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知识分子也向这种美国式的市场导向主义完全缴械投降，以“市场胃口”之是非取舍，为人文知识价值判断的唯一尺度，那还能算人文知识分子吗？知识分子是人文价值的承载者。人文价值体现了人类最深邃丰富的精神境界，它决不能化约为其他标准的附属物。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介草民，但在精神境界上应该追求一种“知识贵族精神”。
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在门户洞开以后，对这种世俗文化上的欧风美雨缺乏抵抗能力？也许与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关怀有关，一个缺乏终极关怀的文化，一个缺乏宗教感所培育的对自然与神圣事物的敬畏之心的民族，一旦突然被淹没在市场经济之海潮中，往往会丧失对精美知识的感受力。我们这个民族，宗教感上的先天不足，除了把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可以作为精神追求的代替品之外，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知识贵族精神。这里指的知识上的贵族精神，实际上是一种知识审美精神，一种超功利的知识价值观。
虽然，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确实有这样的精神元素，例如，论语中说：“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朝闻道，夕死可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都体现了中国人文传统中的超越功利计较的知识贵族精神。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精神资源对我们后人失去其吸引力？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大课题。也许，在我们民族未来文化复兴的时代，这种传统价值可以成为我们抵挡过度世俗化对我们民族进行精神侵蚀的精神资源之一。这种观念与价值完全不同于把一切知识按市场价值来进行换算的市场拜物教。
当然，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知识上的自得之乐并不是获得人生幸福的唯一条件，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有一种能与外在的资源接通的活源头，否则他的内心资源也会像古井水一样很快枯竭。我想，那个外在的源头就是自我承担的社会责任感。我理解张载的那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个体的生命不满足于个体的自我完善，那种与外部世界绝缘的自我中心会变成无本之木。也许中国文化中正具有这样一种结构性的东西。当你总觉得自己对社会有责任，总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总觉得只有这样，人活着才有意义时，你就会达到真正的充实，尤其中国又处一个历史上大变动的时代，你觉得自己的存在，并非无关紧要，外部世界不能没有你的参与，这样，你就会远离虚无。
问：最后，能否对读者谈一下自己的治学最重要的心得？
答：我觉得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在追求事业的目标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一种自我边缘化的心态。体制内的稀缺资源。如财富，荣誉，地位，权力，高度集中，为了获得这些资源，人们就会不得不受体制的规矩、标准与要求的约束，一个人的精力时间是有限的，如果埋头于追求体制内的资源，结果或许你得到了，你却失去了自由，头发已经白了，自己的东西并没创造出来。年岁已经过了创造的最佳时段。我常常这样想，我们能不能在体制可能提供的各种稀缺资源之外，独立寻找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新的方式。例如，不一定要参加国家评奖，也不一定非要向国家级刊物或核心投稿，同时，也不一定非要申报重大课题。一个学者能不能走了一条体制内的“自我边缘化”的学术路径？我们能不能尝试一下，在不受我们现存的体制提供的各种条件与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做出一番自己的事业来。还是回到我最喜欢的马克思的那句名言上来：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时代允许体制外还存在着自由探索与思考的空间。
其次，还要回到我们谈话开头时我就提到的问题上来，在当下这个充满物欲的时代，培养一种知识上的陶醉感比什么都重要，每次与大学生、研究生第一次谈话，我都要强调这一点。这是一种长期在知识陶冶过程中无形中获得的自得之乐。我现在已经进入这样的境界，那就是看世界上任何事情，无论是读报，听新闻，旅行中与陌生人谈话，都会充满乐趣。这是由于能运用自己的知识学理来对之进行解释、联想，从而产生一种自我实现的乐趣。我现在看电视中任何内容，都会获得一种乐趣。哪怕是“金土地”栏目中的“苹果栽培法”。过去还不是这样。每看到电视中出现的任何镜头，我都会自看自问。头脑中的思维与知识资源始终处于活跃状态，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么有趣，这个世界真奇妙。这个不断积极思考，不断调动自己的知识资源来进行创造性思考，是一种价值的自我实现的欢乐。我甚至设想，如果有一天我不幸关到狱中，只要给我书本，我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也不失为一个幸福的人，因为在书本与知识中遨游，你会忘记一切。你会有一种自得之乐，这种自得之乐是任何外在的环境无法从你内心夺走的。所以可以这样说，思想者是幸福的。
问：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你今后最想做的研究是什么？
答：我是中国古代史出身的学者，走上了政治学研究与现代化史研究的道路，然而，对于中国古代史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依恋。我常常在想，研究通史是一种很高的学术境界。中国应该出现许多种具有个性色彩的通史着作。我也希望有生之年能实现这样一个愿望。
我心目中的理想的中国通史应该是这样的：它不拘泥于细节与事件过程的叙述，而着重于从总体上把握历史演变的大势，并对这种演变的原因与趋势做出解释。例如，它要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其他文明相比，受那些因素影响制约，中国早期国家是怎样产生的，有什么特点，又发生什么变化，从春秋战国时代为什么没有形成七国之间的长期平衡，而是形成大一统专制格局。而在欧洲，却在千百年来一直形成多国互争雄长的多元格局？它还应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安排是如何在应付民族生存困境的过程中，在无数试错过程中一步一步发展演变过程的。
这种历史的着眼点是宏观性，它固然以中国的王朝更迭为叙述的主线，但其间所关注的是历史的大趋势、大原因、大结果、大影响，这类通史与叙事类通史相比，首先，它的功力，不在于厚重，而在于精要，它需要的是不仅是史家的知识广博，更需要史家独特的历史眼光，需要的是一种能从常人熟视的史料中，发现出标识一个时代变化的重要信息，需要对历史的真正悟性、需要章学诚说的那样“有以独断于一心”的真知灼见。
与叙述式的通史相比，首先，这类通史具有相当强的个性化色彩，正如清代大师章学诚在论通史时所指出的那样，史家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十分重要的，只有通过一个学者个人独到的感悟，才能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发现出贯穿于历史信息中的关键的东西，这就是章学诚所说的“必有详人之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忽人之所谨”。这样的学者不会拘泥于别人所习以为常的体例与规矩，这样的学者将会在“微茫杪忽之中，有以独断于一心”。这种个性化的通史，章氏称之为“家学”，以区别于正统的“官学”，历史研究贵在学者对历史的独立的理解，它很难集体创作，正像一首长诗，很难由几个人分段完成一样，它又像是一个独到的哲学体系，是哲学家根据自己对人生经验的体悟而建立的哲学体系，很难由集体合作完成一样。
我们可以把通史分为两类，一类是博学型，另一类是解释型。解释型的通史之所以可贵，还在于其宗旨是对历史的变化提出解释，而这正是思想者的工作，是思想者大有用武之地的领域。在博学型通史那里，从先秦到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只是史实的铺陈与记录，而在解释型通史那里，则要解释其中变动的内在原因与逻辑。而这才是通史的真谛，用章学诚的话来说，“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这里的通，不但指时间顺序上的前后相继的原因与结果，而且还包括，各个地区之间的横向的有机关系。章学诚的这些话，实在很深刻，应该是我们治中国史的学者的座右铭。我深知自己离实现这个目标还相当遥远，谈这些不成熟的想法，也算是给自己施加一点压力。
除此以外，我还想进一步研究以六次政治选择为基础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我想一步一步走出自己路来。正如一位朋友二十多年前就说的话：历史是万古长新的学问。
（本文原载《历史教学》2004年第10、11期，本文发表后经过作者增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