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有足够的财力，革命成功是可期的。若是有几笔大的借款，政局至少不会像目前这样。”张静江的这句插话打断了孙中山的沉思。
“财力？亡身海外何来财力？当时要不是你在经济上竭力相助，我在南洋也无法立脚。”孙中山回过神来，愤愤地说，“列强不承认临时政府，举债也是无门。”
“列强不借款尤自可，可是副总统黎元洪不该拆政府的台。汉冶萍借款要不是湖北人反对，临时政府当时亦可稍解燃眉之急。”
“还不是触犯了湖北人的利益嘛。”孙中山平静地说。
“黎元洪不把南京政府看在眼里，暗中向袁世凯献好，揽权的野心不小，不过我量他们成不了气候。大总统你说是么？”张静江以嘲弄的口吻说。
孙中山正要说话，这时加拿大籍华侨、卫士马坤特来请他回府用午餐。孙中山即吩咐说：“不回去了，把我的午餐拿过来和张顾问的一起吃吧。”
他们的午餐很简单，一小盘小鱼烧萝卜片，一小盘炒鸡蛋，两小盘素菜，两碗米饭。二人坐在办公桌旁一边吃，一边继续谈着话。张静江问道：“前些时听说有租借满洲一事，不知为何也未成？”
孙中山叹了口气说：“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我不过是想白手套狼。因涉及国土主权，所以不曾声张，连兄也没有告诉。”于是，他向张静江说了租借满洲的全部经过。
当时为解救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困，孙中山不得已向日本三井物产社员森恪提出租借满洲。可是这事也没有谈成。原来，森恪将此事在信中告诉三井物产顾问益田孝后，益田孝即将他的信转交前外相井上馨。井上馨将此事告知另一日本元老桂太郎后，早有灭亡中国之心的桂太郎十分高兴。他认为这是日本吞并满洲的好时机，故授意让森恪向孙中山提出以作为对革命派的援助为交换而将满洲作为日本的租借地的具体条件，并让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作为证人。桂太郎设想，刚刚成立不久的革命政府因为困难很多，一定会同意以日本的“特殊援助”为代价将满洲交给日本。他还准备派日本军舰到南京临时政府指定的地点接孙中山到九洲三池港登陆，然后用特别列车接到京都会谈，缔结关于满洲问题的秘密协定。森恪奉命到南京后，对孙中山花言巧语：“要想阻止帝政俄国南下统治满洲的计划，靠中华民国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由同是黄色人种的日本代替中国维护满洲的安全，则是不可避免。”
孙中山深知租借满洲的政治后果，但因感南京政府的财政情况“达穷困之极点”，只好铤而走险。他十分清楚，如果不能在数日内得到渡过难关的资金，将陷于革命军解散和革命政府垮台的危险境地。孙中山打的算盘是：反正满洲命脉已在日本掌握之中，所谓的租借不过是一种说法，让日本拿出一笔巨款以供急用罢了。前景只能是这样：要么在革命军解散和革命政府垮台之前，同袁世凯达成南北讲和协议，将政权转让给袁世凯；要么在几天时间内，日本能够保证对南京革命政府一千万日元的贷款，这样便可停止与袁世凯进行的和谈交涉，进而以武力彻底推翻满清。
森恪离开南京后不久，即来电相告：如果有把满洲交给日本的打算的话，就提供两个师的武器和二千万日元。不过，因孙中山已是总统了，不便亲自去日本，日方将派军舰到南京的下关接黄兴去会谈此事。可是，这件事传到山县有朋元帅耳朵里，他即表示反对：“满洲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没有必要用金钱收买。”山县有朋还将自己的主张告知日本内阁首相西园寺，西园寺内阁也表示强烈反对。同时，英国政府亦向东京发出一系列抗议，反对给孙中山政府以任何财政援助。袁世凯听到这一消息后也给日本施加压力，并派唐绍仪作为他的代表赴东京和日本达成协议。这样，南京临时政府的租借贷款计划便没有下文。
张静江听了孙中山的述说，深有感慨。他完全理解孙中山的境遇，忌恨日本侵略者的贪婪，故叹息着说：“一无财政收入，政府自成立后开支多半靠举债，也不是办法。听总长陈锦涛说，债款总额到这个月快接近千万元了，而各方民军的军款之需像个无底洞，无法得到满足。”
“可不是么。”孙中山说，“政府无法借到外债，只得批准在南方省份发行一亿元的军需公债，可是直接得款不足500万，这你是知道的。交通总长汤寿潜今天又奉命出任南洋筹募公债总理，看能否筹措些资金以解政府燃眉之急。”
“财政困难也确实难为大总统。大总统也同大家一样过苦日子我是晓得的。这几个月，政府官员无论大小，薪水都是以军用票代替，每人每月30元，你做总统的也是一样。可是军队没饷怎么办？陆军总长黄兴为筹饷奔走、累得吐血且不说，驻扎在南京一带的军队因伙食接济不上时常闹饷，这才是大事。南京政局安定与否，与此关系极大。”
“岂只是南京周围的军队要款！自独立以来，各省各自为政，将关、盐、茶税和大部田赋就地截留，均不上缴不说，还不断向南京政府伸手要财政接济。有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人来请求中央政府援助，我批给20万元，可是胡汉民奉命到财政部提款时，金库中只剩下10块存洋。”
“看来在财政上革命政府无法与袁世凯的政府相比。袁世凯一声恐吓，清廷的王公大臣不得不献出所搜括的民脂民膏，他就立时得饷千万。而革命党人所有的只是两个肩膀，上扛一个脑袋。大总统的《革命方略》本拟所需军费将通过没收、征购、公债、捐输及发行军票等进行筹措，现今难见成效。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怎样处置政府已借的债款。”张静江有些担心地说。接着他又问道，“要是袁氏政府不予承认怎么办？”
“这是政府遗交中的一个大问题。陈锦涛总长现在上海，我已嘱咐过他，定要维持民国财政信用。凡民国现行财政事宜，如公债、外债、中国银行之创办及一切财政之已经施行者，当然继续有效。”孙中山答道。
他们就这样一边谈，一边吃，把两碗饭、四小盘菜吃了个精光。
八十岁的萧姓盐商从总统府出来，高兴地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
孙中山从张静江处回到总统府办公室后，随手翻阅着一份《民立报》权当休息。他的目光落在这样几行字上：“数月以来，我国民馨香祷祝，日夜所仰望之政府，至是已崭然露头角，出现于东亚大陆，修吾济国民群享共和幸福，其一种欢欣鼓舞之状，已如久旱枯渴，骤获甘霖，足为二十世纪初开幕之中国贺。”看到这几行字，他似乎看到那些对未来抱着热烈希望的广大民众，心中稍感慰藉。这时秘书长胡汉民来通报：有一八十多岁的老人要见总统。孙中山听说缘由后，即放下手中的报纸，说：“好，你请他进来，我很愿意接见他。”
不一会，胡汉民扶搀着这位老人进了总统府办公室。老人本姓萧，是位盐商，他从扬州专程到南京来，只是想瞻仰大总统的丰采。当他找到总统府，在传达室苦苦哀求要见孙大总统时，传达员因想到大总统太忙而未予通报。恰好胡汉民出来办事，见到有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传达室，就向传达员打听情况。传达员说：“我问他有什么公事要见总统，他说没有什么公事，只想看看民主气象。我又问他有没有什么意见提出，他说也没有。大总统公事忙得很，哪有工夫接见呢？可是他还不肯走。”胡汉民见这位老人专程从外地来见总统，甚为感动，连忙折回去报告孙中山。接着，他又奉命把老人领到孙中山面前，向老人介绍说：“这就是大总统。”
孙中山见到老人，含笑起立，准备和他握手。可是这位老人早已放下手杖，跪下身去，对孙中山恭恭敬敬地行起三跪九叩的大礼来。孙中山连忙扶老人起来，请他坐下，亲切地和他谈话，谈民国政府是为人民的，人民的身份一律平等，民国政府早已废除跪拜之礼。老人听了这些话，并不完全懂，但他连连点头称赞，最后有些不安地问道：“听说大总统要让天下给袁世凯了，可是当真？江东父老都不愿大总统辞职。”
孙中山对此避而不答，微笑着对老人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总统若是离职后呢？”老人问道。
“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孙中山平和地答道。
“大总统和老百姓可不一样！”老人半是惊讶、半是敬佩地说。他告辞时，孙中山送他到办公室门口，并吩咐胡汉民派人叫辆车子拉进总统府送老人回旅馆里去。老人见状，开心极了，乐呵呵地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
这位萧姓的盐商离去后，孙中山即对胡汉民说：“政府曾规定普通相见为鞠躬，最高规格为三鞠躬，又明令革除前清之大人、老爷称呼，官厅相称以官职，民间则称先生和君。这事也有一段时间了，实行起来为何这样不易？”
“相见以鞠躬为礼，官厅相称以官职，临时政府的官员大都实行了。至于民间的礼仪、称谓，恐只有文化人才适应，在乡下就难实行了。”胡汉民答道。
孙中山由此想到社会风俗的改良太难。尤其是萧姓老人告辞时，他脑后的那条灰白色辫子格外引人注目，孙中山总觉得它仍在自己眼前晃动，便又若有所思地问胡汉民：“内务部已晓示国民，一律剪除发辫，不知所属各地方执行得怎么样？”
“眼前剪辫者尚不多。一是人们习惯了留辫，更多的是担心，说什么‘万一大清复辟，视无辫为革命党，必有杀身之祸。’”胡汉民有些不满地回答。他进而补充说，“剪辫一事，已一再限定了时间，看来只得推迟执行了。”
孙中山听了这话，同样带着几分不快的神情点了点头。他也曾留心观察过，南京城内多数市民头上的辫子仍未剪去。于是他对胡汉民说：“政府所颁布的政令，如禁止刑讯，禁止买卖人口，禁止贩卖华工并保护华侨，禁止赌博，禁止缠足，以及普及人权，让贱民、惰民、[疋旦，上下结构]户、丐户享有社会之一切权利，毋稍歧视，这都与满清轻视人权的恶习相反，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只要临时政府存在一天，只要我还未解职，这些就要令内务部、司法部督促检查，不容稍懈。”
章炳麟闹奠
3月下旬，在南京的四川籍革命党人召开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孙中山亲往参加。会议刚刚开始，有人说章炳麟来了。章炳麟是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又是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四川著名革命党人、总统府秘书吴玉章等人闻讯出门相迎。谁知章炳麟将他的挽联置于堂上时，竟引起人们的一片愤怒。其联云：
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
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
章炳麟放好挽联后，回身就走，并不致哀。有几名悼念者上前拦住他，要与他论理，还有人甚至要打他，但被孙中山制止住了。这时吴玉章上前对章炳麟说：“你骂南京鼠窃狗偷，可是真正鼠窃狗偷的大半是上海的立宪党人。你章炳麟更是这样的人！你反对建都南京，不过是为袁世凯张目。南京非龙蟠虎踞，难道北京果真就是个好地方吗？你章炳麟反对孙大总统，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对得起死去的先烈吗？”
听了吴玉章这一席话后，章炳麟面露愧色，平常喜欢舌战的他此时竟默不作声，灰溜溜的离开了。
章炳麟的这种反常举动，确实是冲着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坚持建都南京以牵制袁世凯的策略而来的。在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当章炳麟听说南方党人想举黄兴为总理时，他即写信给孙中山，指责黄兴“为求总理而变乱大计”。他根本不知道黄兴在任陆军总长期间无法指挥庞杂的军队的难处和在南北和议达成后急于“功成身退”的想法。孙中山在答复章炳麟时更说明唐绍仪曾要黄兴掌陆军，而黄兴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根本没有为总理的心事。可是章炳麟根本不相信孙中山所说，仍然处处与孙中山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作对。在南京参议院审议《中华民临时约法》时，他又致信参议院，主张建都北京，说“逊位以后，组织新政府者，当为袁氏，若迫令南来，则北方失所观望。”这次他到追悼会上无理取闹，也无非是要使党人难堪，为袁氏张目，尽管他同袁世凯素无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