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萝卜加大棒”是旧时做领导使的惯招。那种既打又哄的伎俩曾使多少职员诚惶诚恐，而当今做领导的第三件事所使的“棒与杀”却是“当今领导”应遵循的十大原则。
“挺”“活”结合方可成大业
著名军事家孙武把战争环境分成许多种类，其中最险要的一种环境叫做“死地”。何谓死地？孙武解释说：“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无所往者，死地也。”意思是，前后受阻，背负险固，战斗还有生存的可能，不战则唯有死路一条，这就是军事上的死地。
曾国藩自从统率军队以来，就没有生还的打算，所以经历种种危难，都视死如归，凛然不屈。这种挺拔至诚，感染和影响了他的下属、士兵和兄弟。所以湘军阵亡的文武官兵，按在册所记载的，就多达一万多人。咸丰八年（1858年），三河镇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华随李续宾征战，使用单骑冲击敌阵的方法，不幸陷阵而死。
曾国藩取得战争胜利的功绩，数不胜数。在取胜无望的时候，他孤注一掷，拼命力争；在危难紧急的关头，他坚定不移，百折不回，这都是由于他“挺”的精神和学识，不因生死安危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在做人和做官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曾国藩抱定不改初衷的“挺”字精神，将其作为创业的基本原则，赢得了忠臣的美誉。然而，这并不是说曾国藩对任何事情都要不作任何变通的墨守成规，在许多具体的战术和策略上，曾国藩则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保证了处世的圆满和全面，从另一个角度又保证了他能够坚持挺下去。
这种“挺”与“活”的结合，并不违背曾国藩所奉行的儒家道德和处世法则。曾国藩指出，为了坚守大事大非，有时不拘泥于过去的言行，这是连孔子也赞成的做法。
孔子住在陈国的时候，有一次离城外出。他经过蒲国时，正好公叔氏在蒲国谋反。蒲国的人就扣留住孔子，对他说：“如果您不去卫国，我们就让您走。”孔子就和他立盟。但孔子出了蒲国东门以后，就立刻去了卫国。子贡说：“这样做不是违背了盟约吗？”孔子说：“这种被迫立的盟约，鬼神是不会理会的。”
因此，为人应该讲信用，但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如果为了一个不当的誓言限制自己今后的进取，是愚蠢透顶的。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将“挺”字与“活”字结合起来运用，是因为他对儒家思想的精微体会到了至深至透的缘故。
做领导立威的九大原则
凡事都要有规矩，有统一的标准，这是不乱纲纪，不偏离目标的重要方法。一旦有了法，则可以直言管理，严格要求，保证各层次的人才都按照一致的步伐前进。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执法必严。有些人认为立法要严，执法要宽松，法无情，人有情。这个道理听起来很对，但实际上是以情代法或者说是以情废法。所以，应该改为立法适情，执法无情，以避免任何人以身试法。此处所说之法，就讲的是管人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一、管人以威
要使领导者的威信建立在人才的心中，这样即使用才时，把他指使到很远的地方去，他也不会违背或背叛领导者的旨意。这种威信绝非威严、严厉所能奏效，它靠的是领导者平日行动中的凛然正气所感染，靠的是领导者经常对属下的爱护之心所熏陶。孟子曰：“君子以仁有心，以礼存心。”意即君子是用仁爱和礼仪来铸造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这样才能使人才不违背。
二、以暴制暴
与小人相比较，悍将不但无德，而且粗鲁、莽撞，因此，要想利用悍将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他。所以，悍将就像烈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什么人能收服悍将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另一种是有威严，能震慑住悍将的人。
清代的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只要开口就说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当年他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他是粗鲁莽撞之人，僧王比他有过之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但这陈国瑞不怕这僧王。而是打心眼里佩服僧格林沁。在他的指挥下屡打胜仗，这足以说明以暴制暴——恶管术的效果。
三、以严制狂
聪明的领导人，对于狂妄的下属能够采用威严的管理方法，加以制服，他们采用的就是以严制狂——威管术。
清代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猛将陈国瑞打上了交道。当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任所统率的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国瑞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自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儿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唯唯退出。
但是，陈国瑞的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之职，褪去其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就这样，曾国藩以软硬兼施的办法，剃了陈国瑞这个刺头。
四、管人不能徇私枉法
春秋时，公孙仪任鲁国的宰相，他很喜欢吃鱼，国内的人都争买鱼献给他，公孙仪一概不接受。他弟弟问他：“你既喜欢吃鱼，为什么又不要呢？”公孙仪回答：“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才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如果接受了别人的鱼，必然要按别人的意愿办事，那就可能触犯法律；触犯法律，就会被免去宰相；免去宰相，虽然喜欢吃鱼还会有谁给你呢？不接受鱼而不被免去宰相，这样，虽然没有要人家的鱼，但却能长久地自己买鱼吃。”
这样清醒，实属不易。他很辩证地认识到只有不吃别人的鱼，才能真正长远地靠自己吃鱼。世上有多少人都没有公孙仪这份智谋。在小利面前，贪心过剩，结果被别人牵住了鼻子。特别是一些已取得一定地位和成功的人，由于权力和影响超出常人，所以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就会对你曲意逢迎，投你所好。如果贪图小利，成了别人的工具，那么违法乱纪之事就在所难免了。
五、依法行事，按律施行
武则天（公元642年~公元705年）是中国历史上颇具才华的女皇帝。她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太宗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又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把她立为皇后，并参与朝政。李治死了，她废掉李治的儿子唐中宗与唐睿宗，干脆自称圣神皇帝，并改国号为周。在她统治的年代，虽然还能继承唐太宗的某些善政，并进行了一点改革，但由于自己是女人当皇帝，唯恐有人不服捣鬼，于是广设特务，提倡告密，任用酷吏，屡兴大狱，借以巩固自己的政权，一时宗室、朝臣，乃至一般的平民百姓被冤死的很多。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当时大部分执法官员都“竞为深酷”，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无辜，借此邀功要赏，但是，就有那么一位李日知却认定了办案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这个“死理儿”，不怕死、不信邪、不求官、不爱财，留下一股人间正气。李日知是河南荥阳人，当时任司刑丞，量刑一贯平恕准确，从不草菅人命。但是，当时酷吏横行，民命如草，司刑少卿胡元礼就是这种酷吏中的一个。有一次胡元礼要杀一个人，李日知依法判定用刑过重，不同意处死，胡元礼当然不干，两人这样反复争论了好几次，还是没有定案。胡元礼气极了，咆哮道：“只要我胡元礼不离开刑曹，这个人就休想活命！”李日知听说后也不示弱，他严肃地讲：“如果我李日知还有负责目前的工作，这个人就不能处死！”最后两个人各自向上陈述了自己的道理，由于李日知言之有据，难以反驳，最后还是没有能按胡元礼的意思屈判那人死刑。依法行事的管理原则终于发挥了作用。
六、必须有做“坏事”的能力
有些时候，为了胜任工作，领导必须有作“坏事”的能力。当某种情况可能会失去控制，造成灾难，为了维持秩序、避免混乱，领导必须有牺牲无辜者的决心与勇气。从这个角度来说，领导者，有时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大众的利益，必须对某些人作残酷的处置。这种情形，虽然有时成为野心家为非作歹的借口，但常常的确是迫不得已的。中国历史上，被儒家尊为圣人的周公旦，便有杀害同胞兄弟管叔、蔡叔的记录；汉高祖刘邦，在项羽以其父亲的生命作威胁时，却以“请分一杯羹”来应付。
现代管理中，公司的经营者，在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常会动用牺牲创业伙伴及创业时高级干部的策略。尽管这些人劳苦功高，但为了公司的成长和管理制度上的健全，这种牺牲有时也的确是必要的。虽难免让人有“狡兔死走狗烹”之议，却也是现实生活中难以避免的残酷面。
七、宁让人畏，不让人敬
让人敬畏的领导远比人敬爱的君王来得安全。人们通常会去损害自己所爱的人的利益，却不敢去偷占自己所害怕的人的便宜。因此，只懂得用爱来施恩的领导，经常会过分相信下属对他的支持，由于判断上的误差，而遭到了毁灭的命运。
八、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领导人为制止动乱形势的必要政策，最好严厉而果断，将反对者的意志彻底镇压，但绝对不可实施太久，否则会使敌对势力再度滋生反抗的勇气。朱元璋出身民间，在创业伙伴间缺乏崇高的君王的合法性地位，因此在建立政权后，曾对功臣展开大屠杀，以彻底压制各派系的势力，终于建立了三百年的大明政权。而明末的崇祯皇帝却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对李自成、张献忠等既缺乏一贯的剿讨政策，也提不出安抚的具体方法；对清人的政策更是在和与不和之间举棋不定，反使抗清名将袁崇焕等先后冤死，终致李闯王攻入皇宫，不得不自缢于煤山。
九、鲶鱼效应
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成功的管理者，都具有“管人”的本领，都具备善于利用“人”这个特殊资源的本领，他们都能以尽可以能少的投入（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
许多企业基本上由以下三种人组成：一是不可缺少的干才，约占20%；二是以公司为家辛勤工作的人才，约60%；三是整日东游西荡、拖企业后腿的蠢材或废才约占20%，如何使第三种人减少，使第一、第二种人增加呢？采用“鲶鱼效应”。
过去渔人捕沙丁鱼，总是将鱼放入鱼槽运回码头。抵港时，如果鱼仍然活着，卖价要比死鱼高出许多，因此渔民们千方百计让鱼活着返港。但除了一艘渔船总能带着活鱼返港外，其他各艘渔船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而带活鱼返港的这艘船的船长从不公开自己成功的秘密，更不让人参观他的鱼槽。直到他死后，渔民打开鱼槽，才看到里面只不过是多了一条鲶鱼而已。
为什么放进一条鲶鱼，就能使其他鱼都活着呢？原来，鲶鱼是食肉鱼，它被放进鱼槽后，自然会四处游动到处找小鱼吃，而大量的沙丁鱼发现多了一个“游动杀手”，自然也加速游动，这样一来，沙丁鱼就一条条活蹦乱跳地回到渔港。其实用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公司，如果人员长期固定，就缺乏了新鲜感和活力，容易产生惰性。因此有必要找些外来的“鲶鱼”加入公司，制造一种紧张气氛，这样，企业自然而然就生机勃勃了。
不要为他人所左右
在社会中，什么事情是最可靠的，那莫过于自己的所见所闻，但即使这样，有时候我们还是看不到或听不到事实的真相，还容易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所以，要探究事理、立足社会，有两点必须做到。
第一，不为他人所左右。譬如，我们都知道圣贤君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的行为不附庸风雅，超乎于世俗尘外，直接或间接地与天道合为一处。他们的文章可以教导后世。历朝历代都有许多文人骚客学圣贤之道，并且依赖这些文章去考察古圣的行迹，探究他们的用心所在。但是对于著作中的词语缓急、韵味薄厚，他们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品味出来，或者又擅自加上了自己的观察理解，所以虽然差之毫厘，但是写出文章来就会谬之千里了。我们要学习圣人的道德要亲自领会他们的教导，切不可尽找些后世的文章来把读。
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搞研究做学问也好，干政事办案子也罢，都应该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不能轻信道听途说之言，更不要为他人所迷惑、所左右。
第二，不留有含混之言去疑惑后世。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代人，我们有责任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先圣之作不篡改涂鸦，对身边的事实作如实地记录。据说孔子生于春秋乱世，天子的德泽衰竭，礼仪俱废，孔子发愤修订六经，昭示百王的法戒，望流传于世而不改。这不能不说他用心良苦。孔子死后，他的弟子散布各地，传授孔子的道德学问，但他们文章的纯与杂，就完全取决于解道的多与少了。除了孟轲的文章世人认为比较纯粹之外，其他的文章与其驳杂繁琐，不如不去议论圣人之道，倒给后人留下了悟其真道的可能。
现在来说，也是如此，我们不应为世人所左右，但人人都似乎想用言行左右他人，深究其实质，这都是私欲的表现。
如果你今天正在做自己所不希望的事情的话，就立刻停止吧。
治人以收心为上
治人之术以收心为上，收身为下。要想真正得到一个人的忠诚和归顺，必须从情感和良知上征服他。
使别人害怕你，只是短暂的，而要让人感激你，却是长久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