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箕说：“辛亏当时劝阻了，不然祸从天降。不过，这次是皇太后要变法，开人之先，筹划新政，还真是香帅入参中枢之好时机呢。”
于是二人到署向张之洞建言。张之洞延他们入座后，梁鼎芬开口便道：“此番皇太后皇上筹划新政，香帅正好一展宏图。本来戊戍时圣上欲召香帅入京辅政，只是守旧大臣徐桐百般阻尼，竟未能行，实是可惜。若香帅入中枢，凭身望才德，足可制服康梁，早使新政有成。”
黄绍箕亦说：“此言极是。袁世凯率先条陈新政，意在招览朝事，以受重用。他当年亦曾上奏拥戴香帅，言香帅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只有香帅赞襄主持维新，方可仰答圣意。日本明治维新功臣伊藤博文来华时，也言于总署，称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香帅不见，众督办政务大臣中，庆亲王奕劻、荣禄、崐冈、王文韶等多不熟新政，鹿传霖顽固保守，李督则年老多病，又忙于与各国议和。虽又增补尚书瞿鸿禨为督办政务大臣，山东巡抚袁世凯为参预政务大臣，但新政筹划之事，舍香帅其谁？由香帅主持，并与江宁勾通，足可一筹新政。”
张之洞听后，却说道：“二位可记得伊藤博文尚还有言：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为筹赔款而办新政，新政何易？好在条议中尚有折衷至当、维系人心之言。本制军戊戍年进呈的《劝学篇》，即从远大始而言变法，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为宗旨。守旧党因噎废食，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而康党歧多而亡羊，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故《劝学篇》之《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今之务本，以育才兴学为要；今之开风气，宜广派游历，博采西法。如筹划新政，此两者当为重，二位拟留心此二者。不过，本制军研习开办条议后，感觉戊戍年间皇上主维新，图中国之强耳；今日皇太后皇上之新政，不过为筹划赔巨款罢了。二位尤不可言宫内政事，新政政治改革只限于督抚州府道县，并以君权之说抗民权之邪说。”
张之洞这一番话，说得梁、黄二人佩服之至。末了，张之洞即要他们拟发一电致刘坤一商磋新政，二人即受命办理去了。
两江总督刘坤一见朝中颁旨行新政，又见张之洞致电商磋新政之事，亦为之跃跃欲试。他身处两江，为阻外侮之要冲；每见洋人凭船坚炮利颐指气使，自己只能虚与委蛇，就极感中国力弱而渴望办新政得以强盛。
江、楚两督经两个月的往返电商切磋，草拟了一《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经最后修定，他们于7月中旬将此折联衔会奏，提出保邦致治，应以育才兴学为四端：
（一）设文武学堂。州县设初、高两级小学，府设中学校，省城设高等中学及农、工、商、矿、武备等专门学校，京师设文武大学校。
（二）酌改文科。实行三场先后互易，分场发榜。头场取博学，二场取通才，三场取纯正。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二场试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三场试四书五经经义，即论说考辩。培养实学，使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入股与科举不废自废。
（三）停罢武科。武科硬弓刀石之拙，固无益于征战，亦远逊于火器。不知文字，不懂韬略，以故军兴以来，以军科立功者，概乎其未有闻。
（四）奖劝游学。学业方向为文武两途及农工商各专门之学。学成回国，学业与凭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
变通政治人才折上奏后，张之洞又与幕僚梁鼎芬、黄绍箕商议，再行上折言整顿中法之事。梁鼎芬说：“香帅此次与砚帅联手会奏，必为两宫看重。图治以育才兴学为本，是二帅着眼于远大。但不知整顿中法之折将奏何事？愿香帅见教。”
张之洞对整顿中法素有研习，此时已是胸有成竹。他说：“本制军可以相告，整顿图治之奏折已在草拟之中，正要与诸位商议。然整顿之根本即是除弊。官场风气、政治、司法，乃致军事，弊端尤多，尽可除之。自古成由勤俭败由奢，朝廷旨意在节流，可谓圣明。时国家大难，欲挽回天意，激励人习，节俭至关重要。官以俭而廉，官场风气，上行下效，上官奢华，糜烂无度，诱使下属需索骚扰，致使整个官场腐败。而朝廷果有卧薪尝胆之志，力行节俭当始自宫廷，所有宫室舆服，力求朴素，应酬宴会勿得浮糜；上官岁时之供，一概禁绝。”
梁鼎芬听至此，即咐言道：“香帅此言甚善。朝廷当明谕大小臣工，再有营私糜费者，必重惩之。”
张之洞点了点头，接着说：“去敷奏、尚直谏，除官气、戒虚文，破常格、用贤能，此三者，时下致治之要。今日文武官员，官气最重，实为失人心，害政事之根。今之用人，仍困之以例章，计较以资格，则所得者，皆寻常之俗吏。依流平进者多骑墙，精力渐衰者惮改作，资序已深者耻下问，岂能济非常之艰难乎？”
梁鼎芬赞许道：“香帅此言精当之极，破常格方可举贤能。此外，捐官、官禄亦须变法。”
张之洞说：“正是。捐纳有害吏治，有妨正途，有碍自强要政，当永远停罢，而清治源。而职俸微薄，养廉不足；加以银贱物贵，使贪污之风甚行，故须重禄养廉。朝廷每年拨给京官养廉银百万两，使其尽心于国事民事；地方各官，拨给职田，收其租课，以资办公。实施之后，如再有贪墨者，除参革外，仍行追罚充公。再则，部选章程亟待变通。以后州县同通，统归外补，无论正途、保举、捐纳，皆令分发到省，补用试用，令其学习政治，上官亦得以考核其才识之缺长。道府及实缺京官，改为记名简放。”
言毕，张之洞端起茶杯品茶。这时黄绍箕插言道：“蠹吏害政事，香帅可要进一言，还有差役害民事亦可奏言。”
张之洞放下茶杯说：“此二事我正有考虑。蠹吏害政，相沿已二千余年，久已为世所诟。书吏一无所长，但工作弊索贿。不过裁除书吏，应宽给出路，以示体恤。差役之为民害，各省皆同。必乡里无赖，始充此业。传案之株连，过堂之勒索，看管之凌虐，相验之科派，缉捕之滛掳，白役之助虐，其害不可殚述。民见差役，视如虎狼蛇蝎。本制军拟请以五年为限，将差役裁革。”
梁鼎芬赞同地说道：“刑狱之事，香帅素有卓见，在下愿听惶论。”
张之洞得意地笑了笑，胸有成竹地说：“刑狱须有全面变通。拟着手者有九：一是禁讼累。每有诉讼，差役家丁索讼费，视其家道以为多少。不满其欲者，则诡曰案未传齐，致官不能过堂。其中有原告诬攀者，亦有吏役怂恿本官者，最为民害。此害须裁差去吏，方能杜绝。二是省拖累。现命案罕报罕结，则多私和人命，及拖毙证人之事，民冤所以不伸。至于上控之案，往往为讼棍主持，攀累讹索，图告而不图审，以致被告羁系日久，而原告总不到案，甚有诬累害人者。应明定例章，限定呈控，承审时限，严办架讼迟延之人，以省拖累。三是省刑责。公堂问案，敲扑呼号，血肉横飞。外国人见之，疾首蹙额，讥为贱视人类。以后除证据已确而不肯认供者准其刑吓外，凡初次讯供及牵连人证，断不准轻加刑责。其笞杖等罪，酌量改为羁禁数日或数旬，不得凌虐久系。四是重众证。重口供而轻证据，所以酷刑逼供及拖累无辜。故须参酌西法，重众证。以后断案，果系众证确凿，其证人皆系公正可信，即可按律定罪。五是修监羁。监狱羁所，等之于地狱，外国人尤为痛诋。监狱羁所务使地面宽敞，屋宇整洁，严禁凌虐，优给口粮。六是教工艺。监狱羁所设工艺场，教犯人工艺技术，以改善生活，犯人出狱后亦多一谋生门路。七是恤相验。明定命案现场勘察及尸检费用，以杜绝官吏勒索骚扰。八是改罚锾。凡户婚、田土、钱债各案经审断其曲者，凡举贡生监职员犯罪，罪在军遣以下者，可缴纳罚银。凡流徒各犯，除军罪重情外，亦改缴纳罚银并罚禁。九是派专官。即派各府同知通判为监督改良监狱之专官，总司稽察各属改良监狱之事。”
梁、黄二人听了这番言论，连连言妙。
张之洞却问询道：“对变通政治之事，二位可还有高见？不妨在此明说。”
黄绍箕即言：“裁屯卫，裁绿营，既可节省兵费，亦可裁汰官员。八旗生计，似是负担，可允自谋生路。此事香帅可酌情参奏。另外，文法过于繁密，其弊亦可革去。”
张之洞等头赞成，表示将此四者写入折中。
二人告辞后，张之洞即伏案疾书，自初夜直至黎明，经过一整夜的修订，才将整顿中法十二条折拟成。拟成后，张之洞即令梁鼎芬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征询意见。刘坤一见此条折后，觉得颇得要领，甚是欣喜，他略为作了一些小小修订后，即回电张之洞，说对奏折极表同意，可立即发电上奏。于是，刘、张二疆臣又联手会奏《遵旨筹议变法谨以整顿中法十二条折》。这个条折，即是从官风、政治、司法及裁军等方面提出整顿除弊十二法，包括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重官禄，去书吏，去差役，改选法，简文法，恤刑狱，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等。
整顿中法十二条折上奏后，刘坤一又致电张之洞，说：“张香帅才伦无双，请再草议采用西法之折。朝廷如能变通政治，力行新政，使各国见中华有发愤为雄之志，则鄙我侮我之念渐消；使天下士民知朝廷有改弦更张之心，则顽固者化其谬，望治者效其忠，而犯上作乱之邪说可以不作。”张之洞见刘坤一推崇，即回电表示：愿与坤帅一道，为效忠朝廷，尽可肝胆涂地。
不久，二疆臣又磋商草拟出了《遵旨筹议变法谨以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并于8月中旬联名上奏。奏折提出拟在十一个方面采用西法：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同时，奏折还极言采用西法之必要，说“方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大者兼擅富强，次者亦不致贫弱。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此如药有经验之方剂，路有熟游之图经，正可相我病证，以为服药之重轻；度我筋力，以为行程之迟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