、叶湘南等也纷纷捉刀，为之操觚。
《新民丛报》一创刊，即在日本、南洋、北美等地各书局广为发行，并通过上海广智书局大量输入国内。《新民丛报》输入国内后，国人竞阅争读，影响尤大。广智书局为满足国内学子的需要，又在沿海沿江四十九个县市开设了近百个发行站点。即便如此，仍不能满足国人的需要，以至后来横滨每出一册，国内即翻刻十余版。清廷对它严加查禁，亦不能遏，后来只好遣暗探纵火烧毁广智书局。
康有为大吉岭上著大同
惟槟屿地暑多疟，不适养疴，康有为突发奇想，要去印度雪山中居住疗养。爱女康同璧听他这么说，便坚劝成行。于是康有为让梁铁君他往，在爱女的陪同下，携已有身孕的二姨太梁随觉于1901年冬启程去印度游历，后隐居印度北部一偏僻山城大吉岭。
刚刚安顿下来后，梁随觉因长途颠簸劳累，即产下一子。虽是早产，但康有为见是儿子，大喜不已，即为子取名同吉。然而幼子因体质过弱，加之地僻天寒，又缺医少药，康有为眼睁睁地看他夭折在襁褓之中。由喜而悲，实是无限痛苦。
为了减少内心的悲苦，康有为遂移居城郊一翠崖之上的小别墅中。移居翠崖后，他在林中筑草亭，名须弥雪亭；又开曲径，设竹棚，作柴床，堆草，自成一佳境。
不知不觉间，1902年的初春悄然而至。康有为的身体竟大有好转，于是又开始著述起来。每当夜深人静，他独守书房，在孤灯下潜心注《论语》、演大同。
动笔前，他常常静坐达旦，一夜不动；思绪则漫游九垓，浮想联翩。年青时，他在离故乡不远的礼山草堂苦读，亦曾闭户静坐，冥冥苦思。他想象自己已成为圣人时，便大笑不止；但念及国势危蹙、苍生困苦，自己满腹经纶而不能金榜题名，又嘤嘤而泣。同学见了，以为他有心病而发狂。于是他索性离开草堂，到南海西樵山白云洞读佛道之书，学五胜道仙之术，面壁参禅。他仿佛间觉得自己渐至“见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的境界，但那时却未能寻到让世人进登幸福的大同之路。西樵山的融融日光，秀美山色，潺潺溪水，清脆鸟语只能令他烦闷，故他时而歌，时而狂笑，时而嚎陶大哭。
他清楚记得，当年到白云洞踏春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一行，猛然间听到从幽谷深处传出的自己凄然悲愁的长啸，顿时毛骨悚然，及见到自己目光呆滞，披头散发，衣履不整时，更以为山中遇鬼，而自己几句心高气傲的话气得他们拂袖而去。那年他刚刚二十岁。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他念叨着孔圣人的这句话。这句话曾使他凄苦旁皇。难道自己枉号长素，竟不能成为逮大道之志的圣人么？他忆及当年游历香港时，见西人宫室瑰丽，道路整洁，巡捕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觉得中国要强盛，当学习西法。故自香港返家后，他矢志钻研治国之术，一意洗心绝欲，土芥富贵之事，以圣贤为期，以天下为己任，在三十岁前读尽群书，致学有大成。家藏书中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及地球图，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等人所译的西书已不足需了，他要博览西书。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译印的西学新书，三十年间售书不逾一万二千册，却被他一人购得三千余册。哥白尼的日心说他也了解过了，还用显微镜观察过微生物。然读遍这些西书，他总觉其未能根本解决世人痛苦。于是，他在老家七桧园澹如楼重又钻研起经籍和公羊学起来。他每早起来抱一摞书放置桌上，然后用铁锥猛扎，扎穿几本，便要读完几本。时间久了，读得连眼皮都合不上了，臀部也坐起了核刺，但他对大同之道已若有所得。于是他摹仿西书，以几何原理著万年公法，立为教说；并折衷群圣，始演礼运大同之义。
面对寒岭孤灯，康有为的精神又游回了广州长兴里邱氏书屋。1891年起，他在那里设长兴学舍讲学。其时，他对大同之道已有所得。他手定的《长兴学记》，是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为纲，从德育、智育、体育三科教学。最使他难忘的是，敲鼓三通之后，室无虚座时，他愉快地升座。他讲学时，案上并不设书本讲义，只置茶壶茶杯。他在谈笑风生中援古证今，会通中外，引出救中国之法。学生听他讲学，津津有味，有如坐春风之感。他把孔子说成是托古改制的大师，说古文经是刘歆帮助王莽篡汉而假借孔子名义伪造出来的，是王莽建立的新朝之学；故古文经是新学，是伪经而不是孔子的真经。而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托古改制写成《诗》、、《礼》、《乐》、《易》、《春秋》六经，目的是为改革当时社会以实现太平世。他附会公羊派的学说，说中国社会历史会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发展，而据乱世是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是民主共和时代。他把自己的这些学说都写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中。不意自撰刻《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后，一时士林引为怪异，清吏哗然，以为大逆不道。“先是两广总督张之洞传请我到到督署劝诫，后又有言官奏章弹劾我，奏请饬令焚毁我书，诬我以诡辩之才，肆狂瞽之谈，腾其簧鼓，煽惑后进，号召生徒，以致浮薄之士，靡然向风。幸有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及知县李滋然曲予辩护，饬将书自行抽毁，自己才得以保全。”
想到这里，他不禁悲叹了一声。继之，他凝视着《礼记·礼运》篇中那段令人神往的话：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