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在《危机中的变革》一书中用了一章的内容来分析清末改革中出现的条件论和危机论之争。清末新政首先实行了预备立宪，而不是像危机论者所主张的那样，从当时的危机情况出发立即实行立宪政治。其目的是不是与培育改革的条件有关？
答：对，但预备立宪的日期，还是在激进派的压力下，不断地压缩，原先是打算用9年的时间预备立宪。但是，即使是9年也不能满足当时人民的愿望。在当时的激进主义者看来，立宪制是一个好制度，只要把这个制度拿过来之后，就能够自然地产生好的效果。打个比喻，立宪只是一件雨衣，穿在洋人身上能避雨，把那个雨衣脱下来穿在自己身上也能避雨。这就是当时人们的看法。
其实，西方的立宪制度是与它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政治体制和它的社会结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是受这些条件支持的，而中国没有这些条件。打个比方说，西方立宪制是附在西方人肌肉上的一层皮，这个皮是与肌肉、骨骼与血液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它才有活力。中国把它直接拿过来使用是行不通的。
所谓条件论，就是要在中国逐渐培育支持立宪制的社会条件。只有这些条件具备了，立宪制度才能真正得以运行。所谓的危机论就是，它是好制度，可以直接产生效果，危机越深，我们就越需要把它拿过来直接使用。这是无条件的。于是，这种主张就变成激进主义了。激进主义思潮在当时影响了绝大多数人，成为主流。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立宪制是不需要条件的。
当然，在一百年之后的今天，大家都认识到立宪制不能是无源之水，但是这个认识过程非常困难，即使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持那个所谓的危机论观点。“六四”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认为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搬过来都是能用的。所以，清末新政时期出现的条件论与危机论之争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实际上牵扯到一个后发展国家，一个屡遭挫折的民族常常难以避免的一种思维定势。危机论的想法实质上是制度决定论的一种表现，是不够冷静的。而条件论呢，则是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它注意到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知道制度与文化应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问：在大家看来，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是一种对腐朽的传统文化进行釜底抽薪的重大举措，必将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重大的正面影响。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答：科举制度已经无法给中国培养适合时代要求的人才，科举制的废除势在必行。但是教育制度的改革一蹴而就，不留缓冲的余地，必然会对当时的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清末民国初年的都市里充满了一大批无法就业，对前途深感失望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处于游离状态的人们，由于社会地位的不稳定，前途的渺茫以及心理的失落感，往往急速地涌入政治场所，纷纷竞争官场，以争取权力、地位和机会。这在清末民初形成了政治参与膨胀的巨大压力。革命的情绪也最容易在这一大批游离态的青年中滋长起来。这必然要对政府的权威和政局稳定产生很坏的影响。
客观地讲，科举制度有它独特的优点。它有一种能够消解挫折感的机制，应试者永远有机会就不会绝望，从而就不会反对现实社会。另外，本来城市与农村是联结在一起的，没有什么大的差异。但从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士绅阶层也消失了。原来农村的士绅阶层，起到保存农村文化生态平衡的作用。他们办私塾，作为农村利益的代言人与官府谈判，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村的利益。此外新式学堂都建在城市里，农村的文化精英就被城市吸走了。农村开始了一个智力、文化枯竭的过程，一个文化生态不断退化的过程。再加上建国以来由于城乡剪刀差，严密的户口制度，城乡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可以说，从农村精英人才单向地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从1905年开始，到今天已经整整一百年了。这种恶性循环至今还在加剧。这里的经验教训十分值得注意。
问：您曾经指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两极对峙的现象，二者不断斗争，从而造成了一种震荡和政府权威资源的丧失，导致改革的失败。促成两极对峙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能形成两极对峙与震荡呢？中国传统文化主导价值体系的综合反应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是向外辐射、传播自己的文化，从而形成了一种“阳光文化”的文化心态和思维定势。因而，在面临异质文化的挑战时，它就会体现出一种顽固的文化惰性。
另外，中国官学化的儒家意识形态身兼掌管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双重功能，结果走向了宗教化、信仰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政治精英总是把他们心中的“圣学”看作是超越时空、垂宪万世的大经大法。他们面对西方文化信息的冲击时，总是无动于衷。我在《儒家文化的困境》当中举了一个例子，19世纪90年代甲午战争的时候，梁启超跑遍了整个北京城也没有找到一张世界地图。这不就是一个很好证明吗？
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僵滞性导致社会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必然激发一种病急乱投医的激进主义思潮。而激进主义造成的动荡，或者对现实、对传统、对政治文化秩序的冲击，会激起非理性的保守主义反向运动。这种反向运动，又使中国陷入了进一步的危机。反过来又引起另一波的激进主义与之对峙。这样就会造成两极震荡，这种保守与激进的两极震荡实际上是一种极端保守、僵化的文化的因果报应。一部清朝的改革史实际上就可以看作是由于僵化保守的文化难以适应现代化的挑战，而引起的政治力量两极化并不断冲突振荡的过程。只是到了邓小平改革时代，中国才摆脱了两极震荡，回到了稳健、务实的改革中来。中国人等这一天等了一百年。
自我边缘化：学者在市场化中的安身之道
问：如何看待人文学者在社会上的作用？《文摘》杂志上有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说，人类的知识有强势与弱势的知识两种，弱势的知识是指那些在社会上没有实际用处的知识，在社会上因此也难以找到好的工作，如果一个人不幸以人文学科这样的弱势知识学科为职业，那就等于慢性自杀。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答：由于美国是最发达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人们不自觉地把现代化过程看作是美国文化看齐的过程，对这种充满商业气味的议论往往丧失了必要的警惕。这种把有用知识说成的强势知识，把市场社会中“无用”的知识说成的弱势知识的说法，使我想起了托克维勒当年在《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世俗文化的深刻批评。一个世纪以后回顾他的批评，看来仍然有现实意义。托克维勒说美国文化中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多数人的“暴政”，一个是物质主义的暴政。
按托克维尔的说法申引出去，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市场化的文化的特点是，世俗社会中的多数人的文化口胃永远是低于精英水平的。多数人的审美情趣，在市场导向下必然成为电视制作人选题的标准。现在的所谓“四大俗”说到底就是这种“多数人的暴政”与“物质主义暴政”相结合的表现。在这种商品化的文化气氛中，任何精英思想、理想主义都会在金钱主义霸权下受到排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人类永远沿着这种商品化历史潮流发展下去，人们的文化品味无疑会变得越来越低俗。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人类会变成一个越来越像经济动物的物种，难道就是人类文化的前景写照？如果以市场导向作为评价人类知识是强势弱势的标准，那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屈原不早就被扫入垃圾中了，难道你们同意这是事实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话始终是我生活中的座右铭，他说“一个人真正的生活是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