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六十三回有“寿怡群芳开夜宴”，依据本回的具体描写，应当可以画出一张“怡红群芳夜宴席次图”。可是，这张图确实不好画，难倒了众多红学研究者。那么——如何画¨恰红群芳夜宴席次图”？
虽然《红楼梦》对参加怡红院夜宴的人数，酒令点数的算法，以及座次的排列都有具体的描写，但是，要真正画出这张“怡红群芳夜宴席次图”，却并非易事。因为，《红楼梦》作者在这里实际上给后人留下的是一道难解的“趣味数学题”。
这道“趣味数学题”自《红楼梦》问世后，红学家们就试图解开它。但是，程伟元、高鹗未能识破它的奥秘，近现代的红学家们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这是一个涉及到版本、民俗和对于作者艺术构思诸方面认识的一个学术问题，所以至今尚无定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如下。
其一，俞平伯模拟的《怡红夜宴图》。俞平伯是《红楼梦》研究史上对“夜宴图”花了大力气去进行研究的受人尊敬的著名学者、红学家。他从早年就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却一直迟迟未下结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七年，他在经过约十二年的精心考证后，才敢立论，在一九四八年发表了《“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后收入《红楼梦研究》），提出了如下的席次图：
俞平伯所提出的这个《怡红夜宴图》，所据的版本是程高本，他判定参加夜宴的总人数是十六人，计算点数的方法需要连本人在内，旋转方向只能是反时针。
俞平伯的这个席次图由于选用的版本不理想等原因，虽然他对此研究有所建树，却并未得到圆满的结论。因为，依上图排列数点，仍有两处矛盾——必须将湘云至麝月由九点改为十点，麝月至香菱由十点改为十八点，方能全合。
其二，周绍良模拟的《怡红夜宴图》。
一九八。年，北京红学家周绍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四辑上发表 了《红楼梦枝谭》一文，也专门讨论了“夜宴图”，他画出了如下的一个席次图：
周绍良的研究与俞平伯一样，所据的版本仍是程高本，但他的研究结论除旋转方向仍是反时针外，其他却诸多不同，他判定参加夜宴的总人数不是十六人而是十七人，多出了一个“翠墨”；其计算点数的方法不包括本人；座次位置亦完全不同。
周绍良的研究工作虽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但由于仍然是使用程高本去进行研究，所以其结果仍然存在缺陷——依上图排列数点，亦不能全符，必须将麝月至香菱所掷点数由十点改为十八点，才能相符。
其三，邓云乡对俞、周观点的辨析。
1984年，山西出版社出版了上海红学家邓云乡的专著《红楼梦识小录》。他开辟专章，撰写了《怡红夜宴图辨》的争论文章，仔细比较了俞、周的“两个图、两个说”，他明显支持俞平伯的观点，不同意周绍良的意见。他的精辟之处在于：果断判定总人数是十六人，翠墨肯定没有参加夜宴，计数方法应包括掷骰者本人。遗憾的是，他也没有去怀疑一下所选版本的可靠性，或从数学的角度再追踪一步，因而仍未得出完全正确的结论。
其四，彭昆仑模拟的《怡红夜宴图》。
彭昆仑运用电子计算机对“怡红夜宴”的席次图进行研究，于一九八六年在《红楼梦学刊》第三期上发表《还“怡红夜宴图”的本来面目》一文，并作出了如下的图示：
彭昆仑对这个问题研究所依据的版本为一九八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校本，判定参加夜宴总人数为十六人，计算点数的方法连本人在内。依这个席次图，排列旋转、酒令点数和《红楼梦》的描写完全相合，没有矛盾。因此，彭昆仑的研究对“怡红夜宴”这个疑案所得出的“参加夜宴的总人数为十六人，酒令总数是一九八二年新版的最符合曹雪芹原作面貌”的结论就是比较正确的阐释。诚如他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夜宴图”的实质问题就是版本问题。
其五，周雷对“怡红夜宴图”的最后研究。
一九八三年，中央电视台拟拍摄《红楼梦》电视剧，邀请著名红学家周雷写剧本。周雷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怡红夜宴图”这个难题。周雷想，如果夜宴的座位次序安排得不对，导演在拍这场戏时就无法调度，非乱套不可。他决心知难而上，解决这个难题。他查考了各种版本的《红楼梦》，重新排比计算，终于弄了个水落石出。他于一九八七年在《中国电视报》上发表《红楼漫话》，在其中第三十二个问题中详细介绍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过程及研究成果。并认为，以前的研究“问题出在版本的异文上，脂评本和程高本都有讹夺之处，俞、周两位先生根据错误的文字，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周雷在详细考证的基础上，首先编排出一个《大观园群芳掷骰子顺序点》。
周雷说，根据上列表中的正确点数，可以画出一张精确的《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座席次序图》（总人数为十六人）：
周雷认为，按照这份图表，自晴雯至麝月，任何一次掷出的点数，从掷骰者本人算起，按反时针方向往下手推算，都与《红楼梦》中描写的情节完全吻合。压根儿就不必像俞平伯那样怀疑湘云掷的“九点”是“十点之误”，又疑“麝月十点至香菱”的“十”下都脱一“八”字；也无须像周绍良那样，硬把翠墨拉到怡红院的炕上来凑数，结果还是凑不齐。
“怡红夜宴图”的研究过程是很有意义的，它绝不是研究者“闲极无聊”而对“一个无关紧要的毫无价值的小问题”去繁琐考证，死钻牛角尖。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红楼梦》的版本学、民俗学和对《红楼梦》作者的艺术构思的认识等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的价值，显然不只是问题的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是研究《红楼梦》版本演变的“窗口”，也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研究的“试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