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德高僧净空法师曾邀请世界各主要宗教上层齐聚新加坡，共商拯救乱世的大计。共同的核心主张是使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的现实基础。这共同的核心主张就是节制人欲、降低人类幸福的成本从而降低人类对环境的索取。只有这样的主张才符合全人类共同的终极追求——幸福的目标；只有这样的主张才真正能使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拯救世人，使世人走上追求适度的、可持续幸福的道路。
中国上一代大师一级的学者梁漱溟老先生是这样评断各主要宗教的共同价值的：“对于人的情志方面加以勖慰，可以说无论高低或如何不同的宗教所做皆此一事，更无二事……不过个人所怀问题不同，得到的答也不同，——情志知识的高下浅深不同，得到的安慰勖勉因之而异。若其得安慰勖勉则无二也。在当初像是无路可走的样子，走不下去——生活不下去的样子，现在像是替他开出路来，现在走得下去了。质言之，不外使一个人的生活得以维持而不致于溃裂横决，这是一切宗教之通点。”
梁先生这些话表明，所有宗教都是通过改变心态这一治本的招数来达到安抚人心的作用。
当代我国研究宗教的学者段德智先生在他所著的《宗教学》一书中，谈到宗教的文化本质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
“他（指当代著名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摘录者）在《文化神学》中曾经给宗教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这就是：‘宗教，就该词最广泛、最基本的意义而论，就是终极的关切。’既然如此，宗教在人生和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也就确定无疑了。因为一如他在《系统神学》中所指出的，‘我们终极关切的东西，是决定我们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那个东西；人终极地关切着那么一种东西，它超越了一切初级的必然和偶然，决定着人终极的命运’。”
蒂利希先生说了：我们人人都关切的、“决定我们存在还是不存在的”、“决定着人终极的命运”的那个东西，反正他知道，就是不直接告诉我们。听得出来，他示意的那个“最基本”、“最终极”的重要东西就是上帝一类。笔者却认为：所有人终极关切的只有幸福感。想一想，人到了临终那一关键时刻，或者是通过性爱、吸毒等得到极度的好感觉的瞬间，最需要、最关切的只有不痛苦或好感觉，其他所有一切，包括整个宇宙的继续存在与否，对于他，都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更不要说上帝之类。
一句话，人们信仰宗教，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幸福，并不是为了巴结或讨好上帝之类。巴结或讨好神灵，只是手段，因为神灵能够给他带来幸福或攘除祸害。蒂利希先生没有看穿人们信教的真正目的，而把手段看成了目的。
请读者们注意，读梁漱溟老先生对各主要宗教共同的社会作用究竟是什么的论述，与“当代著名的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对宗教共同社会本质的看法相比，梁老先生的话似乎太俗气、浅薄，在文字表达方面也不是很讲究；蒂利希的表达（当然其中也可能有翻译因素影响）则更规范、严谨、深刻。我们再仔细想一想其实不然：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是由现象到本质、由具体到一般。梁老先生已经做到了由宗教日常表现出的具体、复杂的社会行为，概括出宗教行为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改善人们的情绪状态。虽然还没能做到进一步地，再把各种情绪表现概括成只有最核心、最具代表性的幸福与痛苦这一对情绪，但是老先生已经透过宗教行为这种手段看出所要到达的目的；可是蒂利希先生呢？还停留在只是看出了人们都在崇拜至明、至睿的、无所不能的客观精神存在（上帝之类），并没能够透过人们崇拜客观精神存在这一手段，看到人们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他还停留在知道“手段”的层面，而没有能够前进到参透目的的层面，显然落后于梁老先生。
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宗教学》一书，“不远万里”地去引用上述蒂利希先生的话作为经典，而尽在咫尺的、更有价值的梁老先生的观点却被忽略在那里。事情的要害是我们研究宗教的学生们也要跟随着去“不远万里”地绕远。
下面回到对各宗教利弊的探讨。
各宗教教义经过多少年反复传递、发展和信众成分驳杂、强大的世俗社会意识的侵袭等原因，使得各宗教又都表现出一些负面因素，上文已有提及。
各宗教本身还都有生发出不少带神秘、传奇性的传说、寓言之类的内容。智慧高超的信徒对哲学和逻辑学甚至天文、地理、医学、药学、化学、气功、武术等具体学科多有研究探讨。这样使得各宗教之间在非核心主张方面存在着不少分歧，各宗教内部往往也宗派林立、主张各异。
比如，基督教主张世间唯一神祗是上帝耶和华，其教义就围绕“上帝”的意旨来展开和衍化；佛教主张世间最高神祗是如来佛，其教义就围绕“佛”的意旨来展开和衍化；伊斯兰教则主张世间唯一神祗是真主安拉，其教义就围绕着“真主”的意旨展开和衍化……从表面上看，崇高的神祗是宗教的主导，其实神祗只是一个符号而已。真正主导宗教的是最初宗教创始者（先知）所创制的教义和实时的宗教上层神职人员。
基督教有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之分；新教形成后，有路德派、圣公会、改革宗、循道宗（卫理公会）、浸礼宗（浸信会）等五大宗派。现今又存在着福音和灵恩两大派别；东正教更是几乎一个国家里的宗教组织，就是一个宗派。
神学也有许多派别：如“上帝已死”派神学、“非神化”神学派、希望神学派、解放神学派、过程神学派等。
基督教的各教派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她们的主张也在与时俱进。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召开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议会之前后（尽管不是所有主要教派都与会），随着社会急速地进步，从整体上看，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都有了较多的符合世俗社会新进展的变化。
佛教内部宗派更是多得难以梳理，各有各的主张。比如，大乘教禁止杀牲吃肉；而多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地区流行的小乘教义则认为猪、牛、羊等家畜本来就是佛的安排来给世人食用的，安能不吃？中国大陆的沙门一般是绝对需要远离家庭、远离女色的；而日本的和尚可以结婚，然后这和尚照当不误……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是由三个群体组成：逊尼派、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说过：“我群中之学者的不同意见是真主的恩赐。”
曾任伊朗皇家哲学院院长一职的伊斯兰学者萨义德·侯赛因·纳速尔先生有言：“先知穆罕默德说过，在他身后伊斯兰社群将分裂为七十三派，其中只有一派是完全正确的。”
这些都说明，伊斯兰教内部主张也不是铁板一块。
据说，道教曾经下属“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
但是，各宗教神祗的核心主张如前文所述，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差不多是一致的。各宗教之间和各宗教内部的各个教派之间的分歧再大，也只能算是在非核心的主张方面。
广大民众皈依任何宗教，是因为所有各宗教都有着上述的共同核心主张，而不是因为某个宗教具有什么神学成就、哲学成就或什么健身益智的绝招儿。因为世俗间也并不缺少这些门类的探索途径，何况普通大众多数人也不一定对那些门类有多么大的兴趣。
在社会实践中，各宗教还都出现不同的特异宗派或走极端的少数人。瑕不掩瑜，那些偏激的、太离奇的思想和行为终不能动摇各宗教主流的基础。
所有诚心信奉上述某一宗教的人，都有值得我们尊敬的理由。原因是他们认同了各主要宗教以和谐、淡定、朴质等方式追求幸福的主张，就意味着他们有选择向善的人生道路的意愿。
也有些信奉了上述某一宗教的人，没有真正明白皈依任何宗教，其最终所求都应当是通过参透幸福相对性的真理来降低幸福成本，借助抑制欲望、修炼平和的心态与行为来追求低成本的、适度、持久的幸福感，他们皈依宗教的目的当然也是降低幸福成本，只是有些投机的性质。
比如，想用讨好、贿赂神祗的途径侥幸得到份外的低成本的好处：试图用“烧大香”、“进大贡”来钓取好运。烧香、上贡、念经、念佛等究竟是不太大的成本，他们想得到的却是神、佛对他们无原则的饶恕、保护、施舍好运，甚至是捞得他们下辈子的幸福；
本来诵念经文或佛号是排除杂念、净化精神的一种方式，他们却用来讨好神佛，试图用以达到自己非份的要求。比如一个普通“凡人”去世了，按照佛教的理论来讲，从他的品德、作业的结果来论，不应得到神佛们的照顾，理应入地狱不能升天。可是他死之后，很多与他有特殊关系的居士或受到聘请的僧侣们长时间地念经、念佛，乞求神佛网开一面，把他的灵魂给接到天上去。这些居士和僧侣们明显是不真的相信神佛，而是认为神佛不能明白真相，或者是相似于接受他们的讨好后就失去原则的，凡间常有的那种见利忘义、耳软心活、办事无原则而又掌握着权力的官员。
有的信仰某一宗教的人遇到灾难或者不顺心的事，他（她）们有很多的遁词。如出车祸折了一只胳膊说，多亏信教，有神祗保佑，不然就没命了！如果撞死了，则会说，多亏信教，不然哪儿能落得这么整齐的尸首；有的宣扬某大师可以用咒语或意念治病……这些对宗教的信仰主旨都距离太远，也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质疑。这些表现只能说明，企图侥幸走捷径来取得非份的、意外的好处。有的还用这样的意识来传教，反而使得一些人对宗教的正面意义的认识更加模糊。这样去做，对于宗教信誉的培养是有害无益的。
归根到底，参透幸福感的相对性，从而通过不断的修炼做到降低自己的欲望，具备平常心、不浮躁、不侥幸地获取适度的、低成本的、持久的幸福才是皈依任何宗教的最根本、最符合实际的宗旨。
以上，通过对现存各主要宗教的巡礼可以了解到，所有宗教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人类的幸福。
在阶级社会里，基于利己意识，每个人的言行都带着阶级烙印。宗教调和阶级矛盾，使基层群众安于现状、丧失革命斗志，极其不利于革命动员。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革命的意义如何，则又当别论。
六、人类的一切“学问”的目标所指都是幸福
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和积累的全部知识和经验无不是为了追求幸福。
自然科学，主要是人类探索认识客观世界、适应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从而创造和提高获得幸福的物质条件的知识。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哪种学问不是认识客观事物或者是适应、改造客观事物的学问？至于自然科学中的数学，属于各种学问都可以使用的工具。自然科学中的生理学及医学等则是注重维护生存和排除痛苦增加幸福的学问。
社会科学，不外是人类认识自我和探索调节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以利社会稳定、发展，更好地追求幸福的知识。如人学、美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律学……哪一门学问不是认识人类自身以及人际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探索如何调节与规范人际之间的行为和关系的呢？认识人本身以及探索调节和规范人际之间的关系，其最终目的只能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和生存得更好（更享福）。
思维科学，则是认识思维本质和规律，以提高思维质量和效率的学问。认识思维本质与规律、提高思维的质量和效率是搞好其他学问和更好地创造生存与幸福的前提条件，其最终指向还是幸福。
至于哲学，则是站在俯视的角度、概括地研究以上各具体科学都涉及的带有共性的一般规律的学问。所以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而哲学是用以指导以上各具体科学的学问。既然哲学的基础是为了人类增福的各门具体科学，哲学的研究目标所指也一定是增加人类幸福。
相反，从主观出发点上看，绝对难找琢磨着使自己或自己所属群体增加更多痛苦的学问。
有一些如武器研制、化学战、细菌战和其他制服人的战略、战术的学问等，那也是增加生存幸福和躲避灾难与痛苦的学问，只是目标所指，存在着利己性与利他性的辨析问题。
因为哲学是研究各学科都涉及的一般规律的学问，各种学问的研究的最终指向又都是人类的生存和幸福，所以，自古而今的大哲学家们有兴趣探究幸福的问题的人很多。
著名的哲学大家黑格尔曾说：“人们可以根据幸福的观点来思考历史。”表明人类历史就是追求幸福的历史。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学者们就曾经把研究幸福作为他们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学问巨匠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都不止一次提起关于人类幸福的话题。
18世纪的英国人亚当·斯密和19世纪的德国人卡尔·马克思都是站在哲学的高度，注重深入地研究了人类追求幸福的一个最必然、最主要的途径——商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过程及其深层的社会机制，从而找出了指导人类适应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影响了人类社会长达几个世纪的观点和方法。尽管从表面上看，他们所研究的学问都不是很直接地指向为人类追求幸福感，但是，因为他们注重研究的学问都属于十分重大的社会问题。客观规律是，研究的学问和问题越重大，越不会偏离服务于人类追求幸福的指向。
斯密认定，每个人都是在设法满足“肉体的需求”和“名誉地位的需求”，“这些愿望促使我们本能地无休止地追求财富”。并且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都是自私的，都是以有利于自己聚敛到财富为最高目的，什么他人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他们都不顾及。
因此，斯密就注重跟踪深入研究世人普遍存在的，追求聚财和通过商品消费来实现幸福的强烈欲望的社会行为，在经济学中提出高见，使他成了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先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前发展的指南式的人物；
因为财富是奔向幸福的通行证，马克思则是注重研究了因占据财富的多寡，而严重地影响到一个人在商品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关系。据此提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解决以生产资料为主的财富所有权问题，世人才能进入真正的平等、公正、共同富裕、共同享福的社会。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潮流在人间涌现，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末以来的人类社会的进程。
想来，斯密和马克思这两位白人先生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确实巨大，伟大之名实不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