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刚建立的时候，沟通联络全靠步行送信，战场上还靠司号员吹号。后来，有了电话，又缴获了无线电台，才在各级指挥机关建立了通讯联络，从而使红军在运动作战中能够互相协调配合，打了不少漂亮仗。
长征开始以后，电台的作用就更大了。传达党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行动部署，部队各级指挥员之间的作战命令、请示报告，还有破译敌军密码、侦获敌人情报等等极其重要的工作，都是凭借电台通讯这一手段来完成的。用"红军的耳目和神经"来比喻电台工作的重要性，真是太形象了。
但是，由于这项工作具有高度机密性和特殊性，红军电台工作者们的功绩往往鲜为人知，默默无闻。
红四方面军二局局长蔡威，就是这样一位"无名英雄"。
蔡威，1906年生，福建人。20年代中期就读于富于革命传统的上海大学，1928年入党后，由党组织送到上海亚美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1931年，党派他和宋侃夫、王子纲等人到鄂豫皖苏区，筹建苏区第一个电台。从此，学生出身的蔡威，成为红军第四方面军电信工作的创始人之一。
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确保电台的正常工作，蔡威倾注了全部心血。当时，红军的各种通信器材十分落后、简陋，电子管的收发报机笨重不说，单一个充电设备，就有几十公斤重，行军时需要好几个棒小伙子轮换抬着走。发电机要用汽油，为了节省少得可怜的一点汽油，蔡威费尽了心思，终于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利用当地农民的土水轮机的原理，自制一套小型木制水轮机，在山沟小河上作坝，利用水流落差带动发电机运转发电，把省下的汽油留着行军打仗时用，从而保证了机器不间断地工作。充电机没有"胀圈"，发动不了，他亲自动手做模型、搞翻砂，用打碎了的瓦灰磨光来代替。旧电瓶里的铅板坏了，他利用废铅重新制作，充电后可用8至15个小时，不亚于新电瓶。大电池用完了，他设法把30节小电池焊接在一起用，润滑油没了，他就把猪油、牛油炼两次再加以过滤后使用。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康地区时，又出现了新的困难，纸张奇缺，惟一可以搞到的就是旧书及别人用过的账本。用铅笔在上面抄报，字迹模糊不清，在豆大的油灯下紧张地工作，使同志们的视力受到了严重损害，蔡威的眼睛经常是红的。他的一个助手就因眼睛疲劳过度，一度双目失明，经过抢救还是有一只眼失去了视力。抄报的铅笔用完了，蔡威就做一些小铁皮筒子，把短铅笔头套上使用。就这样，凭着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蔡威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使红四方面军的通讯联络既迅速又准确。蔡威精通业务，是人人钦佩的技术专家。一大本密电码让他背得滚瓜烂熟，译电时很少翻阅本子。同志们夸他是一个"活本子"，他谦虚地说："不这样不行啊，要不记住，完全靠一个字一个字去查，就太慢了，会误大事的。"当时，中共中央经常发给各地红军一些文件式的电报，有工商业政策、土地政策、对待地主、富农的政策、城市政策等等，每逢这时，蔡威和同志们都是一丝不苟、不分昼夜地接收下来，几经核实，确认无误后，上报总部首长，为部队正确理解与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提供了有力保障。
破译敌人电报，是电台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尤其在长征途中，了解到一项敌人围追堵截的计划，那就意味着红军多了一线生机。但是狡猾奸诈的敌人所使用的密码，不仅各不相同，而且一个星期就改换一次。蔡威和同志们知难而进，一个字一个字地想，一句话一句话地猜，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研究，终于掌握了敌军密码的规律，敌人的每次重大军事行动，包括进攻时间、地点、兵力调动部署等电报，无一漏过蔡威等同志的耳机。最后竟达到了只要敌人电台发报，他们拿起电话就可向首长念出电报内容的程度。这些情报，成为方面军首长下定决心和采取相应措施的重要依据，从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作战胜利。徐向前总指挥说过不止一回："这次战斗的胜利，也有电台的一份功劳！"1934年底，中央红军在贵州被敌人堵截、追击，每天大踏步行军，没有时间收听敌台广播，蔡威等人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这项任务。他们跟踪敌人的电台，逐步查清了中央红军前后左右的敌情，整理后，先送总部领导看，然后再发给中央红军电台。两军会师后，中央红军有关领导感谢说：四方面军电台提供的情报很快、很准，对一方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了一定作用。
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25军长征过陕南，蔡威等人又专门组织一架收音机，收听敌台广播，掌握他们的活动情况，并及时报告总部和中央。
红二方面军长征进入四川，他们也是通过敌人的电台，了解到该军的情况的。
在进行上述工作时，因为各路红军大都是白天行军，又没有固定的讯号位置，直到晚上宿营后才能通报，所以，蔡威等同志每天下午六七点钟就戴上耳机等待对方呼号，常常要等到午夜后三四点钟才能将电报发出。为了战胜疲劳和困乏，他常常要用冷水洗头或靠吸烟来提神，第二天还是照常侦听、抄录、破译、鉴别、改写。搞不到烟就卷大黄叶子、芝麻叶、荷叶等来代替。同志们看他实在过于劳累，劝他要注意休息，他总是动情地说：不行啊，这么多工作等着我们，为了明天，我们要干啊！蔡威不仅业务过硬，而且政治立场十分坚定。他明辨是非，时刻关心着党和红军的前途。当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全军上下欢欣鼓舞，蔡威也异常兴奋，逢人就讲："这就好了，今后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太好了！"他将自己亲手修复的一台充电机送给了中央红军，和中央红军的电台工作同志亲密合作，关系十分融洽。当张国焘逐渐暴露出他分裂党和红军的迹象后，蔡威私下里忧心忡忡地对好友说："一、四方面军一起行动，就应由中央统一指挥，这样有好处。过去张国焘在重大问题上，个人说了算。反四次"围剿"中没有讨论中央指示，转到外线作战后，没有全面战略部署，就在临时应变中将红四方面军主力带出鄂豫皖苏区，这怎么能行呢！"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蔡威时刻不忘通信人才队伍的建设。还在担任二台台长时期，他就和宋侃夫同志一道，亲手培训了50余名年轻的业务骨干，保证了部队通信人才的需要。长征途中他担任二局局长以后，尽管工作繁忙，责任重大，但他还是尽力抽出身来，到总部通信训练大队讲课。
在他和其他教员们的悉心培养、言传身教下，这个大队先后有300多名学员掌握了电台工作的初步技术，走上独立工作的岗位。
那个时候，红军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很少，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对知识分子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深怕沾染了"资产阶级习气"。但对蔡威，大家却交口称赞，认为他既有学识，又能苦干，是个大能人，都愿意亲近他。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蔡威性格方面的突出特点。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谁在工作中有了差错，他总是说："这是我的责任。"谁在生活中有了困难，他都要伸出友谊的手，热情帮助。每当总部首长在打了胜仗后特意奖给他一些慰劳品时，他总会毫无保留地拿出来同战友们共享。
但是，遇到违反原则、政策的事，蔡威便会当仁不让。有一次，一位干部耍军阀主义，打骂战士，一向斯文儒雅的蔡威火冒三丈，他即刻上前，厉声斥责道：革命队伍，为什么动手打人？你给我住手！那位干部慑于蔡威的凛然正气，连忙检讨。
没有比影响电台工作更让蔡威焦急的事了。
有一天夜晚，部队在风雨中行进，秩序紊乱，行动缓慢，致使电台人员无法前进。视夜晚为最佳工作时间的蔡威自然是心急火燎。正在这时，一队骑兵赶了过来，天黑看不见，冲乱了电台的行列。蔡威顿时飞身跃起，一把扣住一匹马头，大声吼道："你什么人？敢冲我的电台，我要向总指挥告你！"其实，徐总指挥就在身后，这队骑兵正是随他前来察看情况的。黑暗中，徐向前急忙下令：让出一条路，叫电台先通过。从此，遇到这种情况，"让电台先通过"成了部队的一条惯例。
恶劣的战争环境，长期过度紧张地忘我工作，严重地损坏了蔡威的健康。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二次过草地到达甘肃南部的岷州地区，在举世闻名的长征即将结束之际，蔡威却一病不起。在一个叫朱尔坪的小镇上，他告别了他所钟爱的电信事业，告别了曾伴他度过无数不眠之夜的电台，也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同志们？？蔡威，一个响亮的名字，仿佛一道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