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口子闹过别扭，感情或许更胜从前。高宗李治发动的这场宫廷内变虽然在发轫之前就宣告破灭，但是它给武后留下的创痛与不安并没有消除。武后内心非常清楚，上官仪只不过是受命造反，充当了高宗李治发泄愤怒的替罪羊。只要高宗愿意，朝廷内外潜伏的那些反对自己的势力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死灰复燃，使自己苦心编织的梦想毁于一旦。
为了避免类似上官仪事件再度上演，防止那些不听话的大臣在背后放冷枪，武后决定更深入地参与朝政。起草废后诏书是高宗对武后的最后抵抗，从此以后，打着“辅弼龙体欠佳的天子”的旗号，武后在紫宸殿与高宗并列临朝。
历史上，武后并不是第一个垂帘听政的皇后，但以往多半是天子年幼，才由皇后代为执政。像高宗与武后这种局面，毕竟还是少有的。
官员们内心虽然愤怒，但也有心无力。也就是从这时起，高宗皇帝上朝视事，龙座后都加上了一道帘子，武后隐身其中。我有一帘幽梦，梦里有你与共。
帘子放下再未卷起，“二圣临朝”的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李义府被逐，让人明白了一个苦兮兮的道理，皇帝是得罪不起的。
上官仪被杀，让人清楚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皇后也是欺负不得的。
两尊大神高高地坐在那里，下面的文武百官还能说些什么？还敢说什么？皇家的私事是不敢再随便议论的了，可皇家的私事很多时候又纠缠着国事，让人无从选择。
于是明哲保身之人就叹一声，还是珍爱生命，远离朝堂吧！
武皇后一时之间成为山东大族议论的焦点。山东，是太行山以东的地区，自从魏文帝曹丕取得山东大族的谅解而篡汉之后，施行九品官人法，保障了大族政治上的权利，中华历史上，到这时才算是真正出现了贵族。
经过两晋、南北朝的大混乱，山东大族在政治上的实力已经消堕，可是他们的声势犹存。山东的崔家、卢家、郑家……是连李唐皇族都看不起的，因为李氏一族源流出夷狄，在中原只是冒牌的贵族；而皇后的武家，又仅是李家的附庸，自然更不在山东大族的眼中了。
李治曾经运用他的皇帝权力，改编姓氏录，以诏令废旧日的氏族志，可是这道皇命对社会人心毫无影响。武后曾经暗示李义府、许敬宗等人竭力推广姓氏录，但得到的却是嘲笑。山东大族的子弟，称皇帝颁布的姓氏录为“动格”，那只是做官用的，家世门第，并不是以官位为衡量的。
武后的侄辈，曾经千方百计，图谋与山东大族缔结婚姻，却没有获得成功。山东大族的子女，连与皇族通婚都不屑，更不要说武氏了。
由于家世门第的相轻，使武皇后憎恨山东大族，同样，由北周皇帝宇文泰建立起来的关陇贵族集团及一群汉化了的胡汉混血，原是李唐皇朝的核心，与武氏也极不兼容。他们在山东大族的门墙之外自鄙，但当他们面对武氏，又有狂妄的自我骄傲，他们沿用山东大族的口气，称武氏为寒族。
于是，武后在前些年斗倒了长孙无忌，从而压抑了关陇集团的北朝贵族。
武后运用了所取得的皇权，大量提拔属于寒族出身的官吏，南方的许氏早已跻身相位，氏族志无列的李义府，一度获得大权，之后，姜恪、陆敦信、孙处约、乐彦璋、汤宏武、戴至德、李安期、赵仁本、阎立德、阎立本等人，都被武皇后拔识而登于高位。
山东大族虽然轻蔑这个出身寒微的女人，可是，她的权力，终于使他们议论不休。
没有人能理解这个女人，山东大族和关陇贵族都一样不明白。而且，他们也不解大唐天子何以会将权力交托给她。
现在，他们奇怪着武氏的久留于长安。前些年，大唐天子往来于长安和洛阳，而因方便粮食运输的原因，皇帝在洛阳的时候多。可是，这四年中，因大明宫的落成，皇帝好像久居长安了。
自蓬莱宫落成后不久，由武氏策划，在长安营造了雄豪阔壮的大明宫。大明宫，比太宗皇帝所造的太极宫大五倍以上。
当大明宫兴建好后，皇帝与皇后回到洛阳住了一些时日，患风湿病的皇帝曾经东行，到泰山封禅。
大明宫的范围，东西三里，南北五里，正殿名含元殿，南面共设五所门，中央大门名为丹凤；丹凤门道街有一百二十步阔，折算，有五百尺以上的宽度了，这是惊人的建筑。当初，武后动用了关中十州的率口钱，又减了京官一个月薪俸，发动四万多民夫，来从事这项建筑工程。
山东大族奇怪着：她这样做何以没有人抗议和反对？
武后大多数时间住在大明宫中的承泰殿，那是在含元殿以北，和安乐殿遥相对峙的一处宫殿。安乐殿在名义上是帝殿，承泰殿则是后殿。
每日早朝的仪仗队多数从承泰殿出发向含元殿方向走去，安乐殿内的皇帝享着安乐，难得有一天上朝去。
四年来，高宗只出巡过两次，这就是他为自己的帝国付出的辛劳。身体越来越虚弱的高宗，就像一个匆匆打发时间、急着要去赶赴死亡盛宴的老人。年轻时不喜欢的莺歌燕舞，现在也成了他的主要爱好，他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消耗于安乐中。
与之相对应的是，武后越来越迷恋权力带来的迷幻色彩，这个天生有进取精神的女人把自己的时间都用在了争取权力和巩固权力上。她在长安四年，建立了自己的权力集团，可以和北朝贵族与山东大族相抗衡的新兴力量。她提拔了那些在文学上有造诣的清寒士人，让他们拜服在自己的脚下。
现在的她，已登上高峰，离最后的巅峰还有半步之遥。
皇太子李弘应母后诏来到长安。在长安那些年中，武后只带了女儿在身边，她的四个儿子，李弘留守洛阳，李贤则远在扬州藩所，李显、李旦分别在房州和冀州。
人们都看得出，武后对亲情很淡，她极少提到儿子，不过，她对女儿太平公主却又例外。和太平公主在一起的时候，她常常笑口常开。
这次，将太子李弘召唤至长安，并不是一个母亲通常的思子之情，而是与政治有关。
曾经有人密报于她：李弘在洛阳，与关陇贵族往来很密切——而在此之前，武后也曾听到太子宾客许敬宗的报告。许敬宗是她一手提拔出来的人，她相信这个人对自己会是忠贞不二的。当时，许敬宗含蓄地报告她：太子风格不同。
当时，武后以为，一个在成长中的少年，不妨让他自由发展，她以为儿子对母亲必然是尽忠尽孝的——虽然她自身的亲情观很淡，但是她对儿子，却有亲情的要求。
李弘来到长安后，武后在承泰殿以皇家礼仪召见了他。看着眼前长身玉立的少年，武后的内心涌起了一种用语言难以形容的奇特感受。儿子太大了，立在自己面前，好像一座伟岸的山。
她转念一想：儿子如此大了，作为母亲，又何来立足之地啊；儿子如此大了，母亲，也应该很老了啊！
念及于此，武后的心也随之慢慢下沉，她感受到了时间的压迫感。人生并不漫长的岁月在政治旋涡中正在一点点地逝去，而她握于手中的权力并不能保证她的绝对安全。不是她不相信自己的儿子，而是她不相信政治是有温度的。
高宗和武后这对男女混双组合，配合还是相当默契的。武后势头虽然很猛，但她这时候参政主要是以内辅的形式参决朝政，做的还是一些幕后工作。高宗病重时，她代为理政；病情缓和时，她只是兼职；高宗身体健康或者外出的时候，她也就是招呼文武百官上书言事，务务虚，并不做决断。当家的还没回来，我做不了主。
这时候的武后完全当得起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好女人，一个人的朝堂就这样被开成了两个人夫妻店。
同时两个人还有意识栽培太子，高宗经常以养病为由，带着武后出去旅游度假。我们前面说过，太子李弘8岁就受命首次监国。这孩子命大福不大，到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暴毙于合璧宫，15年间先后受命监国十次，有时候高宗就算无病无事也命他监国。
大唐夫妻店在二人的经营之下，有模有样，生意倒还过得去。国家太平，物阜民丰，斗米不过数钱，社会治安良好，每年全国死刑犯少则数十人，多也不过几百人，同时大唐的疆域在这时也达到了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