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着庆典的欢庆气氛，慈禧太后特召光绪帝入见，对他温语相勉，说：“在此国难之时，宜母子同心，以济时艰。我今已决计，撤去溥儁的大阿哥。”其实慈禧太后是怕回銮后列强对她仍不放过，为弥和中外舆论而这样作。光绪帝听了这番话后，心中甚慰，觉得终于出了口恶气。他连忙称谢，说：“皇爸爸圣明，溥儁有负慈意，顽愚不化，撤去其大阿哥，孩儿极为赞成。”言罢，他即奉旨命章京拟谕旨。十月二十日（公历11月30日），光绪帝在行宫发布上谕：“奉懿旨，溥儁著撤去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加恩赏给入八分公衔俸，毋庸当差。”降谕后，溥儁即日出宫，移处八旗会馆。出宫时，溥儁涕泪滂沱，由荣禄扶他出门，并一路慰藉，情状十分凄切。而宫监诸人则在旁拍手，以为快事。为示恩典，慈禧太后随即赏银三千两，由河南巡抚松寿派佐杂三人，前往伺应溥儁，但最终随身照料他的却只有一个老乳媪。
眼见回銮在即，诸事纷繁，朝事更需人办，慈禧太后即命光绪帝发谕班赏有功之臣。光绪帝便奉懿旨再次发谕：李鸿章著再赐祭一坛，其子李经迈以三四品京堂候补；庆亲王奕劻赏食亲王双俸；大学士荣禄赏戴双眼花翎，并加太子太保衔；王文韶赏双眼花翎；两江总督刘坤一加太子太保衔；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均加太子少保衔。联芳、那桐、张翼、周馥等大臣亦各有赏差。过了三日，慈禧太后又令光绪帝发上谕，宣布赫德与盛宣怀均赏加太子少保衔。慈禧太后赏加此二人，是出于拉拢之意。赏加赫德，是想让他与驻京各使臣互通联络；赏加盛宣怀，是因他在东南互保时有功，且他亦为列强看好。
在班赏众功臣后的一天，吴永也得到内廷传旨：著迅赴广东新任，毋庸随扈。宣旨后，慈禧太后即在便殿召见吴永，对他说：“你患难相从，跋涉几千里，真是劳苦。今日回銮各事，有了端绪。这里去京师，已不太远，路上再无甚事可办。有累你一路劳费，我心里感到不安。所以令你不再随扈，可稍稍作些休息，再去海南。只是相处日子久了，一旦遣去，真是觉得难堪。”说着，慈禧太后以绯色绉绸帕擦拭眼泪。过了一会，她又说：“吴永，你忠勤可嘉，今日远去，我实在惦念，但我也是不得不放你去。”吴永叩头谢恩后，太后又恩赏御笔“福”字一方，银千两。
大赏过后，两宫于12月14日自河南开封府行宫启銮北上。这时，各省大员趋集开封送行。时天气晴和，旭日当空，六飞在御，一尘不惊。沿途旌盖飞扬，衣冠肃穆；羽林仪仗，齐整鲜耀。出城后，千军荼火尽向黄河，仿佛万树桃花照春齐发。午正，两宫大驾行抵柳园河岸，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同入黄幄，稍事歇息后即出幄，设香案炷香奠爵，祭祀河神。祭祀完毕，即相率登上龙舟。岸边文武官员、绅民父老，皆俯伏跪送。两宫渡河后，一路经邯郸、彰德、赵州至正定。至正定后，已是公历1902年了。由于铁路已通，两宫由此改由乘火车北上，于元月5日至保定。至保定后，慈禧太后与兴绪帝、隆裕皇后被迎入袁世凯早就布置好的富丽堂皇的行宫。
宫殿依然，人民如旧
保定离京师已近，慈禧太后更是切急观望京师情况。当得知各国公使及各国兵队对她回銮持善意时，她的心才安定下来。为搏得列强的进一步欢心，慈禧太后又命光绪帝发谕将原任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和太常寺卿袁昶几人子嗣的官职落实，并著吏部迅即咨查声复。
各事周列后，两宫于元月8日上午10时25分自保定行宫乘铁路局特备火车启銮。这特备火车的车厢共有二十二辆，其中上等花车四辆，供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御用；上等客车一辆，供皇后御用；其余各车供各宫嫔及亲王、大臣、福晋、命妇、内监分乘。上等花车皆黄貂绒、黄缎铺饰，所备御用磁器碗盏，均由盛宣怀呈贡，上印有“臣盛宣怀恭进”字样。此时保定车站，布置得非同一般。车站两旁，扎有彩棚三十座，供百官候送之用。火车开动时，各省大吏跪送两旁，军队则擎枪奏军乐。
12点正，特备火车抵马家堡车站。这时内阁留京办事处将由庆亲王阅定的京师百官接驾处所绘图帖说进呈两宫御览，慈禧太后接过来一看，只见接驾计画如下：自芦沟桥至丰台及正阳门，由马玉崐提督的兵队和步军五营沿途跪接；自马家堡至永定门外，由左右营弁、五城练勇分段跪接；全权大臣，军机处，留京办事大臣，跸路大臣，亲王，贝勒，贝子，公爵，各部、府、院、司，各衙门在永定门至东西天桥跪接；火器营、健锐营、护军营各官弁排列石路东西跪接；绅士排列石桥迤北一带，候补官排列天桥迤北一带，废员、耆民排列东西珠市口迤南迤北一带，五城练勇分列大栅栏、鲜鱼口、打磨厂、正阳桥各地。阅过之后，慈禧太后见接驾规模宏大，无不周致安全，心中极喜，便将绘图帖说交光绪帝阅看。光绪帝阅看后，也感到踏实，遂定准。
这时，京中王公大臣暨文武官员全都来马家堡火车站迎驾，各国公使及其夫人，侵华联军的许多军官及其夫人也全都到站迎接。下午一时，两宫在军士擎枪奏乐中先后下车出站。两宫出站时，王公大臣、文武官吏全在站门口恭敬地跪接圣驾。
然而在场洋人则不同，他们为欲一见听政有年的中国皇太后和政权旁落、一如囚犯的中国大皇帝，即蜂拥向前，摄影记者更是抢着拍照，毫无礼节可言。于是，秩序顿时大乱。慈禧太后见了，亦无如之何。
出站后，光绪帝御八抬黄缎轿在前，仪仗威严。其圣驾前有开路兵丁，次则奏乐乐工，再次是手擎杏黄旗的旗手；四周更由侍卫、内监拥护，后有骑马从人、弓箭手、长枪手、马步兵跟随。慈禧太后的黄轿仪仗，均与光绪帝相同，其舁轿夫均身著红色缎绣花衣。随后为各亲王、宫嫔的乘轿，由马玉崐提督率兵拥护。殿尾的皇后，仪仗虽比两宫稍减，但亦很有气派。末尾众多车马，所载皆随扈官员。两宫大驾入永定门后，沿新修御道缓缓而行，沿途文武官员皆鞠躬俯伏，肃穆无声。至正阳门时，同在城上观看的洋兵有的脱帽以示敬意，慈禧太后在轿内仰视得见后媚笑以答。两宫进大清门入乾清宫后，即先诣关帝庙行礼。经年播越，劫后归来，慈禧太后、光绪帝及百官见宫殿依然，人民如旧，不禁热泪零涕。
袁世凯筹款练兵
袁世凯将自己在山东巡抚任内的事交待完毕后，便偕同唐绍仪等随从，在一营亲兵的护送下，从济南启程北上。抵高阳时，护理直隶总督周馥派人送来总督官印，并在次日举行授印仪式。袁世凯对此极视隆重，即差人摆设香案，行接印仪式。接授时，袁世凯遥望两宫行在，叩头谢恩。仪式完毕后，他即前往保定办理移驻。直隶总督府本来在天津，由于天津当时在八国联军占领之下，前直隶总督延雍不得不仍将大本营暂设保定。此时八国联军已交还天津城，袁世凯上任后便立即移驻天津的原直隶总督府。一至天津，徐世昌等故旧都前来祝贺，谓其名望禄位俱隆，将来功业必在李鸿章之上。袁世凯听了，虽然谦逊地说自己不可及李相，但心里却沾沾自喜。
袁世凯至天津的第一件事，是奉命为李鸿章立祠堂。同时，他把李鸿章在北洋经营数十年的路矿企业都巧取豪夺了过去，并将李府中的幕僚全都网罗在自己门下。为了表示宏揽人才，袁世凯每天都要在督署接见文武官吏。谈话时，他和易近人，使众人皆乘兴而来，如意而去。不多久，杨士骧、杨士琦、孙宝琦、赵秉钧、陈壁、胡惟德、朱家宝等各方人才都争投他的门下。
杨士骧是安徽泗州人，本是李鸿章的亲信幕僚，他随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时出力颇大，屡得李鸿章的夸奖。袁世凯督直后，杨士骧前往献策说：“今公继起，如能竭其全力，扩训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重心，隐隐‘望岱’矣。”袁世凯闻言即喜，笑吟吟表示同意。本来，在十一国联军来回扫荡之后，京畿一带差不多已无清军防务。与联军作战时，聂士成的武卫前军覆没，荣禄自统的武卫中军解体，董福祥的武卫后军护驾西安后仅存五千多人被遣散，宋庆的武卫左军所存人数不及一半且装备落后，唯有袁世凯所统率的武卫右军这唯一的一支近代化军队得以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袁世凯内心明白，京师的安稳，就唯有自己的这支军队是赖了。
慈禧太后还宫后，见宫内陈设多被联军抢去或毁坏，仪鸾殿亦被焚毁，痛惜不已。所幸的是她出逃前移存在大内储秀宫的六百万银两尚未掳去，内心稍得慰藉。可是，日用所需物品急需置办，被焚宫殿也需重修，于是她次日早朝时召见众大臣，命袁世凯赶紧筹款以备内宫急用，自己也拨用银子二百万两准备修葺仪銮殿。
因战祸甚重，又值灾荒之时，袁世凯受命后，一时也难以筹齐款项，甚是苦恼，但最后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第二天，他即邀请藩、臬、司、道各官前来总督府商议，提出借用他们的私款，以后陆续归还。可是到署众官员听了这话，大都哭起穷来。袁世凯心中恼怒，但不露声色，只让众官散去。事后，他即派人到天津几个大票号查明众官员有一百余万两的存款数后，便又召见他们，沉着脸说：“城内有些票号的掌柜实在太可恶，竟敢用诸公的名义招摇撞骗。为了惩诫，我已把这些冒名顶替的存款暂借用了。”众官听了，有苦难言，只得自认倒霉。就这样，袁世凯终于为慈禧太后筹得了一大笔急用款项，博得了她的欢心。
为使自己攫取更大的权位，袁世凯还常以重金贿赂太监总管李莲英，以让他在慈禧太后面前为自己说好话。在需要探听内廷消息时，他对内宫太监也加收买。每次觐见时，袁世凯身上总要带着多张银票，以备随时投送门包。太监马宾廷是负责守卫颐和园宿卫营头领张勋的把兄弟，袁世凯得知后，即要张勋引见相识。到颐和园见面时，这位总督大人竟屈格单腿跪在马宾廷的面前请安。由于对太监拉拢备至，袁世凯所得的宫内消息极灵，奏对时总是获得慈禧太后的夸奖。
袁世凯探知慈禧太后有意练兵以加护京师安全，便乘机呈折上奏，言直隶为畿辅重地，故筹饷练兵，固期多多益善；并请于善后赈款项下拨款一百万两，为募练新军之用。奏折上后，慈禧太后即准奏，并令光绪帝降旨命袁世凯以参预政务大臣并兼任练兵大臣。袁世凯喜孜孜地接旨后，即参照中外成法，制定了创练常备军营制饷章，把军队分成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拟把所练新军改称为北洋常备军。稍后，他又在保定创设军政司，自兼督办。军政司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分委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为总办。同时，他还依照曾国藩练湘军初期的办法，手定募练新兵章程十九条。
军政司创设后不久，袁世凯即派王英楷、王士珍赴直隶正定、大名、冀州、深州各地，会同地方官精选壮丁。他规定的募兵条例是：年龄为二十至二十五岁，力大能平举百斤以上，身高四尺八寸以上，每小时能行二十里以外；报明三代人口、住址和箕斗数目；吸食大烟、素不安分、犯有事案、五官不全、体质软弱及有目疾暗疾者不收；兵员必须由庄长、首事、地保举充，不得滥举游民溃勇；应募后月扣一定饷银，每六个月派员发给家属，地方官要妥为爱护士兵家属；每名士兵准免差徭三十亩；兵士潜逃，地方和士兵家属应严密查拿，隐匿不报，一体惩办；地方官查缉不力，分别参处。三个月后，王英楷、王士珍将六千壮丁募齐。召至保定后，袁世凯计划把他们练成常备军一镇。仅经数月操练，这镇新军即会各种操典和军事。
军机处见袁世凯练兵有方，即命从所选的万名八旗兵丁中，精选三千人由统领铁良带领前去受训；后又让山东、山西、河南等省选派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
为接纳军机处所荐的将弁，培训各种武备人才，袁世凯又在保定创办陆军学堂和陆军师范学堂，还在大沽创办宪兵学堂，在天津创办讲武堂、军医学堂。这些学堂，全都采用西式教学。在聘任教官、选取用教材上，袁世凯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即不再像在小站时那样聘任德国教官，练德国操。他觉得日本在地域上与中国近邻，对中国威胁最大，须与之修好。再是，日本学习西洋得法，成功处大可借鉴。故袁世凯所办的这些军事学堂，聘的都是日本教习，各军事学堂的教材也大都是翻译的日本课本。他花重金延聘日本步兵少佐立花小一郎为练兵顾问，炮兵大尉金竹弥三彦为军政司教练处顾问，骑兵大尉嘉悦敏为军政司教练处顾问。在日本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北洋军不仅军制照搬日本的，其练操之法也改为日本操。不仅如此，袁世凯还选派孙传芳、吴光新、张树元、王金钰、徐树铮、姜登选、曲同丰、傅良佐等一大批优秀学生去日本军事学校留学，以培养高级军事人才。
二十三《大同书》与《新民丛报》
追求人间大同也许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而中国对大同社会的追求独在众国之上。《礼记·礼运》篇中这样一段话至今令人神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
对大同社会的向往使得中国历代都不泛这方面的著作，但近世康有为所作的《大同书》则是璧合中外思想精华而成的巨制鸿篇。其书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观中国，远览全球，为天下人民忧患苦恼为虑，演礼运大同之义；并附会公羊派的学说，称中国社会历史会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发展，而社会进到太平世时便是大同。
《大同书》不仅是小农社会士大夫的理想产物，不仅是对儒家大同思想的升华，不仅是对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观点的综合，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全球化初起阶段的社会特征。合大地、平民族、同人类、公生业，治太平、至极乐，这就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要诀。大同世界当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大同世界由政府管理经济，人人生活幸福、自由、平等，享受良好的教育、福利，有公共宿舍和食堂，无家族，无固定夫妻关系，无极刑，奖励创新发明——总之，大同社会将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可惜的是，康氏之书只言大同美景，却未指出达到大同社会的要径，故它只是一枝具有美丽言辞的无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