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要求演员表演拉开大幕是“一棵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贴切的比喻。大家去菜市场都爱买瓷实的菜，那种耷拉帮子的菜没人爱要，那么戏也是这样。演员戳在台子上就是要精精神神的。刚入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你，戏剧是非常清贫的，想挣钱的话不要干这行。戏剧传到中国，可以说都是一些家境比较富裕的才可以干这个，开始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北京人艺从小剧社开始，慢慢有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世界剧院排名中都是有位置的，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是很多戏剧工作者们前赴后继一点点努力把人艺的精神发扬光大。一种艺术形式如果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很可能就要自生自灭了，北京人艺能有今天这种局面，可以说是一批热爱戏剧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譬如编剧中的“郭老曹”（郭沫若、老舍、曹禺），没有他们可能也会有北京人艺，但是就要晚很多年。很多剧院的保留剧目，通过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导演的努力如果能够传承下来，就像“唐诗宋词”一样，是一件中国文化界的大事。北京人艺和其他剧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更多的传统保留剧目，形成了北京人艺的风格。但同时对现在演员的要求也加大了难度，因为不光是一种传承，更要发扬光大，开拓新的局面。因为时代在前进，我们允许新的艺术形式、表演方式出现，但同时我们要牢牢地把住北京人艺的“魂”，把住一些最根本的东西，戏剧首先是给观众看的。
《哗变》你接的时候觉得难度大吗？
我觉得难度不是太大，因为当初赫斯顿（北京人艺1988年版《哗变》的美国导演）来剧院的时候我还在上学，任宝贤老师突然失声，剧院当时把我作为青年演员的骨干来培养，那个时候就准备让我来演格林渥。我用了一个星期把台词全部背下来了，作为备份一直等着演出，这一等就是18年。这个戏从剧本、人物来讲真是太好了，当时首场演出盛况空前，在首都剧场，美国大使、大使夫人、美国编剧、导演赫斯顿全来到现场，谢幕的时候太辉煌了，那些老先生在台上真是一个整体，这个戏也成为我们剧院的一个保留剧目。保留剧目翻新传承到我们这代，我们一定完成这个任务，这次排练我觉得大家真是挺玩命的，导演是任鸣，他当时跟着赫斯顿做副导演，也学了很多东西，我们重排，他对这个戏也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新一代的人对这个剧本也有新的解释，观众也换了一代人。反馈回来的意见还是很好的，都说没有看过这么好的外国戏。北京人艺演出的外国剧目不多，但是每演一个应该说都是优秀的，像于是之先生的《洋麻将》，朱旭、任宝贤老师的《哗变》，英若诚先生的《推销员之死》，都是非常经典的。
在你同代的演员中，我认为你是一直很注重训练自己台词上的功夫的。
这是必需的，作为一个话剧演员首先就是要说话，台词没有一种韵味，没有一种节奏，语言没有魅力观众就不爱听。要在台上把台词的意思清晰地传达给观众需要一种功力，需要演员自己的磨炼。人艺很多老艺术家在台词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任宝贤老师在广播电台播长篇小说很成功，董行佶老师二十多岁就出任中央戏剧学院台词课的客座教授，功力非常深厚，郑榕老师是“云遮月”的嗓音，但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是不得了的功夫。
你和任宝贤第一次合作是《天下第一楼》？
《天下第一楼》那会儿我是实习阶段，也就跑跑龙套，虽然和任宝贤老师同台，但是接触交流并不是很多，真正深入了解是在后来的《哗变》。当时票卖出去了，但是任宝贤老师突然嗓子出问题了，剧院临时找了个备份演员就选中了我，我也得以和任宝贤老师有了长时间的接触，向他请教一些问题。
这之前也向任宝贤老师请教过台词发声、吐字方面的问题，因为当时没有麦克风什么的工具，要是想让全剧场的观众都听到台词就需要演员很深的功力，声音要达到二十多排以后，要让角落的观众都能听清楚，同时理解台词的意思。后来我演了《哗变》里的另一个角色玛瑞克，到杭州和苏州去演出时，有幸和任宝贤老师一个房间，晚上没事的时候也一起谈这个戏，谈我对这个戏的理解。戏一开场就是我们两个一起登台，后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小子，别着急，第一次演出，稳住了神。戏下来的时候他对我说：吴刚，你这段戏处理得还是很不错的，好在哪儿我告诉你……点了几点，当时得到老师的肯定我觉得很高兴。我演戏不给自己固定一个死的模式，今天这么演，明天我根据台上的感觉，自己心理的变化，对手的刺激，可能就换种演法，我会让角色和自己相互来适应，在舞台上调这个度。有时候任宝贤老师会提醒我今天不如昨天了，我就明白要调整了。我感觉这样比在“家里”演出收获要多，因为能和老师们朝夕相处，每天晚上大家坐到一块儿吃点小吃，一块儿聊戏，这对年轻演员是一个极大的帮助，以至后来排《哗变》的时候我都能立刻想起我们以前演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现在我和一帮刚毕业的哥们儿排完戏去吃饭，下意识里百分之九十聊的是戏，那会儿是最累的时候，也是最兴奋的时候，也是对你第二天排戏的一种长进，其实都是互相刺激的一种结果。
任宝贤老师给我另一个感觉就是知识面很广，杭州的每一个景点都会给我讲一个典故，知识面很广，经常谈论诗歌，他对古典文学、诗词歌赋有独到见解，床头还放着各种杂书，他算是一个杂家。这种文化的积淀也让任宝贤老师在舞台上能够大放异彩，像《左邻右舍》、《哗变》等剧目里，他塑造的角色都是深入人心的，他利用语言上的优势，把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人艺的很多演员在外形上都没有优势，包括任宝贤老师、林连昆老师，走大街上人们不会觉得他们是演员，他们都是靠内在的功力，这种艺术的底蕴使自己在舞台上具有很大的魅力。
现在的话剧演出你觉得跟原来有什么不同了？
我觉得首先就是排练时间紧了，不像原来那么充足，原来很多经典剧目排练的时候都是一点一点磨出来的，老先生们一进排练厅就进入到了一种绝对的创作状态，都是很认真地在揣摩人物的感觉，慢慢地抠戏，大家觉得成了才开始演出，基本三个月才出一个戏。所以现在看我在老版《哗变》里演的玛瑞克，可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因为当时磨的时间比较长了。现在不太一样了，刚开始排练，剧场的演出日期就下来了，因为剧场现在都是有计划安排的，你的戏不上别人还上呢。这样在规定时间里就必须完成排练，有时候凑齐演员就需要很长时间，大家现在的事也都多了，那在一块儿排练的时间就相对短了，到了排练厅也不像原来这么安静了，创作的氛围还是有变化的。我们那时拿到剧本没有长时间的研究、准备根本不敢上台，现在的演员拿了剧本看几眼就敢上台了，这种过度地自信其实挺可怕的，因为你上台就必须要对得起来看你演出的观众，而现在一些演员这种意识比较淡薄了，这些情况导致了我们现在的戏不像原来那么精致了。很多戏剧评论家现在发表的戏剧评论也少了，应该是让他们感兴趣的演出少了。当今的艺术领域是百花齐放，很多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在舞台上，包括话剧本身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演绎方式，不是不好，时代进步了，但是有些老的传统一定不能扔了，像老一代艺术家们，他们做人和做事的方法，对艺术的执着，作为年轻演员应该继承发扬下去。
现在的话剧受到影视的冲击太大，很多年轻演员也不像我们那会儿是纯粹为了从事话剧而报考人艺，受环境影响比较大，略显浮躁。我们那会儿没有什么影视剧的影响，就是跟老艺术家们认认真真地学习话剧表演，所以我们能做到现在排练什么戏就把别的事全抛下，专心致志。在排练新版《哗变》的时候我们也憋了一口气，想跟老版的《哗变》“叫叫板”，大家排练的时候还是很认真的，但有些细节的地方跟老版还是有差距的。不过年轻演员在台上表现出来的一股朝气，也给观众带来一种新的感觉，得到了观众的认可，这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