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也是在这一年，江石栖带我逛遍了这个学校，很多地方我都是第一次去，他很耐心地教我辨认植物，几乎每天傍晚都会绕着杨塔漾走，那一段路，正好能看到整个落日，从西边上空到沉落山头，印染一整片天空，那些路径平时少有人走，地上积累着枯叶，脚踩在上面的清脆声响，慢慢地绽放飘散开来，跟寂静说话。等深蓝深蓝的天空暗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往回走。我知道回去后他也只会漫无目的地画几张图，或者编一段音乐，用他的话说，是扒歌。他高考的分数只要不过分难看就可以了。而我的路毕竟都是循规蹈矩的，所以还是要和那些我永远理解不了的空间几何夜夜纠缠，但是我其实已经把心安下，学会了慢慢地仔细做题，能做多少做多少，不像之前，常常半个小时看不完一道物理题目，我一遍又一遍地扯回思绪，不出片刻又是茫然无措。那时候我想，于池开你实在够忍心的，在高三这么个紧要关头离开我。现在想起来感觉很可笑，有什么不忍心的呢，爱流失后，我们不过是彼此的陌生人。
我和江石栖平平静静走完剩下来的高三。他多多少少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知道这样说太薄情。很多时候我都动了情，可是每一次，总是有一种更强大的内疚情绪缠绕着我。江石栖是我错过的人，我要是以一张白纸遇到他，甚至是现在的我，那么故事和结局都会不同。可是此时的我们都已回不去，没有人会用一生一世去等。就像我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想起池开，因为那些快乐和伤痛都已经模糊不清了。少年时代爱过的人，彼此不相逢。已经很多年，我甚至不知道江石栖有没有回国。他若是在澳洲一幢摩天楼前忽然想到我，我也是在这个南方城市午夜的睡眠里吧。
这些年，走了一些路，看过一些景致。交付了岁月所要求的代偿，到现在，脑袋里剩下几张日渐褪色的脸孔。过去日子已经默不作声，不再因一点风吹草动而纷至沓来。有时候整理书籍，就会看到一叠厚厚的《城市画报》，那是江石栖每个月都会给我买的，一直过了这么些年，与江石栖度过的日子却越发生动起来。那是一些云淡风轻的日子，是年少所该拥有的样子，我知道我多么幸运，在那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有一个面容俊朗的敏性少年对我说：
“让我陪你走一段路。”
江石栖离开一年后，我生日那天曾收到他寄来的一本书，是虹影的《阿难》，扉页上有一行字：我永远无法爱你到完美地步，所以我逃到异国来。自此，我再也没有过他的消息。
这个江南小城，有人走，有人留，我身边的故人越来越少，忘记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昨天院子里的龙舌兰枯死了。其实是想告诉少年时代的恋人，我看到了龙舌兰开花，并因此，在梦境里与你们又并肩走了一段清晨的路。
记忆：一切故事
都沉默如剪影
文／陈志炜
在所有夜幕降临之后，我找不到了归路，就如小时候。我曾经幻想自己是个严重的夜盲症患者，走在那样的石子路上，突然听见了鸟鸣声从一棵树成群结队地到另一棵树。黄昏渐渐来到，我加紧脚步试图逃离覆盖上来的黑暗，但是夜色迅猛而有力。转瞬间失明。所有试图穿透空气的声音都无济于事，被深深压入内心。我坐下来环着手哭泣，风随时游荡在我的肘与臂间。时间轴拉长，我在这样的夜里破碎成幻觉的裂片。多年过去，现在的我疲惫不堪，在夜色中失去了耐心。我希望找到我的归路，借着这哪怕仅剩游丝的记忆之光。
多年前的任何事物都是梦幻，这是必然的。时间会将脑海中的杂芜清洗干净，只留下泛着光的稀薄呼吸。但纯黑的夜色中，属于我自己的眸子的颜色我仍记得。如同顾城的某首诗。这行伟大的呢喃，据说来自他床头习惯性的、涂鸦般的书写。
关于童年，我的回忆层层叠叠，仿佛茶花的骨朵儿。我在奶奶家度过了我整个的小学生涯，那段时光中的零零碎碎是我童年的主体内容。我仍记得奶奶家老衣柜中散发出来的老旧味道。
奶奶家在镇海一个炼油厂的生活小区里面。我在正午放学，回奶奶家吃午饭，一条介于工业化与传统之间的河流绕着小区流过。我常常沉默地跑上楼，奶奶已经提前将门虚掩，我推门而入。奶奶在厨房做菜，或者阳台看报纸。早几年阳台上没有装铝合金窗户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光，因为在下雨时，雨水会不断地溅在阳台上堆放的瓦楞板上，声音很好听。这些雨声甚至成为了我童年的背景音。后来我选择了写作，也会有一些不知名的导演说希望改编我的小说，把它们拍成电影。我想，要是让我自己拍一部关于童年的电影，这样的雨声会从片头一直飘荡到片尾。在没有雨的日子里奶奶会把被褥翻开来，在阳台外晾衣服的细铁丝上铺平，向内的一面朝上。我曾盯着那些被褥看，一直定定地看，似乎有潮湿的水汽被向上飞腾的热量拉离被面、被蒸发掉。我闻到正午时被褥充满阳光与梦幻感觉的喷香。
但这一切在装了铝合金窗户之后统统报销了。铝合金窗户的玻璃是深蓝色的，把整个阳台给封闭起来了。之后奶奶家装了一台挺大的空调，一开起来就会嗡嗡作响。到了夏天天实在太热的时候，奶奶就会说“我们把空调开起来吧”。然后所有的铝合金窗户都关上了，奶奶有时还会把窗帘拉上，遮挡阳光。我们在一间冷藏室里听嗡嗡的声音。
我觉得自己是如此敏感，甚至仅仅是几扇铝合金窗户便改变了我的情绪。当然最终自然是习惯了，等我不再住在奶奶家的时候，我喜欢在夏天把所有的窗帘拉起来在空调房里玩儿电脑游戏。再后来我便特喜欢在夜间，以及拉起窗帘的白天在凉爽的室内写小说。
童年时还有另一个重大的梦魇，如那铝合金窗户一般，常常在夜间压住我的胸口。就是我母亲的病。我自己的家在一个极为偏僻的码头上，那儿是炼油厂的仓储公司，而我的父母是那儿的职工。那儿每天有无数巨型的油轮，有不断运转的输油臂，还有满眼的油罐。离学校很远。也就是这个原因，父母才让我住到了奶奶家。炼油厂内有一所职工子弟小学，也就是我后来待了六年的地方。
不知母亲是何时生的病，只记得在记忆中曾有多次被奶奶或者父亲带着去医院看望母亲。医院是近乎纯白的空间。只有院墙边上的树木和病房外的剑麻给医院添了几抹绿，但仍是冷色。奶奶和爸爸告诉我，在医院里不能随便乱碰、乱摸。他们说这儿有很多病菌，随时会粘在我的手指上，再在我吃东西时从我的口腔进入身体，就会得病。他们告诉我在医院连蚂蚁都是有病菌的，不能碰。每次出了医院以后，他们就用香皂在我手上不停地滚呀滚，在水龙头下冲上好几遍。应该就从那时候起，我很怕自己的母亲。多年以后母亲和我聊起天来，总会很难过地说：“许久，你和我不亲。”我无言以对。
我每次在夜晚想起母亲悲哀的神态，想起那句话，就泣不成声。
那样的距离感也许保持了很多年，甚至至今。我记得在母亲出院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她想给我夹菜，已经夹起来了，却又放下，换一双新的筷子再夹给我。
那时候我就明白，这已不是一种病与非病的距离感了。这场病无论在我、或者我母亲的心头，都打下了烙印。母亲也很敏感，这于我们来说，都很致命。
后来阅读心理学的书籍时，看到关于色调对于心理的影响，觉得自己真的可以被当作一个典型的病例，写进书里。白色，那医院的白色，在我这儿是多么奇妙的颜色啊—我觉得它让我感到狭小，仿若无法转身；某个时刻又是空无一物，清清冷冷。所以我害怕逼仄的空间，假若处于其中，我会突然焦虑，想自己万一死在了这样狭小的空间该如何是好；我也害怕宽广—不，事实上我向往宽广，但是只是在幻想中向往—一旦单独处在空旷的环境中，我就无法言语、无法思考……如这样的细小心理，零零总总。细小，我却无法如掸去脏物一般，让尘埃归于尘埃。这或许是性格的悲剧。性格如此，必然也会有乖张放肆的一面。童年时唯一可以平衡内心情绪的场所，也许是小区深处的秘密基地了。
那里长满一簇一簇如水母的草，很深，是男孩子们玩儿枪战的地方。
他们常常背上自己的暴力枪（就是男孩子们对那种塞塑料子弹的玩具枪的称呼），在小区一个不显眼的地方集合，分两组，各自躲入秘密基地的一个角落，互相射击，直到其中一方投降为止。这样的枪战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谁都不想被子弹打到，哪怕只是塑料子弹也是很疼的。于是小区里经常可以看到男孩子们鬼鬼祟祟地跑来跑去。有些甚至跑进楼道里，居高临下寻找“敌人”。当然，超出秘密基地范围的，事实上都是犯规行为。某天，男孩儿们又在枪战，一个男孩儿腋窝里夹着枪，只顾看着身后，飞奔时把径直走来的许久直接撞翻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