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进入四川西北部的茫茫大草地。红5师政委谭友林怎么也想不到：一场暴风雨几乎把他埋葬在草地之中。
草地，位于亚寒带和亚热带衔接的边缘地域，巴颜喀拉山山麓，冷暖空气的对流造成了这一地域变化莫测、骤寒骤暑的独特气候，每日温差可达30摄氏度。
这里，时而是万里无云的大晴天，强烈的紫外线光照，小半天就可以把人烤脱一层皮。时而是雷电交加，大雨如注，间或夹着阵阵冰雹，令人猝不及防，无从躲避。
时任红二方面军副政委的关向应在他的长征日记中，留下了如下记载："7月19日，6军到作木沟露营，大风大雨，接着下大雪雹，部队人员一夜满身通湿，寒冷似湖南三九天气。
7月21日，6军到离阿坝约40里的地方露营，通宵大雨，帐篷大漏，地下很湿，睡不成。
7月22日，6军过一个上下约40里的横排山。过山时，大雨倾注，狂风折树，非常寒冷。
7月30日，6军到贾诺露营。沿途都是小丘草地，没有森林，没有房屋，快到贾诺时，突然遭到暴风雨和冰雹的袭击。"？？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伤病缠身、体质虚弱的谭友林暗暗咬紧了牙关，他决心一定要给部队作出表率，尽早闯过草地这道"鬼门关"。
不料，事与愿违。部队进入草地的第二天，谭友林就染上了伤寒病。开始，从小吃惯了苦的谭友林并没把病放在心上，可是，一连几天过去了，他的体温越来越高，四肢无力，浑身酸痛，什么东西都不想吃，整个人消瘦得不成样子。更糟糕的是，他在川黔边被敌军子弹打穿臂骨的右臂伤口不但未见好转，反而因高烧的影响更加严重了。每天宿营时，差不多都要挤出半茶杯脓血来。虽然病成这样，他还是一声不吭，强忍着从骨子里袭来的一阵阵疼痛，坚持行军，照样工作。
一天中午，草地像罩在火炉里一样又燥又热。突然飘来一片阴云，转眼间就把整个天空盖住了。气温突然降低，大风刮得人睁不开眼睛，紧接着便下起了倾盆大雨。
草地变成了水乡泽国，哪里有躲雨的地方？再加上谭友林因发烧贪凉快，没有及时披上在甘孜发的牛皮斗篷，浑身上下被浇了个透心凉。骑在马上的谭友林就觉得时冷时热，天旋地转，心中暗暗叫苦道：这回，麻烦可大了。
好容易捱到暴风雨过去，谭友林却连下马的力气都没有了。同志们赶紧七手八脚地把他扶下来，支起帐篷准备让他休息，谭友林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两腿一软，"扑通"一声，一头栽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了。
当他醒过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警卫员小李赶紧把用炒面煮的面糊糊，一勺一勺地喂他吃了一些。师长贺炳炎也蹲在一旁焦急地望着他。
"好一点了么？老谭。"师长关切地问。
谭友林吃力地点了点头。
"我去找担架。今天可不能让你再骑牲口了。""还是骑牲口吧。"谭友林有气无力地说。
"不行！昨晚上卫生部长说过，一定要抬着你走。"贺炳炎又摸了摸他的额角说，"还是这么烫。""我不坐。""那怎么行呀！""我一个人倒下就倒下吧，绝不能叫别的同志也跟我一起倒下。"说到这里，谭友林不由得想起了几天来亲眼所见的、悲壮惨烈的一幕幕场景：沿途倒下的人员，有的侧卧在水洼里，手里攥着的几十粒青稞已经送到了嘴边。看来这是他最后的一口粮了，实在舍不得吃，快要饿昏了的时候，才拿出来，但为时已晚了，连放到嘴里的最后一点气力都耗尽了。有的是两个人摞在一块，一个战士在上，紧紧搂着下边战士的脖子，一个战士在下，紧紧托住上边战士的身体。无疑，他背着已经昏迷过去的战友，而后自己也倒下了。有的赤身裸体，身边却叠放了一堆衣物，路过的战士一一脱帽致哀，他们理解这位死者的遗愿：人僵了，衣服不好脱，先脱下来，路尚远，风大、雪大，不能给战友留下食粮，留下两件御寒的衣物也好？？想到这，谭友林更加打定了主意：就是死，也要死在马背上，绝不能连累别人！贺炳炎深知他的拗脾气，见他执意不肯坐担架，也就不再坚持了。于是，大家只好又把摇摇晃晃的谭友林扶上马。
昏昏迷迷地走了一程，谭友林觉得臀部和尾骨随着马鞍一上一下的颠簸，像一束针扎似地痛。他知道，由于得病后身体瘦得皮包骨头，臀部已被马鞍磨破了。开始他还试着变换一下姿势，后来怎么变换也疼痛难忍了。不得已，他就伏在马背上。可是流脓的右臂伤口又像火烧般地疼，伏也伏不稳。有好几次，他差一点从马背上栽下来。
"把我绑起来吧。"休息的时候，谭友林对警卫员小李说。
小李说啥也不肯，后来看谭政委生气了，才和另外两个同志用绑带把他捆在马鞍上。这样，谭友林硬挺着又走了一天。重病之中，如何经得住这般折腾？到了晚上，谭友林的病情急剧恶化。此后几天，他一直处于昏睡状态。贺炳炎望着他那瘦削的面庞，难过地直摇头，心里在说：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他不敢也不愿往下想了。
奇迹真的出现了。
那一天，一个十分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突然传进了谭友林的耳朵里："可惜了，可惜了。这谭娃子如果丢在草地上就可惜了。杨医官，想想办法吧，不能把他扔在草地上。"这不是贺总指挥吗？一股暖流从心头涌过，巨大的幸福使谭友林那沉迷的神智一下子恢复了，他极力睁开眼睛，看着蹲在担架旁边的贺龙同志，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眼泪却淌了下来。
贺龙是看着谭友林长大的且对他有救命之恩。1930年，刚满14岁的谭友林就成了洪湖根据地红军队伍中的一员。次年，红军攻打郝穴，谭友林在镇外一个桥头碰见了向往已久的贺龙军长。这次见面，机灵、勇敢的"谭娃子"给贺龙军长留下了良好印象。1932年，谭友林给红9师政治部先后几任主任当警卫员，后因这几位主任均被指控为"改组派"惨遭杀害，谭友林因此受株连，被捆绑、拷打。
行军途中，他被特务班的战士牵着走。在从巴东过长江后翻越野之关时，他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打着赤脚板，在大雪纷飞、地冻天寒的山路上攀登，痛苦不堪。
肃反委员会准备将他杀了，无奈手边没有杀人刀，又怕打枪暴露目标。第二天，在山脚下遇到检查后卫部队的贺龙军长和关向应政委。尽管只有一面之交，又事隔一年，贺龙军长还是认出已是污头垢面、衣服褴褛、肩上压满了枪支粮袋、脚趾磨得稀巴烂、骨瘦如柴几乎变了人形的谭友林。他立即下令把谭友林放开。重见天日的谭友林，无限感激贺龙军长。后来，在贺龙的关怀和鼓励下，谭友林由一个军部油印员、青年干事、巡视员，逐步提升为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红2、6军团会师后，不满19岁的谭友林又升任红5师政治委员。在慈祥可亲的贺总指挥面前，谭友林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孩子。重病之中看见他，使谭友林倍感温暖，同时，也令他平添一股战胜死神的强烈信念。
此后，谭友林就随总指挥部一起行动了。贺龙亲自从卫生部的担架连中挑选出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抬他。杨医官一天数次地为他精心诊断，亲自煎汤药给他吃。
炊事员也想方设法地使他吃上尽量可口的东西。
杨医官是个老中医，在红军中作医生已有七八个年头了。由于他医术高明，在二方面军中很有威望。那时部队流行一句话："外科找卫生部，内科找杨医官。"可见大家对他的信任之深。平时，一般人得了病，杨医官只需几服药便能药到病除。
但是这回为谭友林治疗可没那么轻松了，连着十几服汤药灌下去都毫无效果。为此，杨医官绞尽了脑汁。部队每到一地宿营，他就跑遍方圆几十里的沟沟坎坎采集中草药，回来后又亲自配药、煎药，辛辛苦苦，风雨无阻。每当谭友林看着杨医官那饱经风霜的脸庞和疲乏的神色，往往是泪花滴入药碗，连同药汁一起喝下去。
10服、20服、30服、40服？？部队到达阿坝时，谭友林的病情逐渐减轻。
到了包座以后，他的身上开始脱皮，病终于见好了。一直为他担心的贺总指挥、关副政委和贺炳炎师长等总算长舒了一口气。
最高兴的当然是谭友林自己。虽然体力尚未复原，但他说什么也不要战士们抬他行军了。从包座出发那天，谭友林刚跨上一匹配发给他的骡子，不想这家伙欺生，后腿突然一跳，一下子把谭友林甩了下来。任弼时政委在一旁看到了，立即叫饲养员把他的花脚骡子牵给谭友林。这匹骡子很老实，又大又壮，瘦瘦的谭友林骑上去，感觉就像水中行舟一样。
走出半里多路，杨医官骑着马从后边赶上来。他看见谭友林稳稳地骑在牲口上，十分高兴，伸出五根手指，笑呵呵地朝谭友林比划着说："50服草药呀，整整50服。"救活谭友林的不仅仅是50服草药，而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革命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