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很大程度来说，是曾国藩成就了他的几个弟弟和他的家族，但同时，也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就也依赖于几个亲兄弟的全力支持，他最强大的羽翼、最靠得住的盟友、最能依恃的力量，任何时候都不离不弃全力支持他、扶持他、关心他、爱护他，一次又一次助他走出困境的，正是他的几位兄弟。
曾国藩兄弟姐妹九人，上有一姐，下有三妹四弟，最小的“满妹”早夭，实际兄弟姐妹八人。在兄弟五人中，曾国藩居长；二弟曾国潢，字澄侯，比曾国藩小九岁，族中排行老四，曾国藩称为“四弟”；三弟曾国华，字温甫，比曾国藩小十一岁，族中排行老六，曾国藩常称“六弟”，因曾麟书的弟弟曾骥云无子，国华被过继给叔父；四弟曾国荃，字沅浦，比曾国藩小十三岁，族中排行老九，曾国藩称为“九弟”，因在湘军中威名甚重，被尊为“九帅”；五弟曾国葆，字季洪，比曾国藩小十七岁，后改名贞干，为最小的弟弟，曾国藩称为“季弟”。
曾国藩对兄弟姐妹的情谊之深、教诲之勤、关心之切，近世几乎无人能及。这在他的家书中一览无余。特别是对于几个弟弟，他更是不厌其烦、不厌其细、不顾一切、毫无私心地指导和关心他们。在北京任职的十三年中，他每次写家信，都要对兄弟的学业予以指点，并从交友、读书、习字、处世、为人等各个方面悉心指导，甚至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苦心孤诣只希望弟弟们也能学有所成，成就一番事业，光宗耀祖。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想到过要把兄弟们也培养成自己的羽翼，因为那时候不仅弟弟们还小，他自己也还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还困守京城，做着个并无实职的翰林。但他对兄弟们的爱却出自至诚，出自真心。
几个弟弟先后到京师求学，不仅一切开支都由曾国藩承担，而且时时尽心指导他们的学业。在他的教导下，兄弟几个虽然不如他那样名满京城，但也都学有所进，不负栽培。兄弟们不仅对这位威重一时、名满京都的大哥敬仰有加，也感激在心。
当曾国藩创建湘军并且统率湘军与太平军鏖战时，弟弟们也先后投身其中。
最早来到军中的是季弟曾国葆。
当年曾国藩从荷叶塘出山应邀到长沙时，带的就是这位最小的弟弟。曾国藩对这个弟弟甚为喜爱，称“季弟天分绝高，见道甚早，可喜可爱”。在最初湘军草创时期，这个虽然年纪不大，但颇有机心的弟弟无疑是曾国藩最得力也最信任的帮手，很多机密事情都有赖于这个弟弟去办。所以也可以说，曾国葆也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而且他还帮曾国藩推荐了几位大将。
当时湘军水师大将杨载福、彭玉麟都是曾国葆的部下，但他向曾国藩推荐彭、杨二人“英毅非常”，而“己愿下之”。咸丰四年三月，湘军兵败岳州，曾国葆承担失败责任，被曾国藩在长沙整军之时裁撤回乡，“黯黯归去”，并且在老家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杨载福、彭玉麟成为湘军水师的领袖人物，为湘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且都升职很快，成了总督、尚书一级的高官，他们的“老上级”曾国葆却还在家里赋闲。
三河之战，曾国华、李续宾战死，曾国葆深感震惊，也激愤难平，于是再度出山，誓为哥哥报仇，并一直跟随曾国荃率军打到金陵城下，成为曾国藩最信任也最依赖的主力。曾国葆持重稳慎，比曾国荃的胆大妄为更令曾国藩放心，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曾国藩叮嘱了一番曾国荃后还不放心，还得听听这位季弟的话，才能真正放心。
正是因为有曾国葆在军中，曾国藩才对吉字营更放心，才敢真正把打下天京的重任交给曾国荃的吉字营。可惜的是，曾国葆却没有等到攻下天京。在与天京城下的太平军经过四十六天的大决战之后，由于军中瘟疫盛行，曾国葆不幸染病，病死于军中。没有等到曾家最光荣的那一天的到来。
第二个来到军中效力的是六弟曾国华。
咸丰六年，石达开兵犯江西，江西战局十分危急，在曾国藩“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之际，曾国华奉父命出来帮助兄长。当时曾国华到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处求援。胡林翼拨五千人马交给曾国华统率，他不负众望，连克数城，在军事上崭露头角，成为湘军的重要将领。
兄弟两人在南昌相见后，“喜极而悲，涕泣如雨”。后来曾国华又随其亲家、湘军大将李续宾转战赣皖，赞襄军务，并且把这支军队打造成为曾国藩湘军中的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遗憾的是，由于曾国华性烈自大，急功冒进，在三河之战中，他与李续宾一起全军覆没，兵败身亡，尸骨无存，曾国藩为之恸哭伤痛，并写下《母弟温甫哀词》一文，追忆往事，痛祭亡灵。不仅仅是因为手足情深，更因为自己痛失股肱。
第三位到军中效力的是曾国荃。他不仅是湘军大帅，湘军主力吉字营的统帅，更是曾国藩立下不世大功最重要的攻坚力量。
曾国荃在曾氏兄弟中最负才气。《清史稿》称其“少负奇气”。五岁即入其父所执教之私塾，十六岁进京在曾国藩身边学习，不仅对这位哥哥敬如神明，也深受哥哥为人、处世、为官、求学风气言传身教的影响，加之湖湘文化独特的理学传统和经世风气，使曾国荃成长为一个以治国经邦为己任的有志之人。但是他的科举之路却很不顺意，咸丰二年，曾国荃被举优贡。所谓优贡，其实就是没考上举人、进士，但成绩又不错的那些读书人，相当于今天的“因考试失利而落榜的人员”，朝廷怕错失人才，便由地方每三年挑选优秀者送到礼部，称为优贡生，作为朝廷的备用人才库。
曾国藩早就看好这位很有天赋的九弟。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在京住了一年的曾国荃离开北京，曾国藩送到城外卢沟桥，作诗为别。诗中写道：“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这里的“辰君”、“午君”、“老沅”分指他的三个弟弟，而老沅就是指国荃，他字沅浦。东汉末年马谡兄弟五人，字里均有一个“常”字，其中一位白眉毛的最为优秀，所以当时人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曾国藩此诗，明明白白表明在他的心中，自家五兄弟也是曾国荃最优秀。
曾国荃果然不负所望，虽比幼弟国葆涉身军旅晚得多，但一鸣惊人，迭克名城，成为湘军后期的得力大将。他招募的一支湘勇从攻打江西吉安府开始，所以称为“吉字营”。攻吉安、克安庆，曾国荃率部下立首功，特别是安庆一战，关系全局，中外瞩目，陈玉成亲自率军救援，也未能打破曾国荃包围安庆的营垒。曾国荃如铁桶一般的围城战法，为他赢得了“曾铁桶”的称号。
在湘军东征中，他率军转战湘、皖、赣等省，立下不少战功，也因为战功赫赫，升职奇快。曾在“半年之里，七迁其职”。同治元年，授浙江按察使，迁江苏布政使，第二年春天，皇上亲诏任其为浙江巡抚。
攻克安庆、拿下天京后，清除了清王朝最大的隐患，成为最终平定太平天国的最大功臣。与其兄同日封爵，人们评说“曾国藩以湘军领袖而居功首”，“其弟国荃，论功仅亚国藩”。这个评价算是非常中肯的。但是，功高震主，祸已不远。曾国藩为保平安，不得不自剪羽翼，裁撤湘军，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位功大于天的九帅。曾国荃不得不称病辞官，归乡自保。
曾国藩死后，光绪元年（1875），曾国荃再次出山，先后历任陕西、山西巡抚，陕甘总督，继署两广总督。光绪十年（1884）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1889年被封为一等威毅伯，加太子太保衔，他的人生位置也由此达到了顶点，一时间可与其长兄曾国藩相提并论了。1890年卒于两江总督任上。清政府闻信，追谥他为“忠襄”。
在曾国藩所仰仗的兄弟中，曾国荃不但最晚去世，也是出力最大的一位兄弟，是曾国藩一生事功最大、最有力的支持者。但若是没有哥哥曾国藩的提拔和重用，没有太平军这个强大的对手，或许他的一生将暗淡无光，很难会有后面的成就。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曾国荃的吉字营作为曾国藩最重要的主力和最心腹的依靠，在攻城略地中发挥特殊作用，那么在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的艰难时势中，曾国藩很有可能成就不了一生的事，建立不起自己独一无二的功勋。这样的兄弟，不仅当时的官场无人可比，在近代中国也是无人可比。这样的互为羽翼、互助事功、并终成大业的兄弟，在历史上也是绝少能有。
五兄弟中，讲读书打仗、建功立业，以老二曾国潢天分最低。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因而自告奋勇，在家主持家务，把曾家的“后院”建设得井井有条，尽心尽意服侍父母、赡养老人，扶助后辈，并成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为其他几位兄弟在外征战减去了后顾之忧。这对于最讲孝道的曾国藩而言，更是最大的帮助和支持。
可见，亲兄弟更是曾国藩事业成功最强大的羽翼，也是最可靠的支撑。有这样的心腹和亲信在身边，还会害怕什么样的困境呢？
8.知人善用，把困境一次次踩在脚下
曾国藩不仅善于知人、选人、拉拢人、凝聚人，更善于用人。着名学者许倬云说：“曾国藩在培养人才和应用人才方面不亚于诸葛孔明。”
曾国藩自知领兵打仗非自己的长项，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只有吸纳各种各样的人才，“集众人之长，补一己之短”，“合众人之私，成一己之功”，“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而他多次脱出困境，正是他知人善用，利用了大家的力量的结果。
曾国藩选人，不拘一格，广收泛罗；而用人，却相当谨慎，不仅要从德、才、贤、能等多方面来考虑这个人适合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还要从一个人的性格、特点甚至个人背景等方面，来认真衡量，量材施用，以便人尽其才，把每一个人才的作用都发挥到最大。所以“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材录用”。这才是他以书生之力，收天下贼兵的最大秘密。
流浪汉出身的鲍超为人很鲁莽，但是他有一身好武艺，性子也憨直可爱，忠义诚勇，受到曾国藩的赏识，就把他招募到了自己的营中，并让他在湘军水师里当了营长，帮助训练水师。湘军水师在鲍超的带领下，战斗力大增，屡建奇功。曾国藩多次向朝廷上奏，要求嘉奖鲍超。鲍超也因此由一介武夫而身入仕林，封官加爵，光宗耀祖，并因战功显赫而获得“壮勇巴图鲁”的称号，在满文中意为“勇猛的英雄”。而鲍超更是以自己的巨勇善战、威猛无敌及无限的忠义来报答曾国藩，一次又一次救曾国藩于险难，一次又一次助曾国藩脱离困境。所以后人评论：“非曾国藩之明，不足以服鲍超；非鲍超之勇，不足以平乱。”曾国藩任用鲍超是曾国藩因知人善任而获得成功的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而彭玉麟则是曾国藩知人善用的一个明证。而且是为自己所用、能在关键时刻为自己解围脱困的左膀右臂。
彭玉麟和杨载福通过曾国葆的推荐，被曾国藩任命为水师的内湖和外江的统帅。正是他们二人奠定了湘军水师冒死冲锋的顽强作风。这也是除了曾国荃的吉字营以外，曾国藩亲手创建起来的最信任的嫡系军队，也是多次帮曾国藩力挽狂澜、救危于险、脱厄于困的最得力的一支亲信军队。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湘军水、陆两军练成，从衡州出兵北上。水师共有五千人，以褚汝航任总司令，彭玉麟和杨载福等人任支队司令。彭玉麟踏上征途，不久就在最为关键的湘潭战役中，以他周密的谋划，大胜而归，不仅使湘军平安度过了生死关头，也使几近自杀的曾国藩重燃信心。
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在江西陷入绝境，彭玉麟正率领水师在湖北与胡林翼的陆军并肩作战。曾国藩实在太需要帮手了，于是密信彭玉麟，请他来江西统领陷在鄱阳湖的内湖水师。彭玉麟领命即从湖北向江西进发，但是由于太平军封锁了道路，哨卡密集，他无法从水路前行。于是改道陆路，急向江西进发，甚至不惜单身犯险，破衣草鞋，化装成乞丐，徒步行走七百多里，终于到达南昌，出现在曾国藩的眼前，曾国藩大叹彭玉麟有“烈士之风”，为其行为唏嘘不已。而彭玉麟此来，也成为绝境中的曾国藩无论是从精神还是从力量上的最大支撑，不仅陪伴着曾国藩度过了江西的艰难岁月，也为水师的重振雄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实在湘军中像鲍超和彭玉麟这样既受到曾国藩的重用、又为曾国藩立下大功的人大有人在，如塔齐布、杨载福、黄翼升、李鸿章，这正是曾国藩知人善用的一个绝佳的注脚。
“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这句名言就是曾国藩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对于身边的每一个人才，他都尽其所长，量材施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特长，并使他们总能在自己最为关键的时刻，奇兵突出，救助自己脱出困厄。
曾国藩懂得人才对于建功立业的关键性意义，更懂得量材施用对于成就大业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极为注重搜罗人才，培植亲信，强健羽翼。在自己身边网罗了大量的人才，如黄翼升、塔齐布、鲍超、彭玉麟、杨载福、赵烈文等人，他们也许出身卑微，也许貌不惊人，但都奇技在身，智谋、文章、兵学、法学、武器、船舶等各领域皆有人精通，最终在湘军内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智囊团”，并使这个智囊团成为自己摆脱困顿、扭转危局最强大的武器。所以每到山穷水尽之时，都有亲信随从指点迷津，猛将奇兵奋力来救，帮他渡过难关，摆脱困顿，并最终成就了他的不世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