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说：“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孔子按人的行为分为三种：狂、狷、中行。狂者，进取，有较高的理想、抱负，自信，但偏激，言行不一定能一致。狷者，有所不为，谦虚谨慎，但没有很高的理想、抱负，往往守节无为。“狂”接近“外向”型人格，“狷”接近“内向”型人格。孔子认为，“狂”、“狷”这两种人格都不完美，最理想的人格是“中行”，也就是兼有“狂”、“狷”两者的优点，而无它们的缺点。“中行”，就是孔子中庸用人艺术在人格理想上的体现。
一、人存政举：高明的领导让大家共同做事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
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事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这些政事就实施；他们去世，这些政事也就废弛了。治理人的途径是勤于政事；治理地的途径是多种树木。说起来，政事就像芦苇一样，完全取决于用什么人。要得到适用的人在于修养自己，修养自己在于遵循大道，遵循大道要从仁义做起。仁就是爱人，亲爱亲族是最大的仁。义就是事事做得适宜，尊重贤人是最大的义。至于说亲爱亲族要分亲疏，尊重贤人要有等级，这都是礼的要求。所以，君子不能不修养自己。要修养自己，不能不侍奉亲族；要侍奉亲族，不能不了解他人；要了解他人，不能不知道天理。”
《孙子兵法》说：“上下同欲者胜。”这句话恰好符合儒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理论。领导者和群众有相同的欲望和需要，自然就会结成“命运共同体”，这样就会形成一种“人和”的局面，什么事做不成呢？中庸处世，“和”的道理，在于能“容”；“容”的道理，在于能“恕”；从政的道理，以和为贵。所以《中庸》上说过以和为天下的通达道理，并且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曹操曾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正表达了他为实现政治抱负而要延揽天下人才的思想。曹操起兵时人手很少，七拼八凑也不过四千兵马，但由于他在用人问题上宏韬大略，短短几年内，就拥有了“谋士如云，战将如林”的庞大军队。
有一次，曹操准备起兵去攻打乌桓，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将领差不多都反对，曹操坚持己见，不改变计划，会后就发兵去攻乌桓，结果打了个大胜仗。曹操得胜归来，他又把那些反对攻打乌桓的将领找来开会，这些人因为反对错了，怕得要命，但是又不敢违命，一个个战战兢兢地来见曹操，但出乎他们所料，曹操却没有责备他们。相反，曹操却表扬他们当时反对他起兵是对的，因为按天时地利来讲，这个仗，的确不应该打。将领们面面相觑，其中有人问：“丞相为何出此言？”曹操说：“我们虽然获胜了，但完全是侥幸，下不为例。”说罢，曹操下令给每人一份奖品，如战袍、金银等等。曹操能正确对待反对自己的人，善于将对自己不利的人心，凝聚为对自己有利的力量，这是一种高超的用人艺术。
一个团队有凝聚力才有战斗力，而凝聚力取决于领导者的行为，一是要团结下属，爱护员工；二是要惟才是举，人尽其才。纵观历史，再看现实，发现凡是没有作为的官，多半不能容忍人才，总是被自我之见所连累。古人总结道：“疏远贤人容易，亲近贤人困难，容纳下贱容易，容纳尊贵困难。容纳暂时的容易，容纳长远的困难。什么原因呢？因为气相触，才相抵，名相倾，势相轧。依一己之见，是非之见，曲直之见，利害之见，与派系之心，排挤之心，倾轧之心，陷害之心，都是由这一成己之心而滋生，这样上下便难得雍容和睦相处了。”
一个领导者能否成事，决定于有无人才。古代逐鹿中原者，人才济济的则取得成功，缺乏或无人才辅佐的则招致失败，而人才的有无，决定于能否惟才是举而用之。
据《战国策》记载，纵横家苏代在和燕昭王的谈话中，论述两种人的不同作用：一种是品行好的人。孝如曾参、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鲍焦，当然是品行好的人。但是苏代认为像曾参、孝己这样的孝子，只不过是善养其父；像尾生高这样讲信用的人，只不过是不欺骗人；像鲍焦这样廉洁的人，只不过是不偷人钱财。一种是具有才能的人。这种人有进取心，想有大作为，苏代说他就是这种人。苏代将这两种人进行对比，他认为前一种人，只是在德行上自我完善，虽然他们德行完善，却缺乏进取之心。而具有进取心的人，才有建功立业宏愿，才能辅助君王成大业，才于国于民有利。
西魏大丞相宇文泰深知人才的重要。在当时动乱的年代里，宇文泰知人善任，反对“州郡大吏，但取门资”而“不择贤良”的做法，主张选才“当不限荫资，惟在得人”，提拔重用了有真才实学的苏绰等人。苏绰，陕西武功人，才华出众，经人推荐，担任了行台郎中。宇文泰通过接触和了解，感到苏绰有才学，就找了个机会把他留下来交谈。过后，宇文泰对属官周惠达说：“苏绰真乃奇士，我将把政务委任给他。”不久，苏绰被擢升为大行台左丞，参与国家机密要政，越来越受到宇文泰的宠信和厚待。后来，苏绰成为宇文泰的重要助手，帮助他大力改革官制、颁行均田制、创立府兵制，从而使西魏一天天强大起来，为北周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举荐人才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惟有真正爱才的人，才会有举才不遗余力，力荐反复。许多人才也就是在这种反复曲折的过程中才被发现任用、发挥才干的。被人誉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北宋宰相赵普在宰相位几十年，曾对北宋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荐贤用人上，他也是不遗余力。一次，赵普举荐某人为官，宋太祖不许；第二天复荐，仍不许；第三天再荐，宋太祖大怒，撕碎他的奏章，掷之于地。赵普脸不变色，默默地跪在地上，把残牍碎片一一拾起，然后还朝回家。第四天，他补缀好旧牍，更奏如初。宋太祖明白了赵普的苦心，终于任用所举之人。又一次，有几个臣僚应当升迁。宋太祖一向厌恶这些人，不予批准。赵普却再三请命。宋太祖很生气，说：“朕偏不准这些人升迁，看你有什么办法？”赵普据理力争，说：“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宋太祖怒不可遏，起身走入后宫。赵普紧跟不舍，来到寝宫门前，恭立等候，久久不肯离去。宋太祖无奈，只得谕允其请。
赵普为了国家利益，不依君主一时好恶和个人得失，再三举荐人才，使真正的人才得到了重用，留下了力荐举才的美谈。
二．为政在人：以大局观念凝聚人心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中庸》
孟子认为“王”与“霸”的根本区别在于“以德”和“以力”的不同。“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所谓“力”即暴力。法家主张对内用刑赏推行法令，对外以武力进行兼并，这都是孟子所说的“以力服人”。这些都被孟子贬为“霸道”。像儒家所宣扬的，用礼乐教化对老百姓说服教育的一套，孟子誉为“以德服人”，称做“王道”。孟子在这里所讲的就是孔丘所讲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和“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的那两种统治术的不同。
儒家法律思想，从基本方向来说，是民本主义。可权力专制和法律控制都是错误的。儒家认为“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认为“天聪明，自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再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再如“民，神之主也”和“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所以在儒家思想中，民的地位代表着天与神的资格，站在统治者之上，对人的关注构成了儒家人本主义传统的重要方面，或者说民本思想构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一大特色。
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表现在对“民”的关注、重视上，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对统治者的“德”和“贤”的要求上，主张实行“德治”、“仁政”。他们所突出、关注的不是贵族威严，而是平民意志；不是贵族权益，而是平民命运。具体而言，儒家的民本思想表现在：
首先，统治者必须想到人民，为了人民，关心人民的利益。孟子曾说：“民事不可缓也”，针对苛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他呼吁统治者要“救民于水火之中”，要求统治者实行“德治”、“仁政”，慎刑罚，薄赋敛，处理君民关系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暴君污吏欺诈百姓，在儒家思想中是不承认其政治地位的。
其次，天命即人命，人民的意志便是统治者合法性的惟一依据。人民有权选择他们喜欢的君主。比如齐宣王攻打燕国，获胜后问孟子是否应该吞并这个邻国。孟子把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作为决定条件，他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这说明统治者必须注意倾听人们的意见，而不能任意妄为。
第三，儒家认为民心向背决定统治者得失天下，所以，统治者必须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统治者不能使用武力来对付人民，应该爱民、护民，不以威慑来使人民畏惧。只有人民自觉自愿地支持，统治者才能有效地统治，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作为统治者必须做到“足食、足兵、民信”，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儒家思想中一条重要的规律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因而“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在统治策略中是远比法律程序更为重要的因素。
三、取人以身：选拔人才须掌握的要领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中庸》
“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古往今来，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都深知选贤任能是领导者的第一要务。战国时期的齐威王，曾把人才誉为“国宝”；美国钢铁工业之父卡内基则满怀拥有人才的自信，声称“即使将我所有的工厂、设备、市场、资金全部夺去，但是只要保留我的组织和人员，四年以后，我仍将是一个钢铁大王。”20世纪50年代，当钱学森回国时，美国海军次长丹￥金波尔歇斯底里地叫喊：“我宁可把这家伙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因为“无论他在哪里，他都能抵得上5个师。”人才的作用多大，由此可见。
子贡曾经问孔子说：“一乡的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回答：“这难说。不如一乡中的好人喜欢他，坏人厌恶他。”孔子还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孟子也曾和公孙丑谈到治国与人才关系的问题，他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之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现在，市场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三星集团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原因很多，但关键之一在于它实施了为韩国企业界所称道的“人才第一”战略。为了培养人才，三星集团投入了巨额资金建立起完善的再教育体系，几乎每个人都被培养成了遵守道德规范、勇于开拓、身怀绝技的精英。世人称三星集团为“人才的宝库”并非夸大其词。
三星集团每年用于培养和教育人才的费用高达5600万美元，相当于日本同类企业的两倍、美国和欧洲同类企业的三倍。三星集团不仅办起了一系列职工教育培训中心，还拥有培养高级人才的大学和教育机构，规定从董事长到普通职工，每人每年都要接受至少一次的培训。
在三星培训中心，员工首先接受的是“爱三星”的教育，以培养员工热爱三星，为三星忠诚服务的思想，树立“我就是三星，三星就是我”的思想信念，这是三星人的入门必修课。其次是进行“三星经营理念”教育，也就是进行“事业报国、人才第一、合理追求”教育，使新员工具备三星要求的国家观和事业观。入门教育中还有一项叫“客观的真实性”教育，其目的是教育员工客观、全面地观察和分析事物，以便作出正确的判断，为公司创造利润，另一项教育是员工岗位互换教育。进入培训中心的员工，在同一个教室里学习，又在同一个教室里起居的，就来个角色互换，颠倒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下属可以领导上级，科员可以支配科长。通过这一培训，下属可以体会到当领导者的尊贵和荣耀，从而培养了自信和勇气；上级也可以体会到下属被支配的滋味和苦衷，从而产生能够体谅下属的民主作风。培训结束后，大家仍能以“角色互换”的心情看待对方，使得彼此的关系变得平等和谐。
尽管人们的“人才观”有所差别，选拔人才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但是选拔人才还是有一定要领的，这些要领为：
一是要有“识才之眼”。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那么，领导者在千里马（人才）面前，如何才能成为独具慧眼的伯乐呢？识别一个人是否为人才，应该在大是大非前看他的志向，在山穷水尽时看他的变通，在各种办法前看他的抉择，在祸难临头时看他的勇敢，在酩酊大醉中看他的本性，在物欲诱惑下看他的清廉，在分配任务后看他的信用。
二是要有“爱才之心”。在中国历史上，周文王寻得垂钓于渭河边的姜太公，并拜为国师；刘备“三顾茅庐”，拜诸葛亮为相；唐太宗使魏征由阶下囚一变而为座上宾，无一不是贤明领导者求贤若渴、爱才心切的脍炙人口的例子。在西方也有类似的例子。1923年，美国福特公司一台大型电机发生故障，停止运转。公司召集所有工程师会诊都不能排除故障。经人推荐，从一家小公司请来了移居美国的德国人斯特曼斯排除了故障，使电机正常运转。公司总裁福特当即付给他酬金1万美元，并执意挽留他在福特公司工作。斯特曼斯说他的小公司待他很好，不忍离开。福特立即说：“我把你整个公司都买下来。”为选到一个人才而愿买下一家公司，其爱才之心是何等感人！
三是要有“求才之道”。政策引导，即制定实施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等；组织考核，即由组织人事部门和主管部门对一个人进行德、能、勤、绩等方面的考核；选举评议，即通过群众选举或群众评议的途径，考察一个人在群众中的拥护程度、满意程度；连锁举荐，即由熟知的人才推荐新的人才，熟悉新人才后再由其推荐更新的人才；招标招聘，即就特定项目向社会公开招标或就特定职位向社会公开招聘，从投标人或应聘人中发现人才；考试录用，即请应试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笔试或由主考者与应试者进行面对面交谈；情景模拟，如限定时间进行公文处理的模拟实验；把被试者编成小组（不指定召集人），从其讨论中发现领导人才；试用考察，即通过一段试用期考察人才。这些“求才之道”各有优劣，运用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