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统一的国家需要整合各地区的力量以加强皇权，更需要为满足贵族和商人对土地、农奴和财富的渴求而积极地对外扩张。在这种背景下，伊凡四世不惜国力，连年发动对外侵略和兼并战争。由于北方海域封冻期长，此时的俄国还基本算作内陆国家。为了获得出海口，伊凡四世采取了向南防御、东西进攻的方针，即先征服东部的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个较大的汗国，接着转向西线，大举进攻立沃尼亚。立沃尼亚是控制波罗的海的要地，因此一直是周边众多国家竞相角逐的舞台。俄罗斯的加入，使这场争夺最终演化为一场几乎席卷所有波罗的海国家的长达25年的混战。1583年，立沃尼亚战争结束，俄国企图夺取出海口的初次尝试宣告失败，仅仅保住了芬兰湾沿岸一小块地方和涅瓦河河口。但是经过战争，俄罗斯的版图有所扩大，发展成为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地域广袤，民族众多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王国。
自从1560年伊凡四世的妻子安娜斯塔西娅突然去世后，伊凡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有时候甚至情绪失控，续娶的六位妻子都没有能给伊凡带来积极的影响。沙皇整天处在迫害人的感觉和阵发性的暴怒中，他感觉背叛他的人无处不在。1581年，在一次暴怒中，恐怖的伊凡用削尖的棍子打他的儿子兼太子伊凡，致使太子重伤而死。从此之后，他就意识到自己身边毫无和平可言。1583年3月，整日生活在惶恐和猜疑中的沙皇去世，苏联时期进行的尸检显示，沙皇之死乃中毒所致。
伊凡四世死后，他的儿子中年龄最大的费奥多尔即位，这是一段相对宁静的时期。新沙皇身体羸弱，资质和能力极其有限，但是为人和善和信教虔诚，所以他完全依赖他的幕僚。好在这些幕僚尽心尽力，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其中最出色的当数鲍里斯·戈东诺夫。
1598年，费奥多尔病逝，他没有子女，所以皇位无人继承，这就意味着留里克王朝的灭亡。而最终在议会选举之后，大权在握的鲍里斯·戈东诺夫继承皇位。鲍里斯是一位睿智且能干的统治者，但是天不佑他，在他的统治时期内饥荒和干旱频发。尽管政府尽力免费救济莫斯科的灾民，直接给其他城市提供物资援助，为赤贫户安排工作，但在灾难面前，所有这些措施都无济于事。据统计，仅仅首都地区就有10万人死去。人们饥不择食，树皮草根、动物尸体都被塞进了肚子，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现象。绝望的人们成群结队涌入乡村，到处洗劫，有时候会和政府冲突，国内一片混乱。
1605年4月，鲍里斯·戈东诺夫突然去世。不久后，波兰借机入侵，此时的俄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抵挡外敌，政权更迭频繁，俄罗斯进入史称的“混乱时代”。
专题：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精神——双头鹰
1472年，当时的莫斯科大公迎娶了东罗马帝国的末代公主，此后俄国的统治者们开始以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他们继承了罗马皇帝“双头鹰”的徽章。今天这个徽章被确定为俄罗斯的国徽。
双头鹰的两头分别雄视东、西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蕴含着俄罗斯国家兼有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反映着这个民族丰富的、矛盾的品格。它可以将无限的深邃和非凡的崇高与低贱、粗鄙、自卑混杂在一起，它还可以使绝对自由与奴性的驯服相融合，它同时又是世界上最集权化、最官僚化的国家，是它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为何出现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答案就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二律背反。对立的东西在其他民族中也可找到，但唯有在俄罗斯，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可以诞生于无政府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诞生于超民族主义，无限的奴性出自于无限的自由，永恒的滞留来自永恒的漫游。俄罗斯的“双头鹰精神”之谜，恐怕就是两种性格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互不融合，东方与西方并位能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共同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本质。
辽阔的国土，给了俄罗斯民族茫无际涯的精神空间，给了俄罗斯民族一切美德，同时也给它带来了许多缺点。俄罗斯民族胸怀的宽广性，就来自于这巨大的空间。然而，辽阔的田地，却需要有序机构的管理，需要建立起一个强而有力的集权国家，这无疑对具有天然自由习性的俄罗斯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压抑，从而又造成了俄罗斯人性格上的极其浮躁，个人的、集团的、阶级的首创精神的发展也受到限制。俄罗斯人的自由天性被完全泯灭于其中。无限的空间，宽广的沃野，似乎又成了俄罗斯人的一个深重的负担。在俄罗斯人的生活中，总是留下了沉重和忧伤，而喜悦似乎与俄罗斯人无缘。
大平原、黑土地，使农业成为俄罗斯人的经济命脉，也决定着俄罗斯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民自然是社会构成中的绝大多数，农村公社和封建庄园一直是俄罗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农奴制是俄罗斯社会长期的经济制度，也是束缚俄罗斯人的精神枷锁。
大平原、黑土地，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村社组织和长期的农奴制，一方面使俄罗斯的“道德、理想、教育，直到自由——都带有奴隶制的标记”；另一方面，也培育了俄罗斯民族中存在着的“许多朴素、直率、真诚，它不习惯于一切做作、一切矫情、一切贵族的傲慢、一切姿态”。尤其是它培养了俄罗斯人那种将自己奉献与俄罗斯土地的相关联的宗教集体主义，而对个人价值的认识不足。至于俄罗斯人那种很强的宗教集体主义精神及对个人价值的缺乏认同，就在于俄罗斯人长期生活于主要以黑土地的地缘为基础的村社之中。地跨欧亚的俄罗斯置身于这世界的东方和西方的两个部分之间，“一侧倚着中国，另一侧倚着德国”，这种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俄罗斯成为“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的独特国家。亚洲人认为俄罗斯是西方国家，因为它的发源地，它的政治文化中心和领土重心都在欧洲；而在西欧人眼中，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西方”国家，因为它的领土在西欧的东部，尤其是它的版图占亚洲1/3的陆地。不管亚洲人还是西欧人如何看待俄罗斯，客观地理位置已决定俄罗斯是连接东西方的一个桥梁。这种地理位置的特点，决定了在俄罗斯精神中，势必将东方的感性与西方的理性这两个精神世界中的最主要的原则在自己的身上结合起来，甚至把“整个地球的历史融进我们的文明”，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又摇摆于这两种文化之间，甚至于使两者相互排斥、相互对立，这种状态养成了俄罗斯人缺乏理性、易于偏激的情绪。斯拉夫派作家奥加廖夫曾认为“斯拉夫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斯拉夫人身上，你永远不会看到德国人的市侩气、法国人的浅薄、英国人的自私、意大利人的浮躁，但是斯拉夫人拥有一切：德国人的思辨理性、法国人的人道主义、英国人的务实精神和意大利人的圆融机智”。
自然地理环境对俄罗斯文化创造的影响是真实而多侧面的，持续而深刻的，它是影响俄罗斯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学者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有一个事实，它凌驾在我们的历史运动之上，它像一根红线贯穿着我们全部的历史……它同时是我们政治伟大之重要的因素和我们精神软弱之真正的原因，这一事实，就是地理的事实”。
尽管自然地理环境对俄罗斯精神的生成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其精神特征的形成，则取决于俄罗斯人的历史实践。在俄罗斯历史上，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两种因素一直在相互角力，俄罗斯则在这两股世界历史潮流的角力中不断选择着、摇摆着。在这种选择和动摇中，二者有时和谐、融会，有时又尖锐对立，反映着俄罗斯精神兼容东西方文明的实质和存在于其中的两种文明的悖论性、矛盾性。
古罗斯文明是在斯拉夫人和拜占庭文明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在罗斯建国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三大历史事件决定和影响着俄罗斯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首先，宣布东正教为国教；其次，蒙古人的征服与统治；第三，彼得一世的改革和叶卡捷琳娜的开明专制。接受东正教使俄罗斯既接触了当时最先进的欧洲基督教文明，又从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处的拜占庭那里接受了某些东方文化。蒙古人的入侵和统治使俄罗斯民族还在胚胎时期就注入了东方文化的血液，使刚接触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俄罗斯又立即转向了东方。彼得大帝的改革是一次强制性的现代化运动，把俄罗斯带进了现代世界的门槛，决定了俄罗斯在以后几个世纪里试图回归欧洲、融入西方文明的命运。叶卡捷琳娜二世是彼得大帝改革的继承者，她使俄罗斯在西方化的道路上更向前迈进了一步。尽管俄罗斯文明在表面上成为西方文明的近亲，但在本质上却又与西方文明的核心拉开了距离，最终使俄罗斯文明更具自己的特色。在俄罗斯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东方和西方总是处在相互角力之中，从而形成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两种对立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