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张二督联名连上三折，朝野皆知，名噪一时。慈禧太后见这三折中提出的新政措施切到实处，便令军机处拟发谕旨施行。
刘坤一与张之洞奉谕筹划新政、联名会奏三折后，因得慈禧太后看重而谕准施行，颇感志盛气豪。他们决计对和谈事不再袖手旁观，便为东三省事上折，奏请各国公使公议迫使俄国撤军。慈禧太后即准奏饬令奕劻、李鸿章照会北京领袖公使，请公议俄国撤军事。然而李鸿章却复电行在，明言对刘、张二督以前阻签俄约的不满。刘、张二督闻知，即又联衔会奏申辩，言李鸿章偏执己见，身为全权大臣却为俄人所愚，并坚请以公议促俄撤军。于是慈禧太后复令李鸿章与俄使商定前约，并请各国公议，并以允许各国在东三省通商为条件。因见刘、张二督与李鸿章之间彼此积疑，负气争论，有害国事，故慈禧太后在谕中特婉作指责，说李相身处其难，原多委曲，然时有不受商量之失；而刘、张二督虑事固深，而发言太易，亦未免责人无已。她要三疆臣捐除意见，和衷共济。然而李鸿章坚持己见，拒绝各国公议的饬令，力主与俄国重开谈判。
正当李鸿章准备与俄重开谈判时，日本国内反俄舆论日益高涨，日军更是在积极备战，同时日本政府也在与英国谋求建立反俄同盟。沙皇尼古拉二世见此情况，便令在8月上旬从东三省撤出了部分军队，并饬格尔思会见李鸿章，说要交还东三省。李鸿章便问如何交还法。
格尔思说：“但须商订三项条件，即俄国有议论东三省之权，画押之先不使他国预知，不听他国指挥。”
李鸿章见此三项仍是想迫使中国接受原约，便说：“贵公使所言此三项条件，须请旨遵行方可回告。再是，原约细节还请酌量删改，才能奏请画押。”
然而格尔思却盛气凌人，说：“此三项条件，一字也不能改。如贵大臣不允，不仅东三省永远不还，俄军将复来北京。”
格尔思的这番话差点把李鸿章气得昏了过去。以致当慈禧太后电示俄国三项条件实在难行，要他与俄使婉切商办改约时，余怒未息的李鸿章则复电奏称：“倘照来谕婉切商办，恐至百年亦不能妥定约章，东省将永远不还矣。事体关系重大，实无法与商。”
在中俄谈判陷入停顿之时，各国公约的定议已成。奕劻、李鸿章即电奏两宫，以恐吓的语气说：“务请立准画押，以保大局。否则恐别生枝节，一国悔议，各国效尤，后患何堪设想。”慈禧太后得电奏后，立即电谕奕、李二臣，言公约业已定议，即行画押。于是，奕劻和李鸿章奏旨于9月7日与十一公使正式签画了《和议准约》。这个定议的准约，是在原草约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其正文十二款大致如旧，不过确定了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及加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并在原有基础上划定东交民巷一带为使馆区，又将改为外务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班列六部之首。准约的附件则分别作了细订，扩大为十九个。
孙中山愤言辛丑年当是中国国耻年。
列宁著文怒斥侵华军
孙中山在日本从报上读知中国与列强的《和议准约》1901年9月7日正式签画后，愤恨不已，便去东京麹町区饭田町六丁目二十四番地《国民报》编辑部，找创办人秦力山、沈云翔、戢元丞、雷奋、张继等人相商，要求对列强掠夺中国的行径予以揭露。他说：“日前，我会之干将郑士良被毒死于香港，今日，清虏之卖国约款又画押。党仇国恨，何以能报？望诸同志能将此两事登之报上，让世人都知清虏之凶恶，以唤起民众将其推倒。”张继即答应为郑士良作小传，沈云翔则准备载文抨击准约。
孙中山返回横滨后，想起春上美国作家林枢至日本采访过自己，回美国后特写有《两位西化的东方人》，载于1901年3月21日的《展望》杂志，向美国民众披露惠州起义新闻，并极为称赞自己。于是，他亲自用英文撰文，以备寄给林枢在美国发表。其文说：“辛丑年当是中国国耻年。清廷全权大臣在与十一国签订和议条约，乃是在列强枪炮迫胁下进行，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慈禧太后以清国付出本息折合共达九亿八千多万两的赔款，从列强手中买回了回銮北京的权位，却进一步把中国人民推向贫困、屈辱和灾难的深渊，中国人民将把自己三十九年的劳动血汗白白送给外国强盗，自己却要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然而，那些所谓按国际公法行事的列强政府首脑人物、入侵中国的各国军队长官和各国公使却在心安体得地欢庆胜利。”可是，此文寄出后，美国报纸却未予发表。孙中山便想起自己在英国的老师康黎德，即向他寄予去一份抄稿。
孙中山的这篇文章，几经周折，最后投到上海的《益新西报》。《益新西报》是英国路透社在上海分社创办的晨刊，报纸主笔觉得文章言辞过于犀利，不愿全文发表。作为折衷，报纸安排发表了《论各国向中国索取赔款之非》的社论，对列强索款之事进行抨击，社论说：
赔款一事，将定议矣。而在本馆之意，则以各国不应向中国索取兵费也。何则？查公法：若此国开罪彼国，此国之人皆心存主战者，彼国始可向此国索取兵费，否则索之为不公也。今者中国其开罪各国也，非华人之过也。夫明知人之无罪而责罚之，虽野蛮之国犹不屑为，而今反而由素号文明之国为之，殊不可解也。况攻陷北京之联军，号称耶稣正教之义军来攻异教之国，而德皇亦谓中国此次之战系耶稣正教之义战，其余他国之人亦如此措词，则兵费之不应索取明矣。总之，此次之战，既为耶稣正教之义战，则不应索取赔款。盖立教者为耶稣，今稽查《新约》圣书，不见耶稣曾出索取赔款之言。今中国之民，所犯何罪？不过为当道者之乱言所惑，又为我侪之欺凌所激，致滋事端耳。我侪乃要此无辜之华民摊任赔款，使其一蹶不能复振，似与耶稣之道理大相违背也！夫耶稣之道理，包括甚广，可一言以蔽之曰：“圣父啊，赦免他们！他们不知而为之！”
与这种貌似公允的评论相比，一年前发表在《火星报》上的《对华战争》一文，显然对列强掠夺中国的行径更切中要害。文章是从揭露俄国参与庚子年的侵华战争开始的，它写道：
俄国正在结束对华战争。动员了许多军区，耗费了亿万卢布，派遣了数以万计的士兵到中国去，打了许多仗，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不过，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水淹和枪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而俄国政府以及奉承它的报纸，却庆祝胜利，欢呼英勇的军队的新战功，欢呼欧洲的文化击败了中国的野蛮，欢呼俄罗斯“文明使者”在远东的新成就。俄国政府首先使人相信，它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它只是在平定暴乱，制服叛乱者，帮助合法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袭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的疯狂镇压，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说，这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但他们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而是欧洲的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这种掠夺政策通常叫作殖民政策。凡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都急于找寻殖民地，也就是找寻一些工业不发达、还多少保留着宗法式生活特点的国家，它们可以向那里销售工业品，牟取重利。欧洲资本家贪婪的魔掌现在伸向中国人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无怪乎出现了瓜分中国的议论。如果按照真实情况，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它们身上。它们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这些基督徒建立功勋的时候，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竟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
以满腔怒火发出这种正义呐喊的是一位年值三十的年青人，他的名字叫列宁。列宁1870年4月22日生于俄国辛比尔斯克，其兄亚历山大·伊里奇二十一岁时因参与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死刑。列宁本人则因在喀山大学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并遭流放，此后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研究，向往共产主义，并以深知马克思主义而使众人惊服。在尔后的几年中，由于领导工人运动，列宁又遭逮捕和流放，1900年夏离开俄国前往瑞士，并在那里创办了革命报纸《火星报》，鼓吹在俄国实行社会民主主义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因而沙皇极为憎恨他。不过，中国人此时却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更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在为列强侵略中国而鸣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