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康有为的《大同书》相比，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则养育了一代冲击专制桎梏的斗士和新民，故它是一副治疗病残社会的思想良药。梁启超的先辈，近代中国放眼看世界的思想先驱黄遵宪曾作过如此赞语：《新民丛报》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梁启超所布新民之说，若公德，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进步，若权利，若合群，既有以入国民之脑，作国民之气。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梁公之舌战，拾梁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梁公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中国，以为新民介，以为中国光。黄遵宪的这些话语决不是浮夸之辞，《新民丛报》在近世思想界的地位，无论怎样推崇都不过分。
孙中山横滨摆宴接风，章炳麟痛饮七十杯无醉意
1902年初，孙中山正在他的横滨寓所致力于革命理论的创作，这时秦力山来访，并送来新出的《国民报》月刊第四期。孙中山连忙把他迎进屋内，让座后，亲自为他倒了一杯茶，热情地说：“自诸位办起此报后，期期倡导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说，兼评改良派的主张，宣传覆满革命理论，成绩不小。每出一期，我必认真阅读。”
秦力山说：“有赖总理多方筹资，这份报纸算是办起来了。只是眼下资金难以为继，我们办不下去了。”
孙中山听了，脸上也作忧郁之色，说：“我固知资金困难。不过，我会另想办法，能让报纸办下去为好。”
孙中山虽然嘴上这样说，但他自己亦久困横滨，并无一点资金来源。这份报纸，本是去年春上秦力山东渡日本来见他时办起来的。
秦力山在大通自立军举事未成后，曾潜入上海转往新加坡去见康有为，质问他为何食言，不给自立军经费。不意康有为竟口出狂言，秦力山便愤然与他绝交，转而到横滨找梁启超算帐。但在横滨未找到梁启超，却碰到也是找梁启超算账的戢元丞，于是他们一齐携同冯自由来见孙中山。孙中山即安慰他们，说可在日本办报刊鼓吹反满清革命，这种作用会更大，并言冯自由创办的《开智录》宣传自由平等，在留日学生中就颇有影响。秦力山听从孙中山的劝告，即答应与戢翼翚等人在东京办报。孙中山便拿出一部分生活费作为办报资金，这样报纸就办起来了。想到这份报纸仅出了四期就要夭折，孙中山颇感可惜。他端起茶杯闷闷地喝着茶，一边浏览茶几上的《国民报》。只见报上有一篇《正仇满论》的文章，对梁启超指名道姓进行批驳：“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
读到这篇痛斥保皇、主张反清革命的妙文，孙中山即打听它的慝名作者。秦力山说：“此文作者现在东吴大学担任中文教习，姓章名炳麟，因敬慕明末爱国人士顾炎武，故更名绛，号太炎，字枚叔，在上海起自立会时我曾与他结识。”
孙中山问：“他为何写起驳梁启超的文章来呢？”秦力山答道：“前些时，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积弱溯源论》，认为中国积弱之源，在民智未开。清廷之坏，全在慈禧太后一人。而光绪帝圣明，忘身舍位，毅然为中国开数千年未有之民权。故此，反满革命之论不可兴。章炳麟读得此文后，在授课之余，便撰写了《正仇满论》，将它邮寄给我，我便登了出来。”
孙中山听了，若有所思地说：“啊，想起来了，当年我去《清议报》馆与他有一面之交。此人言高语诡，文字古奥，然向心革命，定是不可多得的贤才，弟可晓得他是何如人么？”
秦力山说：“这人确与人不一般，不特文思艰深，高古雅淹，更有许多笑谈。在沪时我略知一些。”
孙中山见秦力山这样说，顿来兴趣，便要他讲给自己听。
这章炳麟是浙江余杭人氏，年少时就喜古文辞而不好八股。二十三岁时家父去世后，他到杭州诂经精舍师从朴学大师俞樾治学七年，对经史经典、古典章制度、文辞法度及佛学无一不精。1896年8月，他的好友夏曾佑与汪康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宣传变法，聘他任笔政，章炳麟即应邀往沪。然而到职后，因精通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章炳麟常指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狂悖恣肆，造言不经，是以今附古，牵强附会；还对主笔梁启超及麦孟华等人吹捧其师康有为深感厌恶，这就引起康门弟子的忌恨。有一次他们群集报馆，由梁启超的学生梁作霖领头，对章炳麟大出打手。章炳麟饱受皮肉之苦后，愤然离开了时务报馆，汪康年再三劝留也留不住。后来，湖广总督张之洞慕其才，令幕僚钱恂延聘章炳麟去武昌帮办《正学报》。
章炳麟去武昌后，张之洞在督署热情接待了他，并将自己刚刚脱稿的《劝学篇》出示，让他润饰。可是章炳麟阅后，对其说教忠爱、忠君的内篇不置一词，只说主变法的外篇最合时势，引起张之洞的不悦。
在撰编《正学报》时，章炳麟又对同事朱强甫提起这事，说：“据古人言，忠无非是‘上思利民’、‘朋友善道’、‘憔悴事君’三条，现前两条都未实行，第三条何从谈起？况满清蹂躏汉族近三百年，早已无忠可言。九世之仇尚不能复，复有何忠爱？然要忠爱也易，其俟诸革命以后。”
朱强甫开始不知他是针对张督的《劝学篇》而言，不意章炳麟接着又说：“《春秋》主张国弑君，如国君太坏，国民可杀之。”说着他还直呼历代清帝的名字。朱强甫听了这些话大骇。他本是梁鼎芬的弟子，便把章炳麟的这些话告诉梁鼎芬，梁鼎芬得知后赶紧去密告总督张之洞。可是当张之洞令钱恂前去质问时，章炳麟却引经据典，说“国弑君君恶甚”一语，《左传》、《谷梁传》、《公羊传》所载所释完全相同，并非他自己编造。至于直呼皇帝名字，那更不算一回事。清文帝名叫皇太极，其子孙也不避讳，直呼其子孙的名字又有何过错？张之洞听到回报后，见章炳麟说得有根有据，也就作罢。
然而有一次在与梁鼎芬议论康有为时章炳麟却吃了大苦头。梁鼎芬当时问他：“听说康有为想做皇帝，你听说过么？”章炳麟摇摇头说：“只曾听说他想做教主，未曾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怪，只是想做教主这一念头，未免有点想入非非。”梁鼎芬听他此言大为骇怪，说：“我辈生长在清朝天下，食毛践土二百余年，怎能为如此无法无天之语！”他再次向张之洞告密，言章炳麟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辞，不宜重用。张之洞这次倒真的有些怕章炳麟狂言惹祸，危及自身，便让钱恂把他送他出总署。可是梁鼎芬对他还不放过，当他离湖北时，又派人将他毒打一顿，把他的盘缠也尽数抢去。
章炳麟返沪后，即又到汪康年办的《昌言报》馆任笔政。然而不久戊戌新政夭折，章炳麟因列名强学会，参与变法宣传，也在清廷的通缉中。幸有日本驻沪领事让他去台北避难，并介绍给日本驻台湾总督倪玉源太郎，委任他为《台湾日日新报》记者，担任中文版面的撰述。可是章炳麟为报纸撰文时，依然文字艰深，生典怪典，冷字假字，时相混用。报社主笔木下新三郎忍不住问他：“先生，您所撰论说，是要自解而自读呢，还是要给一般人共读而俱解呢？”章炳麟见问，即提笔铺纸，写道：“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可管不着，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会尚有人知之者。请勿问。”木下见了，无奈叹息而去。
然而章炳麟不仅不改文风，竟还撰文抨击台湾总督府的官僚大多擅作威福，压制人民。木下一时疏忽，把文章给登了出来。总督倪玉源太郎见文大怒，即派人把报社社长守屋善兵召去大加斥责。守屋善兵悻悻回到报社后，急忙差人唤章炳麟。不意章炳麟却给来人写了一张回条：“何不唤守屋来？他精于汉语，尚不知王前为慕士，士前为趋势乎？”守屋善兵见了回条忍无可忍，立至章炳麟寓所训斥，骂他不解事理，并说：“如果你不愿在本报操觚，就辞职归去吧！”于是章太炎在台湾又待不下去了。恰在这时，在日本办《清议报》的梁启超和新调日本任中国留学生总监的钱询，函邀他去日本，章炳麟便离开了台北。
章炳麟到了日本，在东京拜会过钱恂后，就去横滨访梁启超。梁启超自东遁日本后，其时思想上日趋接近革命，与孙中山过从较密。章炳麟到来后，梁启超即谢当年在《时务报》馆时血气用事之罪，使旧怨冰释。章炳麟觉得梁启超之深沉迥异前日，遂与之促膝谈心，一修竹林旧好。在《清议报》馆住了三个月，章炳麟终因与梁启超等人的政见不一，又见国内风波暂息，便悄悄回国。在家小住后，他即潜往上海参与《亚东时报》的编辑，并结识了唐才常。
半年后国会自立军起事又败，清廷下令钩拿自立国会人员。章炳麟的名字自然列在缉拿之列，于是他不得不再次悄然离沪回浙江余杭县东乡仓前镇老家。大年初一这天，他正在与家人欢度佳节，忽然有一人慌忙跑来报信：“追捕的人跟踪来了，快逃！”报信人是章炳麟的好友吴君遂派来的，吴君遂是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补刑部主事，曾拥护变法，居上海时与章太炎成为知己。章炳麟得讯后，立即在一庙中藏身，后又潜往上海。到上海后，他去找吴君遂，吴君遂即为他出主意：“苏州的东吴大学正在聘招中文教员，这个学校是美洲传教士办的。你到那里，或许能得到帮助。”章炳麟从言，速速到苏州，受聘为东吴大学中文教习。在任教的课余时间，他写了这篇文章。
孙中山听秦力山讲完章炳麟的故事后，兴趣更大，说：“他日有幸，我定要结识此人，引为同志。”不久，章炳麟果然再次东渡来到横滨，因为他在苏州又呆不下去了。
本来，苏州的风气没有上海那样开放。章炳麟辫子剪掉后，人们甚为怪异。不得已，他便在帽子内嵌了一条假辫。每入街市，他的假辫不时掉在地上，路人更为侧目，并轰传一时。然而更怪的是，章炳麟有一次竟给学生出了一道题为《李自成胡林翼论》的作文，使整个学校引起轰动，后来传到了江苏巡抚恩寿那里。恩寿即派人到东吴大学，找到任校长的美国传教士说：“有乱党章某，借该校煽惑学生作乱，要求许予捉拿。”恰巧时值寒假，章炳麟已回家过年，没有被捉到。章炳麟的好友吴君遂得讯后，急忙又派人前去报信，要他赶快远逃日本。于是章炳麟急忙收拾行装，于正月十五从上海乘船东渡横滨。
孙中山闻章炳麟已来横滨，非常高兴。他集合兴中会同志，在中和堂设宴奏乐，与章炳麟正式定交。席间，兴中会同志频频把盏，轮流向章炳麟敬酒。章炳麟则逢敬必饮，一口一杯，一连饮了七十余杯，竟无醉意。
酒后，章炳麟向孙中山谈起往事：“五年前在上海《时务报》馆时，见报载有伦敦使馆逮捕先生消息，便问梁启超‘孙逸仙何如人？’梁氏答‘此人蓄志倾覆满清。’我听后心甚壮之。然梁启超言‘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及前年在《清议报》馆初识时，听了先生之革命谈论，内心暗暗赞为卓识。但问先生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么？”
孙中山听了，正色道：“只要我辈同志众志成城，革命未有不成之事。俟时机成熟，我辈揭竿而起，天下响应，覆满一举而成功。”
此后，章炳麟与孙中山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土地、赋税、典章制度及建都等问题，尤其拥护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康有为大庇阁内考《春秋》
康有为为避刺客，偕二姨太梁随觉及门人梁铁君等移居一孤岛的灯塔内。住下不久，新加坡代理英督斯韦登汉闻讯，乘轮亲迎他至槟榔屿在督署内一别墅居住，且供奉颇盛。康有为对斯韦登汉心生感激，将此别墅取名为大庇阁，并在别墅周围植树种花。
别墅前有棵似榕大树，经年开花，时时换叶，花在树顶，望之如黄云。康有为常常席地树下，任黄花落满襟袖。他在此避地闲居，安全无忧，惟日以著述自遣。
自梁启超在春上致信他，献策请保皇会谋两广后，康有为便多次致信弟子徐勤，令他与在澳门保皇总会的何穗田、欧榘甲等负责广西事。他责徐勤用全饷从日本购枪械，在广西组织义军二千，突袭桂林，继而下长沙，使数十万自立军与会党响应，进而破武昌，以二万精兵长驱直隶，救圣主而保中国。徐勤虽奉命奔走于南洋与港澳之间，却未能承担康有为“全力取桂，袭湘攻鄂，直捣京师”的勤王计划，只是后来与伍宪子在香港办一《商报》而已。何穗田、欧榘甲等人则才大而志疏，不知兵事，终是秀才造反，不成气候，最后他们让保皇党人胡显鹤在广州办一《岭海报》而了事。梁子刚和张智若也办事无成，既未能在龙州起兵，也未曾与刘学询谋过面。
康有为本人更是不便返港操纵，只是在大庇阁居所内幽思，或吟诗忧时，所得者忧愤之作一百四十七首。尔后一段时间，康有为好像抛弃了一切外界之事，专心致志于注《中庸》，补撰《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然而热带天气，铃雨淋道，使积忧多病的他常难捉笔。他的二女儿康同璧在香港闻讯，特前往侍膳。有了女儿的精心照料，康有为的健康才有好转。
当闻八国联军将入京师时，康有为即致书各国政要，说义和团是西太后与端王、庆王、荣禄、刚毅等守旧王大臣主持，他们反对变法维新，因恶新党变西法，而恶及西人。外人要在中国能平安，必须不认西后为最要义，捉拿荣禄、端王诸贼，不相信东南互保各督抚，而应扶皇上复权，扶助变法的新党掌权，不然举国旧党皆成拳匪，必大发以屠戮外人。同时，他还致书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提出处置中国的五点建议，要求各国万不可承认那拉氏再临朝，应勒令她居于海外之一岛，每年由中国给以百万之费，以终其身；并请求英国以兵轮保护他到北京扶助光绪帝议和变法。可是各国政要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还认为康有为的保皇党在两粤鼓动有损英国的利益，因而回电香港总督卜力对之加以压制。
向英国等国乞求不成，康有为又与徐勤相商，想利用外国人在广州的广仁、广济、爱育各善堂和香港东华医院、澳门镜湖医院，联合组成中国红十字军救人会入京津，暗中派健壮士卒随行，乘机密救圣主。然此事也未能着手。8月，康有为闻京邑邱墟，又两江勤王不成，唐才常遇难身死，特致信湖广总督张之洞严加斥责，后又致信劝两江总督刘坤一讨伐那拉氏北上勤王，可是刘、张二督对他置之不理。
一无所成，康有为在忧虑中又病倒了。弟子汤觉顿来探视，见他床头有新近补撰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便取过阅读。
康有为见了，即扶病起坐，与之讲《春秋》大义，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夫主乎太平，则人人有自主之权；主乎文明，则事事去野蛮之陋；主乎公，则人人有大同之乐；主乎仁，则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权限，则人人不相侵；主乎与时进化，则变通尽利。故其科所指明，在张三世。其三世所立，身行乎据乱，故条理较多，而心需乎太平，乃意思所注，虽权实异法，实因时推迁。故言孔子时之圣者也。”
汤觉顿见师傅如此执著于圣贤大道，由衷感动，便问春秋大义微言断绝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