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这种越是困境之中越是砥砺自强、发愤努力的倔强性格，不仅表现在他自己的人生境遇中，更表现在他对国家、民族未来的处理上。
毋庸讳言，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国家和民族内忧外患、岌岌可危之时。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政府第一次受到自己版图以外的强烈冲击，天朝上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岛夷”英国。接着就划分通商口岸，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所有的耻辱一下子全降在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清王朝头上。
政治腐败，内外交逼之下，民不聊生，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各地的起义风起云涌，使大清国这艘旧船飘摇不定。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更把它推到了覆亡边缘……这是清王朝所面临的空前困局。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作为一个心怀“澄清海内之志”、忧国忧民的国家栋梁，曾国藩自然而然把他自己这套自立、自强的应对困境的方法和经验施展出来，应对国家和民族的危难。
1840年，外国列强靠洋枪洋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同时也为中国近代有识之士洞开了一扇强兵富国的大门。曾国藩作为当时最具远见卓识的人物很早就看到了先进的技术和武器的重要性。
其实湘军的对手太平军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咸丰三年，太平军就已经与洋人联系，购置了大量新式武器。特别是年轻的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都以务实的态度与洋人加强交往。忠王李秀成手下有近百个洋人，其中最着名的是后来写成《太天国亲历记》的呤唎，他专门从事为太平军采购武器的事务，后来还以一艘非常先进、火力很强的战舰“飞去归来号”为核心组建了太平军舰队，对湘军水师构成了很大威胁。
这让曾国藩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先进的战舰对海军来说必不可少，也是能否战胜太平军的关键。除了向洋人购买先进的武器之外，曾国藩还吸引了大量的科技人才，筹划自己生产先进的武器。
在咸丰十一年秋，湘军攻下安庆。三个月后，同治元年，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第一次尝试。
曾国藩将注意力放在了制造轮船上面。当安庆军械所刚一创办，他就任命幕客徐寿、华蘅芳试造轮船。当徐、华终造出一艘还不怎么完整的轮船“黄鹄号”时，曾国藩欣喜异常，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主，彼不能傲我有所不知矣！”
后来，他又大胆任命留美博士容闳负责购买机器，设立上海机器局。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李鸿章、左宗棠、沈葆祯等人加入了兴办洋务的行列，洋务运动开始了。虽然它并未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内忧外患的危局，但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之旅。
所以容闳后来说：“自器归国以来，中国国家已筹备千百万现金，专储此厂，鸠工制造，冀其为好望角以东之第一良好机器厂。故此厂实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纪念文正之高识远见。世无文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
除了制造局，曾国藩还设立了翻译局、同文馆、科技局，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以使积弱积贫的中国能迅速振兴。曾国藩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还专门聘请外国工程师和工匠指导中国人，又派专人编译图书，翻译有关制浩机械船炮的外文书。
同时，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他力倡派遣留学生出国，首开中国留学之风潮。后来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很多风云人物都是留学归来的精英。
可以说，如果没有留学制度，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还会延迟许多年，而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无疑将会越来越大，中国的自强自立还会多走许多的弯路。可见，曾国藩这种越是在困境之中越是要砥砺自强、发愤努力的精神，不仅仅是个人对待困境最应该怀抱的态度，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出困境的法宝。
4.忍小图大，困境中要学会静心等待
对于很多人来说，一旦身处困境，总是难免会沮丧、消沉、悲观、绝望甚至情绪失控，走向极端，这其实是不值得的。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困境只是暂时的，每一个人的一生之中都会遭遇无穷的困境，如果一遇小挫，一遭困境，即万念俱灰，一蹶不振，那么又怎么会有将来呢？这其实也是曾国藩经历过数次挫折之后，悟出的道理。
当年在长沙办团练，“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办审案局，也把长沙乡绅官僚尽数得罪，与绿营兵更是水火难容，曾国藩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如果当时一味强硬对抗，估计只能是曾国藩的团练还未成形就要夭折，曾国藩希望打造劲旅、澄清海内的志向也会落空。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那么为什么不能忍这一时之气，发愤努力，静心等待，等大军练成，再图志向呢？于是曾国藩“打落牙和血吞”，移师衡阳，再练新军。这一忍，不是退一步天地宽了吗？
小不忍则乱大谋，曾国藩深知其理。特别是身处困境之时，静心忍性更是跳出困境的要诀之一。
祈门之困，对曾国藩来说，也几乎是绝境。但曾国藩也以超凡的毅力和定力，忍小图大，一直坚挺不退，三次遭逢绝境，却最终三次绝处逢生。
1860年6月，曾国藩和胡林翼打算攻下安徽，定下计谋包围了安庆。为便于指挥，曾国藩将大营移至皖南祁门。祈门实际上并不适合驻军，易攻难守，很多人劝曾国藩移师东流，更便于防守，更安全。但曾国藩已经上奏朝廷，如果此时移驻他处，不仅会有一个欺君罔上的罪名，还可能涣散军心，扰乱战局，切不可因小失大，为自己的安危着想而不顾大局。所以，权衡之后，曾国藩决定还是坚守祈门。
1860年12月1日，李秀成带两万人“突由羊栈岭窜入，图解休宁之围，断鲍、张两军粮路”，羊栈岭距曾国藩祁门大营仅六十余里，祁门防守兵力单薄，曾国藩大营内仅有三千余人，而太平军却是人多势众。当时，曾国藩料定难以活命，连遗嘱都写好了，向弟弟曾国荃和曾国葆妥善安排了后事。但是李秀成的大军被湘军悍将鲍超、张运兰击败，被迫退出羊栈岭，使曾国藩绝处逢生。但仅仅半个月后，危机再次降临。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军兵分三路再次向祁门地区发动进攻，曾国藩的大营四面楚歌，又一次陷入绝境之中。他在家书中说：“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可见当时情况已十分危急。后来，曾国藩急调悍将鲍超救援，击败了太平军，恢复了粮道，暂时度过了危机。但祈门之困远未全解。
1861年3月起，太平军连续对祁门大营发起进攻，多次击败湘军的抵抗，进至离祁门仅仅二十余里的地方，这次曾国藩处境更加危险，他连自杀的宝剑都准备好了，甚至做好了一切准备，单等太平军攻入大营即以身殉国，绝不做俘虏。但是，上天似乎特别眷顾那些能忍能挺、坚持到底的人。恰在此时，湘军另一首领左宗棠于江西景德镇一带大败太平军，并包抄祁门太平军的后路，迫使其撤围而去，曾国藩再一次化险为夷。
然后，曾国藩从容地移师东流，既使帅府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又上奏了朝廷，更重要的是稳住了军心，奠定了打败太平军的良好基础。
很多困境，其实只要我们坚持，就能熬过难关，度过险难，安然脱困。所以，面对困境，只要有耐心，有忍劲，有恒心，有毅力，不畏惧，不退缩，坚持到底，就能最后把胜利握在自己的手中。
在曾国藩主持的所有战事中，其中最难以坚持的战事发生在天京城下。当时的曾国藩已经与太平军交战近十年，他已经占领了安庆，把安庆以西几乎所有的太平天国士兵全部挡了出去，只剩下孤城天京里的太平天国。
为了全歼天京城里的太平军，一举拿下天京，曾国藩设计了一个“五路合围”的战术，就是把湘军分成五路，共同围城。但是弟弟曾国荃急功冒进，不等另外四路大军准备好就孤军深入，一下子冲到天京城墙边的雨花台下，直接与太平军对峙。
四路大军一看曾国荃的大军先上去了，头功肯定是他的，因而都不再配合。曾国藩这次是真的着急了。因为仅凭曾国荃的吉字营，根本不可能围住天京，而且曾国荃过度深入，已经与其他湘军无法接应，一不小心，就极有可能被城内的太平军歼灭，这不仅会使自己失去兄弟，失去羽翼，更致命的是会让合围天京的计划落空，甚至导致剿灭太平军的谋划也毁于一旦。
整整半个月的时间里，身在安庆的曾国藩都几乎彻夜难眠。到处求人支持曾国荃，可却根本调不动。他实在对弟弟不放心，迫不得已，他沿着安庆顺江而下到天京去考察。当他发现曾国荃安营扎寨比较结实，壕深垒固，军容整齐，士兵斗志旺盛时，才稍微放心。
然而，被包围的天京城池太坚固，始终无法攻下，这么一围就是半年，其间，不仅多次交战，吉字营还遭逢瘟疫，损兵折将无数，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也病死于瘟疫中。但是，不管多么艰难，多么危险，他始终都没有放弃，一直坚持包围住天京城。最终，天京城破，天下第一大功理所当然地被他们兄弟夺得。
每个人都会经历很多的逆境，所谓不如意事十八九，可对人言无二三。悲观绝望，自暴自弃，只会让自己无力跳出困境，这只证明你承认自己无能，表明自己意志薄弱、缺乏勇气，也是自甘沉沦、自我毁灭的开始。用悲观自卑来对待挫折，实际上是帮助挫折打击自己，是在既成的失败中，又为自己制造新的失败；在既有的痛苦中，再为自己增加新的痛苦。
所以，在困境中，不要屈服、不要后退、不要动摇，在困境中静心等待，在等待中坚持，在坚持中守候，终会等到云开日出，等到胜利在望！
5.不得已时，装装糊涂也无妨
乾隆时期的大文豪郑板桥说过：“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福报也。”这是郑板桥书写“难得糊涂”四个大字后加写的小字说明。“难得糊涂”这四个字也被无数成大事者引为圭臬，甚至当作座右铭谨奉恭行，只因这普普通通的四个字，恰恰是人生圆融的诀窍。
世间聪明人多如牛毛，但是真正懂得收敛自己的聪明、运用自己的聪明、当聪明时聪明、不当聪明时就不聪明的人，却寥寥无几。因而天下聪明人多矣，成功者却屈指可数，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由聪明而转入糊涂太难。可见真正懂得由聪明而转入糊涂的人，才是真正能成大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