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财源调查委员会与徐寿朋等人的会议，不过是单方面的一次调查和赔款劝说。在这之前，毕盛等人曾向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了解过中国财政情况，并要求赫德尽快提出了一份《关于中国应付赔款备忘录》。两天后，赫德就把备忘录拿了出来。
赫德本是英国人，却受聘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先后任职三十九年，对中国财政收支了如指掌。他向毕盛等人解释：“诸位公使先生须知，中国没有准备金，所以赔款不能支付现金。而中国的财政情况多年来已入不敷出，非常糟糕。岁入共约八千八百万两，而支出约需要一亿零一百万两。岁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用于支付现有借款的利息，至于亏空或所需用与收入之间的差额，仍然是欠债，因为没有资金偿付。我看，最合适的偿付方法，是各国政府同意接受中国政府保证在若干年内每年分期摊付。”
毕盛问道：“赫德先生，你说的中国政府保证在若干年内每年分期摊付，我们表示同意。但准确地说，若干年是多少？赔款每年当支付多少？”
赫德说：“比方说三十年，假定赔款本金总额为五千万镑，支付五厘利息，每年则支付二百五十万镑，合约银一千七百五十万两。因此，中国平均每年摊付的赔款，应尽量在二千万两以下，不可超过这个数目。”
毕盛又问道：“这摊付的钱从哪里来呢？靠税收吗？”
赫德说：“主要是靠税收。中国关税的原则是值百抽五，即税率是百分之五。不过，银价现已下跌。四十年前通商税则开始实行时，一海关两值六先令八辨士，即三海关两等于一镑，而现在是七海关两等于一镑。银价下跌，而按以前的海关两收税，实际上使货物未按价值交纳百分之五，大部分仅交纳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许多货物甚至交纳百分之一都不到。结果是中国岁入减少了，中国政府成为受害者。但只要恢复税则上所规定的关两价值，整个情况就可以纠正过来。这只要缔约国发表一个声明就够了，声明税则上所规定的两，表示英国钱六先令八辨士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等价物，关税必须按此交纳。这样，海关将增加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的税收，它差不多可以支付新的赔款。”
“那么差额就靠增税了？”毕盛问。
“对，靠增税，即提高海关的税率。在目前百分之五的基础上再增加三分之一。这样，仅盐税、常关税、崇文门落地税、京城政费和漕折各项，第一年就可以取得二千万两的净数，几年后或许能提供三千万两。”赫德答道。
他心里非常清楚，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英国对华贸易约占百分之六十二。如果提高税率，不仅有利中国岁入的增加，更能刺激中国的进口，这就为英国商品的输入大开方便之门。即使是在这种时候，这位被清廷聘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官员的英国人也没忘记为英国谋取利益，所以他特别提到增税之事。毕盛等人听了，感到赔款的经济来源有了一些保障，心中就有了底。
朝中无人办新政，慈禧太后再次降懿旨令光绪帝督办政务
慈禧太后令光绪帝发布的新政上谕，不过是一纸空文，只因多名首祸大臣被惩处，行在几无人办事，哪还有人办新政？对于这种状况，慈禧太后不禁有些着急，便召来光绪帝，要他设立督办政务处，以筹划新政。慈禧太后特勉励他说：“我母子一心，壹意更新，大清必能富强，洋人也当友好待我。”光绪帝见慈禧太后似要真心行新政，埋藏在内心的变法之心陡然复生，当即表示愿尽力筹划，督办政务。
然昏庸守旧的鹿传霖接任刚毅入军机后，竟成主修旧政的首魁，凡办事必以慈禧太后之心为心，并不向光绪帝请旨。光绪帝见此，复感心灰意冷，对新政之事只有听之任之，甚至不想多问政事，只是常在寝宫叹息道：“自政变以来，至今几三年。庚子拳乱起，京师未破前，中国之事败于刚毅；京师既破后，中国之事败于鹿传霖。鹿传霖者，一未死之刚毅而已。”每见到直隶省的贡物，光绪帝即感旧怀时，涕泪不已。他悲泣时，隆裕皇后有时也跟着掉泪。
此时在军机处办事的实际上只有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三大臣。这三位军机大臣都上了年纪。由太监手执黄绫引路上朝时，往往是王文韶先行，荣禄第二，鹿传霖第三。王文韶已是白发苍苍，骨瘦如柴，走路都十分吃力。荣禄毛发亦微白，面扁而黄，且有足疾。鹿传霖则是歪脖子，面身浮肿，无精打采。慈禧太后每次召见，总是荣禄一人说话，因王、鹿二人重听严重，听话听不清，慈禧太后索性不问他们话。下朝后，全恃荣禄在军机处宣示。荣禄办事又多靠幕僚攀云门，否则莫知底蕴。这样，军机处办事效力之低就可想而知了。而鹿传霖身虽多病，却反对新政。他每每附阿顽党，甚至对自己意见不合的王文韶也敢于排斥。慈禧太后惩办祸首后不久，他暗令随从二人痛参王文韶倚恃洋势，请予重谴。参奏虽未成功，但王文韶自此之后一味委蛇，廷对时不再多言。鹿传霖则乘机专执，每对人言端王、刚毅皆为国忠臣，为洋人所逼至如此，他日得志，必当起复昭雪。凡闻人言变法，他总是多方阻抑，连荣禄也无之奈何。
新政上谕发布后两个月过去了，慈禧太后见朝中仍无办新政的动静，觉得军机处三位老臣不能为依靠，即再次降懿旨令光绪帝督办政务，不得延误。光绪帝于是与荣禄相商成立督办政务处之事，督促在外疆臣使臣参预新政，并差章京草拟上谕，向慈禧太后请懿旨后，即于4月21日颁发。上谕称：
上年十二月初十日，因变通政治，通饬京外各大臣，各抒所见，以待甄择。近来陆续条奏已复不少，惟各疆臣、使臣，多未奏到。此举事体重大，条件繁多，奏牍纷繁，务在体察时势，抉择精当，分别可行不可行，并考察其行之力不力，非有统汇之区，不足以专责成而挈纲领。著成立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崐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亦著遥为参预。
上谕要求未经陈奏者，著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
在发布设立政务处上谕的同时，清廷还公布了政务处开办条议。其主要内容是：
（一）政务处设提调二员，章京八至十员，朝官迄至布衣皆可充任。选任首论心术，兼取才望，不拘成格。
（二）政务处职责是兴利除弊，有利则兴，有弊则除。先树“立木之信”，对阻挠者以溺职论。
（三）政务处细则及程序是，第一详审各官奏章，分别可行不可行。第二中外臣工未经言及之兴利除弊事，自拟办法。第三各官章疏别择，分官制、学校、科学、吏治、财政、军政、邦交、商务、工艺、刑律等十大门类，每门之中又分若干子目，由该管章京妥议办法，再由提调复核，呈堂审定，然后奏请圣裁。
（四）变通法制大纲是，一则旧章本善，当认真整理；一则中法所无，宜参用西法。其具体作法，一是凡中国政书及上海所译各种西书，皆当购存参考；二是出使各国大臣将各国财政、军政、商务、工艺诸大端，择要分别录送，以备稽考。变法宜从维系人心入手，断断不宜从理财入手。人心一失，虽有良法，亦难措置。故当务之急，先取天下所甚疾者，剔除一二事；所甚愿者，施行一二事，使人人悦服。为增付洋款，只有理财。理财只有两途：开源、节流。而开源之事或缓不济急，或放利多怨，不如自节流始。节流之法，不外汰冗兵以节饷，汰冗官以节禄，汰无益之局以节经费。当尽裁冗费以付赔款，再有不足，然后取之于民。
（五）变法步骤是，第一宜折衷至当。维新之极，而有康梁之乱；守旧之极，而有庚子事变，终为列国所讥。中国地方四万余里，历代相承二千余年，断难骤令变革，只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第二宜先正人心。只有先正中国之人心，乃可行西人之善法。今学西法，欲学其事，先学其心，西人之心公，而中人多私；西人之文简，而中文太繁；西人之事实，而中事多虚；西人之言信，而中人多伪，本源大异。自同治初年以来，非不讲求洋务，局厂如栉，船炮如云，积三十年有何成效？所以然者，西人做事，千人一心，共利其国，国利而身亦利。中人做事，百人百心，各利其身。凡西人有利之事，中国效之，皆赔钱之事。开办条议的上谕最后还要求政务处作变法的表率，言变法维新，破除陋习，当自政务处始。
在颁诏设立政务处、公布开办条议后，慈禧太后就身体力行，在行宫中戒奢侈；又命岑春煊办赈济，开粥厂，布施饥饿之人，以收得人心。
她规定宫中所有御用衣服，一概以大布做成。慈禧太后自己及光绪帝在西安不曾添制一件新服，所穿都是旧衣，系由京城陆续将旧日随穿衣服带至。
两宫之膳费，开初每日约银二百余两，由岑春煊定准。每晚先由太监呈上菜单一百余种，都只是鸡鱼鸭肉之类。后来有燕窝、海参等贡物，御食就丰富起来。
慈禧太后见膳食丰盛，便对岑春煊说：“向来在京膳费，何止数倍，今日可谓省用了，可能再省一点么？”
岑春煊应答道：“尚可再省。”
慈禧太后便饬令他：“不必多办菜，从前御筵一百余种，皇上不过食一二品而已。”
两宫的节俭使岑春煊甚为感动。当然岑春煊也知道，光绪帝因有肾病，胃口较差，并不多荤，而喜食黄芽菜；慈禧太后则因胃痛而喜食面筋。诸王公大臣见两宫如此，也都仰体俭德，不敢奢侈，一律穿用布袍。
为了节源，慈禧太后又令军机处减少各员办公津贴，一二品大员每月为一百二十两银，三四品者每月为六十两，五六品的每月为四十五两，七品以下的每月为三十两。这些银两，仅聊可敷用。后来简放各员，见津贴如此之少，不明底里，颇有不少人责怪军机处，谓军机大臣有私心，吞食朝中俸禄。
《中国全权大臣致各国驻京钦使和款说帖全分》
李鸿章虽出于赔款之需而提议慈禧太后办新政，但他自己年老多病，又忙于与各国议和，丝毫顾不上筹划新政。他与奕劻前后经过三个月的参改修订，终于在3月底拟就了《中国全权大臣致各国驻京钦使和款说帖全分》。这说帖全分如下：
十一月初三日（12月24日），接读各国钦差大臣公议条约十二款，足见各国与中国真心和好，曷胜欣感。所开各款，业经本爵大臣电奏，现奉中国大皇帝电旨：“所奏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钦此。”本爵大臣当即遵照前奉谕旨罢免画押。查诸大臣开来条约共十二款，中国业经允从，足适各国之意，自应照条约末节所称，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未撤之先，自应停战止兵，不可派兵分往各州县城镇四出骚扰，致令人民惊惧，是为至要。其余详细条目，欲商各事，开列于后：
第一款德国钦差克林德事应照办。
第二款西历9月25日，即中历八月初二日上谕，业将该王大臣等治罪。
第三款日本书记生杉山彬事照办。
第四款各坟立碑事照办。
第五款军火可不准运进中国。查中国内地土匪随地皆有，且执有洋枪火器，中国防勇若无精利枪械，难资弹压。设纷出滋扰，中外商民均不免受害。应酌定年限，限满仍可购买。
第六款中国国家须筹定各国所能允从之理财办法，以为担保如何赔补。须量中国之力，或宽定年限，或推情量减，必须通过筹划。中国岁入岁出各款，为诸贵国所深知，此次赔款，尤属额外加项。凡中国筹款，有可设法增益之处，如加关税，加矿税，通行邮政印花税之类，现已各国通行，望诸邻邦一律照允。
第七款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并使馆境界，自行防守，中国人民不准在界内居住。查此项驻兵，务请酌定数目，详订约束章程，庶可兵民相安，不致越界滋事。至使馆境界，须先行勘定界址。
第八款大沽炮台事，凡有碍畅道，议定平毁。
第九款京师至海边畅道，诸国酌定数处留兵驻守。查此项驻兵，应先行商定，并由各国酌定章程，以免附近居民惊惶。如一二年后各国查明中国保护畅道得力，可酌量情形撤去各处驻守之兵队。
第十款各省文武大小官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护各国人民之责，如复肇伤害他国人民之乱，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官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第十一款凡通商行船，以及关乎通商各地事宜，以修改为有益者，中国认与商议更改。查各国以修改为有益者，自系为中国与各国均有利益者起见。凡有损中国权利及商民生计税课款项等事，当非诸贵国所愿。
第十二款各国觐见中国皇帝礼节，如须变通更改之处，自应临时彼此商酌定议。
在说帖全分之后，李鸿章和奕劻还专门附上《各国索赔章程》九条，附上《各国钦使照会全权大臣请旨惩办罪魁及昭雪被祸诸臣公文》及照会，并列出所查明的各省确犯重罪应行严惩各员清单，以使各国公使无可挑剔。他们让章京将这份议和说帖抄就后，立即亲自送交各国公使。公使们阅毕后，都感到十分满意。
张之洞、刘坤一二督联名会奏新政
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两月前接到新政上谕时，并不太看重。自4月份朝廷宣旨设立政务处，又颁布政务处开办条议，并且自己又被列为督办政务大臣，他还不大相信皇太后真的想办新政。他甚至想，即使办新政，在国破赔款之秋也非得其时。张之洞是疆臣中的佼佼者，素有抱负。他年少时研习经学、小学、古文学、史学、经济之学，尝从其父的挚友胡林翼问业。十五岁时参加顺天府乡试，因中式第一名举人而才名噪都。张之洞为人正直，入清流时，凡上书谏事，直言无忌，人称他能诤言回天。中法战事起，他从山西巡抚任上调署两广总督，于凉山一役大败法军，名声雀起。后移督湖广、暂署两江时，张之洞领人之先而大办洋务，兴机器工业。尤其在湖北，他建起了汉阳炼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布麻丝纱四局，修筑芦汉铁路并督办粤汉铁路，扶植民营工商业，创设新式教育，编练新军，每每卓有建树。慈禧太后的变法上谕，虽然令张之洞怦然心动，但他仍想观望。然而当他反复领会之时，新政上谕中的一段文字竟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本来，张之洞于现状不满，期望变法，在他含辛茹苦创办洋务却横招物议时更是如此。但他一想到戊戍年间，自己的亲厚弟子杨锐及林旭因参与变法而受康党诛连，就有些灰心。
然而就在张之洞踌躇之时，山东巡抚袁世凯却在下诏设立政务处、颁布政务条议后的第四天抢先上奏，提出新政意见十条，主张充实武备、改进财政、开通民智、递减岁科乡试取中名额、增设实学、派遣游学等。慈禧太后收到奏章后，即称赞袁世凯忠贞体国，增补他为参预政务大臣。
张之洞得知此情况后，想到这回皇太后真的要变法了。这时，幕僚梁鼎芬相约黄绍箕，拟前去谏请张之洞参预筹议新政。黄绍箕有些犹豫，担心张之洞对新政无信心。梁鼎芬却说：“你可还记得，戊戍变法的前一年，粤省举人的梁启超从粤赴沪途中，在鄂停留时，到总署谒见香帅，香帅竟备以迎钦差及外国使节之礼仪，开中门及暖阁鸣炮迎接一事么？只是你我诸人闻后骇然劝阻，他才作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