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生于忧患，亦死于忧患。与袁世凯这位乱世英雄相比，他可称为忧世英雄。孙中山最大的功绩，是倡导在中国确立了民主政治体制。他支持下的南京参议院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了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原则，首次以法律形式捍卫了人权：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人身、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迁徙、信仰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诉、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民主权利。
孙中山当时最大的忧患，是猜破北京兵变发生是袁世凯策划的阴谋，袁氏不可能真心建设共和。但迫于时势，他也只能将总统职位让于袁氏，设想南方及北方条省都保持独立，就像美国的各个州在政治上保持独立、对美国政府有制约作用那样，以作为补救之法保存民主共和国。“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是他心情的真切表露。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晚上，已递交辞呈的孙中山正在南京总统府仔细审阅《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约法，是临时参议院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不过，它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一个明显区别是规定国家政权形式为责任内阁制，而不是总统制，对总统的权力作了限制。作这样的修改，其目的是为了限制袁世凯，使之不能独行其事，甚至背叛共和。
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动议是在一个多月以前的2月7日，即清帝退位的前五天。那天上午孙中山主持开过内阁会议后，下午又召集同盟会干部和任参议员的同盟会员开会，提出要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在政权移交袁世凯后确保民国的政治体制不会被改变。会上，宋教仁初衷不改，又提出他的责任内阁制主张：“近些年来，我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总觉得美国、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制度最为键全，可为我用。奥地利、匈牙利的官制，还有俄国的制度，都有可鉴之处，日本的法规更值得注意汲取。若要制定约法，首先非有责任内阁制之条款不可，否则不能限制袁世凯。”
听了宋教仁的这番话，孙中山不禁想起了三个多月前自己与宋教仁在政制上的分歧。那是在他去冬从海外回沪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讨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宋教仁想出任临时政府的总理而力主采用内阁制；而自己则为统一事权，以利革命时期的行政权不受过多的掣肘而想采取总统制。现在，出于限制袁世凯的需要，他觉得宋教仁所主张的内阁制竟那么实用，以致自己极力主张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非写进这一款不可。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正当他要发表意见时，主张总统制的胡汉民却反驳说：“钝初所言，本意是好的，不过责任内阁制未必能限制袁世凯。依我看，不如像美国那样，实行联邦制，由各省自治，以监督中央，这样袁世凯即便做了总统也不能为所欲为。”
“展堂兄是不是赞成总统制呢？”有些偏袒袁世凯的汪精卫，若有所盼地对胡汉民问道。
“袁世凯之面目尚未全知，决不可延用总统制。”黄兴未等汪精卫说完随即插言答道。黄兴知道宋教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主修的是政法专业，曾翻译过许多欧美官制的书籍，熟悉欧美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很想将其搬用于中国，大干一番事业，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我看，钝初所主张的内阁制确有优点，最可采用。”
孙中山接过黄兴的话头，表示同意宋教仁的意见：“我在就任总统之前，原以为在非常时代，不宜采用内阁制，对所信任推举之人设防制之法度，以免误了革命大计。现革命政府将不复存在，袁世凯是何等人物尚难预料。故我同意钝初意见，采用责任内阁制。约法中须加上这样一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加此一条的目的，一以表示我党国民革命真意之所在；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当然，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人身、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迁徙、信仰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诉、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民主权利等条文，决不应当忽视。”
众人听了这番话，都表示赞成，因为这其中不仅强调了内阁制，也强调了公民的平等权利。
孙中山见众党人都赞成制定约法，便提议说：“钝初是法制专门家，鄂州约法曾是你起草，这部约法还由你主持起草，如何？”
黄兴见孙中山这样提议，亦执意推举宋教仁负责约法的起草，可是宋教仁却不接受，似乎对三月前自己的主张不被孙中山采纳仍有不满；但更为重要的是，宋教仁有牢固的法制意识，认为南京临时参议院是立法机关，独立于政府部门，自己身为政府官员，去制订本应由参议院制订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不合法律程序。
任参议员的马君武见宋教仁执意推脱，便说：“钝初身为法制局局长，竟不愿负责起草法律文件，不如让我作为提案提交参议院审议。”
马君武是广西桂林人，在日本西京大学留学时就从事反清革命，后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事业的忠实追随者。他1911年冬从德国归来后即被广西推为广西代表出席各省代表会，临时政府成立后又出任实业部次长，在同盟会中有较好声望。故他的这一建议提出后，众党人遂表同意，要他邀集一些同盟会参议员提请参议院组织起草委员会起草，孙中山、黄兴对此亦表赞成。
参议院在2月8日接到制定临时约法的提案后，即责成马君武、景耀月、吕志伊、张一麟、王有兰等共同起草。一个月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3月8日膳定。这部约法，系仿美国宪法制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人民制成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约法总共有七章五十六条，它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内阁向国会负责，全体国务员与临时大总统组成行政机构，行使行政职权。
当膳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抄本递交到总统府后，孙中山审视着约法中有关责任内阁制的条文，想到袁世凯对这一修改肯定不高兴。但是，政权已经接交在即，除了用这一纸法律去限制袁世凯已别无他法了，如果袁世凯是位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就更加难以掣肘了。想到这里，孙中山转过头去对陪守在自己身旁的胡汉民说：“这部约法体现了共和民主精神。在正式宪法产生之前，必须强调约法的效力与宪法相等，总统必须遵守。展堂你看如何？”
“对付袁世凯，只有靠内阁制去约束他了。眼下我们手中的武器也只有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了。”胡汉民赞同地说，他的话中稍带悲意。
“还不尽然。”孙中山见胡汉民这样说，便又解释道，“革命军队是最后的依靠，对军队的去留要妥善安排。这还要与黄总长悉心研究。不过，这两天要紧的是赶快修改公布约法。”
“我现在就去催问议院将约法付印了没有，一定争取在后天颁布。”胡汉民言毕，匆匆离开了总统府。
次日，胡汉民亲自到参议院取回《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已付印的本稿交与孙中山。在对约法样稿作了最后校阅之后，孙中山于袁世凯就任总统的次日即3月11日将其发布，并电告全国。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
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后的最初几天里，孙中山仿佛轻松了些。尽管他仍有许多事要处置，但感觉自己毕竟只是一过渡总统了。稍有闲暇时间，孙中山便不时在户外散步、思考时事。
一天上午，孙中山信步走出总统府办公室，扑面而来、夹裹着花香的春风令他心旷神怡。只是在这时，他似乎才感觉春天的到来，也才看清总统府所在地不特风景俊秀，且有着典雅别致的造景。临时总统府其实就是前清两江总督衙门，它原为太平天国王府所在地，是一座花园式的公署，名称煦园。煦园不仅有山有水，山水相映，花容木葱，且有开门见山，入门见亭的布局。亭亭玉立的六角亭，一体相连的鸳鸯亭，鸟雀嬉憩的忘飞阁，迎送黄昏的夕佳楼，令人有五步一景、十步一阁的感受。与楼台亭阁相映成趣的花瓶式的水池中，更有一雕塑精美的石舫，其上有乾隆皇帝题写的“不系舟”三字。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则位于煦园西边，是一栋坐北朝南的平房式花厅。花厅为七开间，显得有些矮小和陈旧，正中一间是穿堂，穿堂西边三间房子是相通的，作会议室用。东边三间房子中，第一间是总统会客室，兼作总统餐厅和小会议室，室内除餐桌外，还摆设着两尊唐三彩，给人以古朴典雅之感。第二间是总统办公室，内置一张书桌，两个茶几，四把椅子。北面墙上挂着孙中山亲书的“奋斗”条幅，东面墙上则挂着中国大地图和世界大地图。第三间则作为总统临时休息室，内有一张床和一张沙发，孙中山常常工作至深夜，疲倦时便在此休息。为工作方便，秘书长胡汉民也在总统办公室办公，与孙中山同处一室。因诸事繁多，他们俩为许多重要决策的议定，常常通宵达旦的讨论。
孙中山出花厅后，正要朝水池方向走去，忽然听见有人在背后叫“大总统”。回头一看，是张静江拄着拐杖向自己走来。张静江既是总统府枢密顾问，又是同盟会财政部长，执掌资金收付事宜。他是一位舍家为革命的人，其家产和积蓄在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时已捐献殆尽。由于临时政府财政匮乏，张静江作为财政部长不仅为筹款忙得焦头烂额，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十分艰难。想到张静江体残病弱，在生活上并无半点特殊，同样是靠政府集体供给食宿，孙中山感到内疚，但也无力给予照顾。他看见张静江行走艰难的样子，赶忙迎了上去，护住张静江的手说：“人杰兄，有何贵干？”
张静江笑笑说：“大总统要离任了，特来看看你。”
“有劳大驾了。应当是我去看你。”孙中山诚恳地说，“我还没有到过你办公的地方呢，这就去你那里。”孙中山有事无事都想同这位同仁聊天，因他们的政见往往不谋而合。于是，他随张静江折回原路。
当走进离总统府不远的张静江的小小办公室时，孙中山只见悬挂在正面墙上的一副条幅映入眼帘：
满堂花醉三千客
一剑霜寒四十州
这条幅是孙中山旬日前书赠给张静江的。当时，北上迎袁专使遭遇“兵变”，袁世凯不愿南下就职。苏沪一些反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名流对袁世凯随声附和，说只要达到共和，临时政府并非定要设在南京，张謇等人更是为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出谋划策。张静江则一如既往地支持孙中山，前往总统府发表意见。他说：“北京兵变发生，极有可能是袁世凯策划的阴谋，袁氏不可能真心建设共和。大总统让位于袁氏后，其补救之法，是南方及北方条省都保持独立，这就像美国的各个州在政治上保持独立、对美国政府有制约作用那样。这样，共和才可能得以保存。”
孙中山听了，呵呵一笑说：“人杰兄真是深谋远虑。众人皆醉，唯兄独醒。可惜，我中华民国各省与美国各州的形成不同，北方省份的都督听命于袁世凯，南方一些省份也有不少人正在投靠袁世凯。美国那样的联邦制是难行于中国了。”
张静江听了这话，却不再往下讨论，只是说南京政府行将解散，自己追随大总统有年，愿得大总统墨宝以资纪念。孙中山见他如此说，即取出纸墨，望了望窗外初绽的桃花，略作思考状，挥毫写下这一条幅相赠。
孙中山见自己手书的条幅未装裱而挂在墙上，不禁叹息道：“人杰兄为革命倾其家产，现在连装裱条幅的钱都没有了！”
张静江却说：“这倒无妨。只是有些有屈大总统笔力雄健、寓意精深的题词了。革命时代，过穷日子亦好。我见到教育总长蔡元培都是自己洗衣，连家人都没带。财政总长陈锦涛亦对人言，‘余为部长，不如前清之司员华贵多矣。’还有，很多在总统府充任卫士的归国华侨，连个固定床铺都没有，通常五六个人挤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孙中山听了苦笑道：“兄之身体有疾，本应得到照顾，我这个作大总统的却关照不了你。我是忝为总统，乃同木偶。故辞职对于我并非坏事，况同人中多不赞成实施我所定的革命方略，谓我理想太高，令人为之心灰意冷。其实，我早萌退志。”
张静江却不以为然地说：“眼前政府内外交困，大总统以退为进好。我倒不需有什么特殊照顾，况且大总统也和我们一样过苦日子。只是海外同胞不知临时政府的困境，来信来电相责，说大总统不该让位给袁世凯。”
见张静江谈到临时政府，孙中山深有感慨地说：“时局非你我所能左右的。我此时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时下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我深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
“此话说到实处，甚妙！”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三个月来的情况，张静江一目了然。袁世凯对政权的虎视，副总统黎元洪及湖北党人的拆台，苏沪两地党人内部的明争暗斗，立宪派的亲袁之举和一些省的督军暗中向袁献好，财政的亏空，还有列强的不承认和不借款——这都让孙中山难于执政。穷于应付的孙中山自到南京任临时大总统职后，家小是在很久以后才托人接到南京的。由于财政困难，孙中山曾表示以“棚厂”为总统府即可，后来才决定在花厅内办公，他的居室则安排在一座十分简陋的小楼房里。——张静江比他人更了解孙中山为何要将临时大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比他人更了解孙中山在辞职后的心情。既已卸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就无法掣肘袁世凯的行为，只能在南京远观时局了。他们充其量只是在一起议论政局，最担心的是袁世凯背信弃义。在孙中山辞职的最初几天，张静江见到他便半开玩笑地说：“大总统也算是完成了使命。卸任后，整个南京临时政府官员和数十万革命军的薪饷就用不着大总统再去发愁了，这件事让袁世凯去举债解决吧。”他尽量把话说得轻松一些，以减轻心情的沉重。
孙中山听了张静江的这番话，不禁又想起归国前的情景。在武昌举义后不久，他还在自欧洲返国的路上，沪上便盛传他携回巨款供革命之用。可是由于外国首脑不承认他，外国银行不借款，他实际上不名一文，故他在吴淞口下轮船后只能以“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一语鼓励人们。
在将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位的前夜，孙中山想一改无钱总统的面貌，但苦于无处借钱。当时，所有的革命党人都到南京去了，只有孙中山一个人因没有总统制服而在上海等待裁缝赶制。当裁缝送来土黄色总统制服、自己对着镜子试穿时，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携山田顺三郎来了。孙中山即对宫崎说：“我这个总统明天就要到南京去了，但还身无分文。能否借给我五百万元？”宫崎则说：“你明天就要走了，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弄这么多钱。”可是当宫崎找三井的藤濑借到五十万块钱后，孙中山又觉得不妥，以“暗地里借钱用，会遗留恶例”的理由回绝了。临时政府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穷政府，没有任何财政来源，政府官员和在南京地区的十余万革命军队都面临饥寒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