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市场交易，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有计划。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强制的程度。市场经济中，人们可以作出各种自由的选择。计划经济中，个人自由权利将受到限制。自由主义思想就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事实上，中国文化往往缺少自由思想。秦国的商鞅变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推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这2000年以来，中国的王朝基本上都是重农抑商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所以抑商的政策对市场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受到重农抑商、禁海令以及文化的影响，明清时期的中国失去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防范夷商规条》规定外商只许春夏秋三季贸易，冬日不许贸易，亦不许滞留陆上，只许在澳门过冬。中国人不许和外商随意交易，只许十三家商行与外商易货，这十三家商行与外商均不许使用汉人差役，不许外商雇人探听中国市场消息，外商居住处全有中国官员监督弹压。尽管雍正七年（1729年）恢复打开闽粤海禁，更进一步打开了浙江海禁，但总体来说还是闭关政策。14世纪，西方开始了文艺复兴，中国却开始施行闭关政策。从此，中国孤立于这个世界。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这是提供交换的基础。
宗法制度是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存在等级的特点。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非常看重等级制度。市场经济却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产生的是一种商业文明。这种交易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双方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从而发生契约关系。我国传统的等级制度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阻碍，甚至对市场经济是一种抹杀。
受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2000年以来，中国商人的地位并不高。舍利取义是中国文化一直都提倡的，但是商人把利看得很重，所以商人就受到这种文化的排斥。现在，人们仍然用一种舍利取义的道德标准要求商人。其实，重农抑商政策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当时人们看不到商业活动创造的价值。历史上有很多王朝都对商人进行过打击。西汉时期，均输法、平准法的实施，本质就是打击商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与民争利。
中国的传统社会一直都是家长制。市场经济强调平等，人们可以作出自由选择。一个家长制的家庭，各个成员必须服从家长的指令，根本没有平等的机会讨价还价。我们经常看到一种现象，父母对孩子说，不准和他谈条件，必须乖乖听他的话。市场经济应抛弃服从，而去谈条件。双方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从而可以自由地讨价还价。
可以说，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制度。事实上，市场经济的道路非常曲折。政府的过度掌控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很大的破坏，这点我们是经常看到的。限购令的推行，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废除货币的功能，这对市场经济是一种伤害。可以说，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在关键时刻就会使市场经济产生动摇。
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坚持一种逻辑，就是要相信市场。市场就是人们发生交易的一个场所，要是没有这个场所，人们很多交易活动就无法实现。干预市场，就等于破坏这个场所。
市场经济需要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所以保障个人自由和私有产权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分配需要通过市场解决，而不是行政命令。同时，非法牟利的社会团伙对市场经济的破坏也很大，他们通过暴力手段去垄断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政府打击非法牟利的社会团伙。如果无法保护私有产权，这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人们从交易之中形成一套规范的道德。西方社会的契约精神，就是从商业活动中形成的。人们彼此做交易，必须讲信用，从而就形成契约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素质也会不断地得到提高。
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还很长，这需要我们作出努力。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把自由度作为一个标准。成功的改革，就是市场交易主体将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利。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富强的中国。
市场经济能否避免战争？
1840年，英国向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英殖民主义强行向中国倾销、走私鸦片引起的，所以历史上叫作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是英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造成这次战争，清政府也有很大的责任。
一直以来，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同时对其他国家深刻蔑视。当年，马嘎尔尼使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和中国政府签订商约，清政府却以为英国人是来进贡的，所以怎么也谈不到商约的事情上。等到英国人和拿破仑的战争结束后，他们又向中国派出一个使团，也就是1816年的那次。可惜的是，商议通商的事情还是没有成功。
我们都知道，明清时期有禁海令。明清初期，朱元璋强令禁海的直接原因是当时沿海地区出现的倭乱，但是这却间接造成了中国走向开放。这个时期的世界是走向开放的，各国的联系也开始密切起来。但明清后期，清政府却自我封闭起来。
当时，清政府对外贸是有严格管制的。所有外贸都必须在广州这个城市进行，其他城市都是不开放的。当然，在广州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和外国人做生意的。这种外贸经营权是垄断的，归属于官府指定的“十三行”。那时，世界首富就在中国，也就是“十三行”的商人。这个“十三行”可以让很多外国商人蒙受任意的税收、非法的勒索等损失。
“十三行”的垄断对中英贸易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当时，清政府的贸易处于顺差，所以大量白银流进中国。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内发生通胀，物价暴涨，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成本提高。由于处于贸易顺差，产品都卖到国外，所以把纯购买力留在国内。同时，清政府官员并没有汇率知识，不知道通过调整汇率可以避免长期的顺差。
英国人也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贸易局面，于是英国人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所以英国人通过对中国输入鸦片的方式，来扭转对中国贸易的逆差。就这样，清政府下令禁烟。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清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于1839年3月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运动，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晓谕外商呈交鸦片。同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2万余箱（袋）（200多万斤）鸦片。
中国的禁烟措施，遭到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英国商人就向英国政府提议，要攻打清政府。开始时，英国政府并不同意这个建议。他们始终认为，要是为了鸦片而去战争，道义上说不过去，名声也不好。可是这些商人要求英国政府给他们出气，结果英国政府就打着“为了自由贸易而战”的口号与中国发生了战争。
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方赔款2100万两白银。同时，也导致“十三行”破产。《南京条约》中规定，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开放五口对外通商。这个条约打破了“十三行”的特权，并且给它画上了句号。
可以说，当时中国人一点儿市场理念都没有，自然就没有平等的观念。中国没有承认英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所以当时英国的各种平等要求都让当时的中国皇帝和士大夫不能接受。要是清政府能够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对待英国，提倡自由贸易，这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这个世界要想走向和平，市场的力量是非常关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市场经济可以避免鸦片战争，只是清政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从这个层面来看，鸦片战争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自由市场会对道德产生破坏吗？
市场经济制度是截至目前人类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很多人都同意这种观点。有不少人认为，市场经济也让道德沦丧。给人们的感觉就是，自由市场和道德是水火不容的。因此，有些人主张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从而维护道德的底线。
事实上，自由市场并没有对道德造成破坏。在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出现过很多道德问题。这就引起人们对市场经济的反思，甚至怀疑这种制度有很大缺陷。比如“瘦肉精”事件，正好用于人们举证市场经济的道德缺陷。因此，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似乎都是对道德的破坏。
改革30多年以来，给很多人的感觉就是，人们道德水准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之前，假冒伪劣产品、诈骗事件等还比较少。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一些负面的东西也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中。人们也不像以前那样老实了，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信任危机。因此，就有人得出结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人们道德水准下降，必须加强对自由市场的管理。
不可否认，人们道德水准下降，确实和市场经济有关系。然而市场经济并不是道德水准下降的充要条件，而是市场经济导致人口流动，从而让人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造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的责任就是赚钱，但不是人们追“利”而让道德水准下降，而是生活环境变化了，于是魔鬼的一面就出现了。人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阳光照耀处，往往显示天使的一面；黑暗之处，往往显示魔鬼的一面。
市场经济建立之后，人口流动起来。人们离开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环境里生活。这个时候，人们就不容易控制魔鬼的一面。因此，并不是农村人道德比城市人要高，而是农村人处于熟人社会里，所以很多东西都要自律一些。一个小村庄一般就是上千人或者几百人，大家都彼此认识，并且要在这个地方生活一辈子。要是欺骗别人，大家很快都知道了，那么以后就很难混下去。要是在大城市生活，情况就不同了。反正有大把人可以欺骗，并且也不会担心混不下去。
市场经济有一套制度，可以对私有产权进行有效的保护。自由市场并非就是乱来，而是以参与者遵守市场规则作为前提，从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市场是人们交易的平台。要知道，交易有别于奴役。既然是交易，就是自愿交换，那就不是强加给别人的。对于交易双方来说，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是有强加给对方的行为，人家就不选择和你做交易。交易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是要延续这种好处，就必须要求大家都讲究契约精神。欺骗行为是不能长久的，这一点对于商人来说，有很深刻的体会。
商业之道需要讲究契约精神，我们却看到一些商人逆道而行。矿主们的道德水准不高，甚至不顾矿工们的安全，这些都让人们对放任的自由市场产生一种担忧。很多时候，他们要求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其实造成矿主们道德问题的，并不是自由市场，而是政府。矿山开采必须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这个许可证往往是有年限的。原本需要20年才能开采完毕的矿山，政府只给5~10年的开采权。同时，采矿权还可能随时被强行收回去。在这种情况下，矿主们的行为必然趋向短期化。举例来说，如果一个男人预期一个女人会和他生活一辈子，可能他就会对这个女人非常好；要是他预期这个女人很快就会投入别人的怀抱里，他就不会对这个女人那么好了。因此，博能集团副总裁徐昌生说：“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道德的产生来自于对未来利益的预期，倘使一个人对未来的利益没有信心，短期行为必定相伴相生。”（引自《含泪恳求放弃宏观调控》）
可以说，很多道德问题并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导致人们面对不确定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就变得短期化。一个人过分关注目前的利益，道德上就很难做到自律。正如徐昌生所说的：“在政府权力一手遮天、至高无上的背景下，矿主们投资矿山其实就是一场前途未卜、命悬一线的生死赌博，最安全便捷的做法就是‘嫌贫爱富’，这样才能赶在政府变脸之前收回全部投资。表面上看矿产浪费是矿主们缺乏节约意识，而根本的缘由却是地方政府在随意践踏矿山产权。”（引自《含泪恳求放弃宏观调控》）
如果政府能够尊重市场，归还人们一个自由市场，那么人们的道德水准将会得到提升。以我曾经生活过的一个小镇为例，那些做买卖的商人，他们的修养普遍比10多年前提高很多了。他们在服务态度方面，也比10多年前好得多。有一位商人是这样说的：“市场经济竞争激烈，不得不改进服务态度。”
保护自由市场，保护私有产权，才能给商人一个确定性的未来，这样他在道德问题上就越谨慎。因此，自由市场有利于道德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