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是什么东西？
所谓的市场就是物品或服务交换的地方。要知道，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对市场依赖程度是非常低的。市场的形成，必须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需要种粮食，同时也要织衣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满足自身需要之外，人们还有剩余的东西。这些剩余的东西就可以拿出交换，换回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交换先从熟人之间开始，慢慢地扩展到陌生人之间。
如果没有交换，生产率提高的用处不大。道理很简单，如果生产出来的粮食没有拿出去交换，多余的粮食就没有什么效用。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永远是存在的，所以交换可以增加产品的效用。市场的存在，让人们自由选择交换，从而获取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交换并不一定需要市场。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说：“在中国旧礼教的社会中，农业为主，专业生产没有今天那样重要。一家之内，父亲或某长者决定成员的物品分配。专业生产是有的：农植的农植，织布的织布，家务的家务，产品由长者分配，是一种交换形式。然而，在这种旧家庭内，分配的准则不单是按每个成员的边际产值，而是边际产值加上不同辈分的权利划分。要维护一个家庭的权利结构，礼教划定长子比次子有较大的权利，男重于女，老婆胜妾侍等等。过年过节，拜祖先分猪肉的排列礼节是辈分划分的通告。不管是好是坏，这样的家庭存在了几千年。一家之内有交换，但没有市场。家与家之间是有市场的，但对人民生活的决定性远不如今天那样重要。”
如果离开了家庭内的专业生产而交换，那么是否一定需要市场？张五常的看法就是不一定需要市场。他在《经济解释》中说：“回顾三四十年前的中国，其结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家庭。毛主席是一家之长，干部有等级权利划分，人民由中央或地区政府分派专业工作，其所获的分配由政府按等级权利及其他准则决定。原则上，这些准则可以与市场的准则（私有产权与边际产值）有同样的效率，甚或胜之。政府分派专业与分配产品也是一种交换，在原则上其效果可以与市场的相同。我说过了，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的话，有没有产权制度没有关系，有没有市场也没有关系。”
那么市场的作用是什么？市场的作用无非就是降低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人们需要什么东西，这个信息要传达出去，但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传播？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说：“市场的讯息运作，主要是靠市价传达的。我出价购买一件物品，无论怎样微不足道，总会微不足道地影响了市价。这是因为若有足够的人像我那样做，该物品的市价就会上升了。”“好些年前，海耶克（F.Hayek，1899-1992）与佛利民（M.Friedman，1912-2006）②就在上述的重点上发挥，指出市价的讯息传达对资源使用的效能。一个人要专业生产什么，他的比较成本优势何在，他的兴趣在哪方面，有市场他就会看市价来作决定了。我们的社会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每个人的所知与其他人都不一样，但每个人看市价作决定，购入或沽出，或选择专业，所有的人的所知就会集中在一起，协助市场的运作。”
市场承担着交易的职能，这点亚当·斯密说得很好。他认为：“给我那我需要的，你就可以获得这你需要的，是每项交易的意思。”当然，社会资源的交换，市场并非是唯一方式。计划经济同样承担着交换职能，但是这种交换方式和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市场经济所发生的一切，都以人们的自由选择作为基础，没有强制力量执行。计划经济是通过命令方式，让产品发生交换，并非个人主观愿望的选择。企业和个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并没有自主权，仅仅是服从一种指令。企业选择生产鞋子，并不是市场传达了对鞋子需求的信号，从而让企业作出这个决定，而是一种权力命令企业必须这样做。要是市场对鞋子没有需求，生产出来的鞋子就是废物，没有任何价值。计划经济一样生产很多产品，但是如果没有真正满足人们的需求，就没有真正实现价值。
人类社会的繁荣取决于市场是否有效运作，这就是市场的神奇之处。里德的《铅笔的故事》就是对市场的神奇运作而进行的阐述。弗里德曼在概括这个故事时说：“成千上万的人卷入了生产铅笔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想要一支铅笔而去干自己的活儿的，他们中有些人从来没有见过铅笔，也从来不管铅笔是干什么用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仅仅看作是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一种办法，而我们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则是为了获得我们要用的铅笔。每次我们到商店购买一支铅笔，都是用我们的一丁点儿劳务，来换取投入到铅笔生产过程中的成千上万人中的每个人提供的极小量的一些劳务。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铅笔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没有一个人坐在一个中央办公机构对这成千上万的人发布命令。也没有军警来执行这些无人发布的命令，这些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讲着不同的语言，信奉着不同的宗教，甚至可能彼此憎恶--然而，所有这些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合作生产一支铅笔。这是如何发生的？亚当·斯密在两百年前就给了我们答案。”
当然，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并不为零，市场上的信息是有价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流通存在困难，有人想买苹果却买不到，有人想卖苹果却卖不出。要是两者信息能够流通，那么想买苹果的人就可以从想卖苹果的人那里获得交换，从而解决生产出来的东西无法卖出去的难题。当然，信息永远都不是对称的，所以人们就看到了市场的困境。可以说，市场并不是完美的，但是并非需要进行干预。干预经济学的理由就是市场并不完美，所以需要干预来解决这个缺陷。实际上，频频的干预只能破坏市场机制，把问题搞得更加糟糕。
因此，我们对市场的认识，必须有一个正确的逻辑。《铅笔的故事》是经典之作，被人们认为“富有想象力，朴素而意味深长，洋溢着对自由的热爱”。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因此，热爱市场，就从热爱自由主义开始。
市场经济的逻辑是什么？
很多人都说爱情是人类最伟大的感情，恋爱却有这样的逻辑：如果希望自己能够在恋爱中得到幸福，首先要使对方幸福。如果你无法使对方幸福，你是不可能幸福的。其实，这就是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市场的逻辑。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说道：“我们所期盼的晚餐并不是靠博得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的同情心而来的，而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利益追求而来。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不是诉诸他们的同情心，而是希望他们自爱（Self-love），也不是诉诸我们的处境，而是诉诸他们的利益。”这就是告诉我们，要保证自己的幸福，就必须使对方幸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自己创造出来的产品无法满足别人的需要，就无法保证自己价值的实现。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发自商鞅，极盛于秦始皇，而完成于汉武。就这样，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便延续了下来。可是这种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逐渐运行不下去了。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制度成本太高了。
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这种传统制度被迫转型。晚清的经济变革并没有让中国成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发生变革，从而开始了市场经济之旅。尽管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离奥地利学派认为的市场经济还很遥远。其实，中国要真正走完市场经济的道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人类的历史，大致从旧石器时代开始至今大约250万年。整个人类进步都非常缓慢，最近这几百年的进步却是非常快的。这是因为市场的力量起了作用，从而改变了整个人类的进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分工的观点，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但是社会分工是有前提的，就是需要市场规模。自给自足的经济，很难产生社会分工。要实现专业化的生产，必须存在市场。市场规模程度决定分工程度，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
资源分配方式有很多种，不同分配形式产生的竞争规则是不同的。中国古代有很多战争，都是为了抢东西。尽管抢东西不用钱去买，看起来成本很低，可战争是有成本的，这个代价是非常高的。同时，战争导致生产无法进行，消耗大量社会资源。明朝时，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劫掠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到了1542年，这个北方民族在多次劫掠得手以后，却要遣使者到大同向明朝政府表示，说以后不想抢了，希望明朝政府能够开放边境贸易，实行“互市”。他们的观点就是，首先是可抢的资财越来越少，其次是抢东西本身也有成本。权衡起来，还不如双方互市来得合算。可惜这个建议并没有立即被当时的明朝皇帝接受。
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和平就越能得到保障。事实上，人类的很多争端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市场解决的。市场可以避免很多暴力，从而节约很多成本。很多问题，甚至一些悲剧的出现，都是人类破坏市场的结果。2011年云南盈江“3·10”地震死亡25人，其中有11人是被倒下的空心砖砸死的。对此，盈江县政府有关部门表示，正考虑在全县范围内禁止使用空心砖建房。之前，很多地方政府都打击实心砖的使用，积极推广空心砖。可以说，这次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和政府破坏市场有关。
产品是否好，并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可是政府喜欢频频干预市场，进行各种价格管制，从而让市场失去活力。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这就是自由经济的结果。市场经济是目前为止人类最好的经济制度安排，对人类智慧创造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市场制度的产生，极大程度地降低了分配资源的成本。唐朝建立不久，李世民和皇太子李建成之间为争夺皇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公元626年，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流血政变中，李世民杀死了自己的长兄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得立为新任皇太子，并继承皇位，是为唐太宗，年号贞观。要是皇位竞争规则是拍卖方式，那么这场流血事件就可以避免。当然，西方民主竞选制度，正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要买到火车的卧铺票，并不是有钱就可以，而是需要身份的等级。市场经济就打破了这种不平等的制度，最大化地实现了人类的平等。
政治总是和斗争联系在一起，市场总是和交换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的力量越强大，斗争的可能性就越小。假设现在有一辆宝马轿车，谁能够拥有它？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谁出价高，谁就可以拥有。可是皇位不能通过市场交换，所以必然存在激烈的斗争。如果是长兄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把李世民杀死，那么李建成和李元吉必然还存在斗争。当时，李建成同意在自己继承皇位以后，封李元吉为“太弟”，就是任命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尽管这是他们之间的协议，但是一旦成功之后，他们之间必然产生矛盾。毕竟，他们不能通过市场方式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