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易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意思是说，君子有才能但不使用，而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因为很多事情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都非常好时，才能真正成功。
很多时候，即便身怀绝技异才，也不要轻易显露，甚至要把自己的才能藏起来，才能真正把事情办成。曾国藩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的一生做任何事情都相当谨慎和稳慎，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是不会轻易出手的。因为那样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影响。
咸丰三年，曾国藩初建湘军时，他很有野心，根本没想过只是带一些乡兵团勇，只限于保卫乡梓，就想为国为家练出一支强大的劲旅。
所以，初到衡州，他就招募了一万多人。他把自己练勇万人的情况告诉了自己信任的老乡江忠源。这将是自己一招制胜、一雪长沙之辱的本钱。但江忠源并不知道曾国藩“藏器于身”的本意，为了向皇上说明剿灭太平军大有希望，不知深浅地立即向清廷据实上奏，以证明还有比绿营更可靠的军队，结果湘军刚刚练成，船炮未齐，兵马未全，就被皇帝多次下旨，征调出征。
这个时候，正是湘军最脆弱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极有可能全军覆没，所有心血毁灭殆尽，绝不可轻举妄动。曾国藩不得不冒着丢官甚至丢命的危险，三次抗旨，不肯成行。结果江忠源守庐州只等到一千新勇援救，在太平军强攻下兵败自杀。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也因曾国藩未及时救援而战死沙场。
也许从私人情感上来说，曾国藩此举过于绝情，但如果从后面的湘军的发展和剿灭太平军的功绩来说，曾国藩当时抗旨不遵无疑是对的。当时湘勇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以这初初练成之一万多人与当时太平天国的百万雄师相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湘军必然全军覆没。
这不仅于曾国藩不利，于湘军不利，更于朝廷不利，于国家不利。因为如果这支军队也被太平军灭亡的话，那么太平军势必长驱直入，直捣京城，那么国破家亡，也就在所难免。与其最终导致那样不可收拾的局面，倒不如先稳住这支军队，保护这颗火种，待时机成熟，再行出师，打退顽敌。
俗话说，“聪明外露者德浅，词华太盛者福薄”，这件事之后，曾国藩更加谨慎小心，更加深藏不露，从不轻易泄露自己的任何想法和计划，因而让很多人觉得他城府太深，高深莫测，甚至有很多人极不喜欢他的这种性格。
像左宗棠，原本就是个锋芒毕露、爽烈非常的人，所以与曾国藩这般城府深藏的人，总是格格不入。但事实证明，恰恰是曾国藩这种有城府、有机心、稳慎小心、深藏不露、藏器于身的人，更容易成就大事，更容易避开险难，平稳越过所有的险滩和急流。
所谓“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就是要学会审时度势，学会衡量自己的力量，如果时机不对，就要学会藏器，找准时机再出手，才能有最多的胜算。如果自不量力，蛮干妄行，必然会招致厄难，让自己陷入险境，这是一向稳慎的曾国藩所不能允许的。
所以，他做事一向以稳为主，锋芒少而犹豫多，以至于被周腾虎和李鸿章说成“懦缓”。周腾虎说曾国藩“懦缓不及事”。
有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曾国藩病在“懦缓”，即胆子小、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曾国藩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这个毛病，他说“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懦缓”。他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说“余亦深以舒缓自愧”，“驽缓多病，百无一成”。这其实是很多儒士的通病，他们就喜欢办事厚积薄发，后发制人，反对激进，崇尚稳慎。
曾国藩用兵，就以稳慎为重，极力反对“浪战”，也就是轻率作战，不审时度势，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管大小，不知敌我不明情势，见仗就打，就是浪战。唐代杜牧在《罪言》里说：“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这也是他的经验总结。
湖口之役中，曾国藩部轻率冒进，水师轻便战船孤军深入鄱阳湖，与江内大船相分离。石达开命令将湖口牢牢关锁，使湘军水师内外的联系中断，继而用小划船围攻大船，使湘军大败，曾国藩座船被围攻，他身边的几个幕僚被杀，幸好罗泽南来救，才匆忙逃至罗泽南营中避难，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家书、奏章等文案全被缴获。这一战，兵亡将溃，水师尽覆，座船被俘，船没粮失，损失惨重，对曾国藩的触动极大。此战之后，曾国藩尤其反对浪战。
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因为这种“浪战”，根本就没有把握。曾国藩指出：“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而且不管是输是赢，浪战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士卒不仅会因浪战而疲困，而且小战打得太多，拖得兵卒俱疲，影响全军的斗志。与其天天小战，不如坚而守之，蓄积斗志，看准时机出战，才可一战而胜。所以，他要求兵卒养足精力，看准时机，待机而动，才能胜利。
这其实也是一种“藏器”。打仗是个很要小心谨慎的事情，不能马马虎虎，不能随随便便，而是要慎之又慎。必须事先要有充分的准备，周密的计划，全局考虑，知己知彼，没有把握仗绝不打。只有准备充分后全力进攻，才能一鼓作气，全胜而归。即便是情势不利，也不能随便撤退，而是要努力坚持，才能获得胜利。
一个人的锋芒往往被认为是才干显露在外，有才干固然是好事，是获取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之中，只有显露出才干才能引起别人的关注，但若时时处处都要显露就会伤人。
因此，露才一定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否则只能招致妒忌和打击，最终导致自己做人做事处处遇碍。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曾国藩能够获得成功也正是因为他深谙藏锋之理。
2.困境中须藏锋蓄志，敛芒静守
锋芒本意是指刀或剑的尖端，总是最先被别人发现，也最先触到别人。这很像一个人身上的才华，总是最显眼、最招人眼球，要是展示得好，就能像沙粒中的金子，让人一眼就看到你身上的闪耀；但要是过分展示，那么就极易招来嫉妒、愤恨，引来迫害，因此显示自己的锋芒时应该小心谨慎，有时应该将其收敛在剑鞘里。
特别是在困境之中，藏锋敛芒就更为重要。因为身处困境之时，只有藏锋才能蓄志，敛芒才能静守，才能平安度过危难。如果明知险难重重，无以摆脱，还要锋芒毕露，那很可能把自己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所以，真正聪明的人，更应当藏锋蓄志，敛芒静守，才能自保。
对于那些心有大志、偶入困境的人来说，在困境中藏锋敛芒，不仅是为求自保，更是为了蓄志，为了摆脱困境，为了留住自身，以图再起。比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装疯卖傻，甚至为吴王“尝粪”，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隐藏至深，不露丝毫，才终于有了后来的越国复兴。所以，身处困境，就要学会藏锋敛芒，先求自保，再求奋进。
困境，为人生一种际遇。易经曰：“潜龙勿用。”意思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身处不利的处境时，就应当藏锋显拙，敛芒隐忍，以待时机。曾国藩比谁都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身处困境中的他，非常懂得藏锋蓄志，敛芒自守。
在江西的困顿非常中，曾国藩以父丧为由，逃回家中，在四面楚歌、纠结徘徊的困境之中，在酷热难当的荷叶塘家中，曾国藩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更对自己的言行进行了深入的反省。以前的种种经历不断缠绕在他心头，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过电影。渐渐地，曾国藩开始想通了，开悟了。
他想到，以前在官场之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除了别人的私心，更多的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脾气过于刚直，态度过于强硬，做事过于认真之故。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一直到出山办团练后，他的这种刚直性格还没有改掉多少。在长沙，他大刀阔斧地成立了“审案局”，一味以刚直办事，凡有罪之人，不论是谁也绝不讲半分情面，甚至不惜越权处事，到处抓人，严刑峻法，抓到就严厉惩处，不仅使普通老百姓大为不满，送他一个“曾剃头”的恶名，也使长沙当地官绅相当不满，以至于处处挤对他、排挤他，处处给他小鞋穿，以至于他最终都没法在长沙待下去，只能愤走衡州。
在江西几年，也是因为过分刚直，不懂得藏锋敛芒，而是锋芒毕露，以至于人缘关系相当艰难，到处都有人使绊子，举步维艰，梦魂皆惊。
当他翻阅旧日信稿，读到当日武昌告急时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一封信时，这种观念更加清晰。当时写这封信时，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自己理直气壮，但此刻读来，却发现字字如锥如芒。信中称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不待智者而知也”，不仅没有一点商量的口气，而且还略带嘲讽之意。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募练水师，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态度，“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曾国藩的自称）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仍是一副舍我其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态度，这样的信件，寄给自己的上级，巡抚骆秉章，又怎么能怪人家巡抚批评指责、不加帮助呢？
当时骆秉章回信批评他刚愎自用，说他：“行事犹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引身而退。”当时听了这话他不以为然，今天想来，才发现确实说到了自己的痛处。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承认说：“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唯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恨何及。”
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又何尝不是如此？时时居高临下，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国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都待不了多久就返乡了。设身处地，推己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当然也会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骂来对待自己。
经过反复自省，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一切的不顺利、一切的困境、一切的险难，大部分是因为自己的锋芒而起的呀！于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抛开了一切的政务，甚至连湘军的事也不再过问，并且坚守在荷叶塘，哪里都不去，一心一意研究黄老学说，潜心反思自己前半生的对与错、进与退、得与失、刚与直、方与圆，终于大彻大悟！
困守在荷叶塘的这一年多，被曾国藩称为“大悔大悟”之年，大悔大悟之后的结果是大改大变。之后的曾国藩为人处世不再锋芒毕露，而是变得圆融、通达，可亲可爱起来。
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确实不同了。再出山后的曾国藩变了，变得大家都几乎不认识了。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圆柔多了，不管对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似以前的咄咄逼人、刚烈直接。
以前他做事直来直去，不太讲求虚文俗套。现在则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咸丰八年正月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与人相处，不能过于拙直：“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
出山后他不仅大小官吏一一拜到，还专程青衣小帽独自登门拜访曾因他归家守制而大骂他的左宗棠，并谦恭地向左宗棠求字示好。在出征前特地向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语气谦恭。
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则不管什么样的虚模假式他也照样走一遍，对那些他以前根本看不惯的官场丑行，他也设身处地从别人的角度来理解和体谅他们，一改以前的“直陈”和“痛批”，而以包容和理解为主。总之他开始“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他自己也说自己的人生哲学是“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果然这一套非常有用，再次出山的曾国藩从此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惬望”，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他自己也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正是这一次的大变，清除了他成就大功路上最大的障碍，从此以后，他的路越来越顺，天下归依和景仰的人越来越多，帮助和支持自然也越来越多，终于，攻下天京，大功告成。
屈是为了伸，藏锋是为了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则会招架引祸端。熟谙伸屈之道，懂得藏锋蓄志，是曾国藩在官场上所历练出来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跳出困境的秘诀之一。
3.发愤努力是度过困境的不二之选
曾国藩一生经历的困厄实在不少，但他从来没有被困厄打倒过。虽然起起伏伏，有荣有辱，也曾扶摇直上九霄，也曾失足一落千丈，甚至徘徊在生死的边缘，然而他却从来没有一蹶不振过，也很少耀武扬威过。这不仅因为曾国藩这个人一生稳慎，不喜张扬，更因为他坚忍有恒、懂得自强。
不管多么荣耀之时，他都有一种警惕之心，“盛时常作衰时想”，提醒自己不可自傲自狂，而是谦虚谨慎；不管身处怎样的困境，他都会咬牙坚持，徐图自强。因而他习惯了在自己人生的高潮时自警自励，削去波峰，在低潮时发愤努力，填平谷底。
所以，虽然他的一生与大多数人一样起起落落，却绝少大起大落，在人生的险滩急流和波峰浪谷中，曾国藩享受了难得的平稳。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每当他身处困境时，他不是消沉，不是绝望，而是发愤，是努力，是自强自励，超越过去，超越自己。
1854年，曾国藩遭遇靖港大败之后，忍辱回到长沙，不意却受到长沙众多官员的参劾。虽说当时他也曾悲观到了极点，甚至密令弟弟曾国葆买来棺材，准备自杀以谢丧师败北之罪。但塔齐布的湘潭大捷迅速扭转了湘军的不利局面，使得咸丰皇帝对湘军刮目相看，救了曾国藩一命。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困守长沙，但曾国藩不再消沉，而是总结了战败的经验，开始了湘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整顿，以图再起。长沙整军，他将在战斗中溃散的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不勇敢、不拼命的也一律遣散，仅留下敢战、勇猛之士，连他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裁撤之列。然后重新添募新勇、扎实操练，又修补战船，补充给养，经过一系列的休整、补充后的湘军，战斗力大大提高，蔚然有了一支劲旅的模样。
不久之后，湘军重新发动攻势，经岳州城陵矶和武昌两次大战，给太平军水师以毁灭性打击并夺得上游重镇武汉，使咸丰帝高兴异常，把剿灭太平军的希望放在了湘军身上。接着湘军继续向下游进攻。田家镇一战，再次取得大捷，湘军再给太平军水师以重创，使其基本瓦解。湘军陆师乘胜连陷湖北广济、黄梅，兵临江西九江城下。从此全面奠定了湘军作为太平军克星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