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太多的人并不理解中庸的真正内涵，它们往往仅凭字面上的判断就误以为，中庸是“和稀泥”。若要朋友交得长久，温良恭俭让的谦和之德与礼貌之举，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朋友之间倘太重视让，老是打躬作揖，自贬而崇人，则恐怕更加糟糕。所以，朋友间的交往要恰如其份，不强交，不苟绝，不面誉以求新，不愉悦以苟合，其关系的处理，恐怕用得上这么一副对联：“大着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也就是“君子为人，和而不流”，小事“和”大事“不流”。
朋友之间，在非原则问题上应谦和礼让，宽厚仁慈，多点糊涂，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则应保持清醒，不能一团和气。见不义不善之举应阻之正之；如力不至此，亦应做到不助之。如果明明知道有人在行不义不善之事，却因他是长辈、上司、朋友，即默而容之，这就是一种很自私的趋避。有时候，立定了脚跟做人，的确是会冒风险的，也可能会受到暂时的委屈，受到别人的不理解，但是，这种公正的品德，最终会赢得人们的尊敬的。
尉迟恭是一名莽勇的将军，也是一位以“和而不流”著称于世的君子。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与吏部尚书唐俭下棋。唐俭是个直性子的人，平时不善逢迎，又好逞强，与皇帝下棋却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架炮跳马，把唐太宗的棋打了个落花流水。唐太宗心中大怒，想起他平时种种的不敬，更是无法抑制自己，立即下令贬唐俭为潭州刺史。尚不干休，又找了尉迟恭来，对他说，唐俭对我这样不敬，我要借他而诫百官。不过现在尚无具体的罪名可定，你去他家一次，听他是否对我的处理有怨言，若有，即可以此定他的死罪！尉迟恭听后，觉得太宗这种张网杀人的做法太过份，所以当第二天太宗召问他唐俭的情况时，尉迟恭只是不肯回答，反而说，陛下请你好好考虑考虑这件事，到底该怎样处理。唐太宗气极了，把手中的玉版狠狠地朝地下一摔，转身就走。尉迟恭见了，也只好退下。
唐太宗回去后，一来冷静后自觉无理，二来也是为了挽回面子，于是大开宴会，召三品官入席，自己则主宴并宣布道：“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表彰尉迟恭的品行。由于尉迟恭的劝谏，唐俭得以免死，使他有再生之幸；我也由此免了枉杀的罪名，并加我以知过即改的品德，尉迟恭自己也免去了说假话冤屈人的罪过，得到了忠直的荣誉。尉迟恭得绸缎千匹之赐。”
唐太宗这样做，当然主要还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明正”；同时，为此他当然也感激尉迟恭。设想尉迟恭真的按他的话去陷唐俭而致其死，又安知唐太宗“明正”起来，不治罪尉迟恭呢？这就是“和而不流”该坚持自己的一定要坚持。与朋友相处也是一样，如果是真心待人，就应该对他加以爱护，不但帮助他渡过种种的难关，而且也要帮助他克服种种弱点，天长日久，朋友们自然了解你的为人和品格。
古罗马最杰出的演说家、教育家、古典共和思想最优秀的代表西塞罗曾经说过：“人类从无所不能的上帝那里得到的最美好、是珍贵的礼物就是友谊。但是友谊之花需要人们精心呵护和培养。这其中坦荡正直的心理很重要。”
真正的君子遵循中庸之道，即使一生默默无闻不被人知道也不后悔，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精神力量的“强”体现为和而不流，柔中有刚；体现为中庸之道；体现为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动摇，宁死不改变志向和操守。品德高尚的人和顺而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强！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强！
洪应明说：“用人不宜刻，刻则思效者去；交友不宜滥，滥则贡谀者来。”生活中的确如此，用人要宽厚而不可太刻薄，如果太刻薄，即使想为你效力的人，也会由于受不了你的刻薄而离去；交友太轻率随便，那些善于逢迎献媚的人就会设法接近你，来到你的身边。
人们明白社会关系的重要，所以很多人希望攀到靠山结交到有用的朋友，可是一旦怀才不遇，便郁郁不得志。人怀才不遇是很普遍的现象，一是由于自己的才华没有被人发现，所以也就不可能被使用；二是虽然胸怀大志，满腹文韬武略，但是生不逢时，像姜太公那样，不愿意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助纣为虐上，而要与明主相顾。这种人的处世策略是：退居一隅，审时度势，伺机而动。用现在的话说，不急于让人接受、认可，不随便地把自己推销出去，不为了眼前的功名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
真正有大志的人，即使平生不得志，也会廉洁自守，刚正不阿。不会依附权贵，更不会与奸人同流合污。不怕失败，也不畏惧别人的嘲讽。看似是退，实际上是矢志不渝地向着既定奋斗目标前进。他就能平静对待一切不公正的待遇，忍受别人无法忍受的精神折磨和肉体创伤……
王猛慧眼识君，他不是见一个君主便要委身于他，而是经过耐心地分析，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上司，这也是怀才不遇的人的一个重要性格特征。
王猛年轻时，曾经到过后赵的都城——邺城，这里的达官贵人没有一个瞧得起他，唯独有一个叫徐统的，见了他以后非常惊奇，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于是，徐统便诏请他为功曹，可王猛不仅不答应徐统的召集，反而逃到西岳华山隐居起来。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应该干功曹之类的事，而是帮助一国的君王干大事的，所以他暂时隐居山中，看看社会风云的变化，等候时机的到来。
公元351年，氐族的苻健在长安建立前秦王朝，力量日渐强大。354年，东晋的大将军桓温带兵北伐，击败了苻健的军队，把部队驻扎在灞上。王猛身穿麻短衣，径直到桓温的大堂求见。桓温请他谈谈对当时社会局势的看法。王猛在大庭广众之中，一边把手伸到衣襟里面去捉虱子，一边纵谈天下大事，滔滔不绝，旁若无人。
桓温见此情景，心中暗暗称奇，认为面前这位穷书生非同凡响，授予他高级官职“都护”。王猛拒绝了，继续隐居华山。他本来是想出山显露才华，干一番事业的，但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考察桓温和分析东晋的形势之后，认为桓温不忠于朝廷，怀有篡权野心，未必能够成功，自己投奔到桓温的手下，很难有所作为。这是第二次拒绝人的邀请和提拔。
前秦的苻健去世后，继位的是苻生。他昏庸残暴，杀人如麻。苻健的侄儿苻坚想除掉这个暴君，于是广招贤才，以壮大自己的实力。他听说王猛不错，就派人去请王猛出山。
苻坚与王猛一见面就像知心的老朋友一样，他们谈论天下大事，双方意见不谋而合。王猛觉得眼前的苻坚才是值得自己一生效力的对象。于是，他十分乐意地留在苻坚的身边，积极为他出谋划策。他终于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家。
古人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王猛不像一般人那样求遇心切，他不急于求取功名富贵，认定了真正的人选，才投身仕途。这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也告诉我们，在处世中，应该尽力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合适的领导，这样才是你事业顺利发展的前提。
在时机不对、机遇不佳的时候，要沉住气，甘守寂寞，认真寻找一个适合于自己发展的环境，切不可操之过急。发现上司真的不赏识自己，感到自己的前程将被耽误，可以选择离开，但最好是你一提出来他就同意。不要盲目地追随人，要认真观察，否则你或许因为选择错了上司，他的不顺利连带着自己不顺利，影响仕途的进取。
（七）中立不倚——学会在特殊的环境中把握自己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躋。
——《诗经》
“中立而不倚”的中庸之道，是儒学中最为高深的道行。中立不是做老好人，也决不是一种保持中立的骑墙派主张，而是儒家所标举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君子节操。“中立不倚”就是说“中”的道德信念和准则一旦确立，就永不偏离，无论治世乱世、有道无道，君子都要坚守信念，保持节操，“至死不变”。
“人生减省一分便超脱了一分，如交游减便免纷扰，言语减便寡愆尤，思虑减则精神不耗，聪明减则混沌可完，彼不求日减而求日增者，真桎梏此生哉！”《菜根谭》如是说。的确如此，人生在世能减少一些麻烦，就多一分超脱世俗的乐趣。如交际应酬减少，就能免除很多不必要的纠纷困扰，闲言乱语减少就能避免很多错误和懊悔，思考忧虑减少就能避免精神的消耗，聪明睿智减少就可保持纯真本性。假如不设法慢慢减少以上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反而千方百计去增加这方面的活动，那就等于是用枷锁把自己的手脚锁住。
传说，缯国旧地疆界的执掌官，看见了楚相孙叔敖，说：“我听说，做官久了的人，士人嫉妒他，俸禄多了的人，百姓怨恨他，官位高的人，君主憎恨他。如今你孙相国居官久，俸禄厚，职位尊三者都具备，却没有得罪楚国的士人和民众，这是什么原因呢？”孙叔敖说：“我三次做楚国的相国，思想上更加谦卑，每当俸禄增加，施舍就更加广泛，地位越高，礼貌就越恭敬。因此，才不得罪楚国士人和民众。”
所以古人说：“君子处患难而不忧，当宴游而惕虑；遇权豪而不惧，对茕独而惊心。”现在同样有这样的人，生活中保持心理平衡，虽然在恶劣的环境中也不忧愁，到了社交场合，尤其在灯红酒绿中能知道自我警惕，以免无意中误入迷途，遇到有权有势蛮不讲理的人不畏惧，而遇到孤苦无依的人却具有同情救助之心。
孟子说：“无同情之心者，不可称之为人；无羞耻之心者，不可称之为人；无恭敬之心者，不可称之为人；无是非之心者，不可称之为人。”人有报复心，人能对那些不能善待自己的人施以报复，这大约是显示人类的严厉和人事的严酷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人间的许多杀伐征战，人类的许多冤怨相报的争斗，都由此而来。比如邹国与鲁国发生冲突，邹国死了33个官吏，老百姓没有一个去营救的，邹国国君对孟子发牢骚，说这些老百姓实在可恨。孟子“中立不倚”，他说：“时逢灾荒，在你的国中，百姓们年老体弱者抛尸荒野，年轻力壮者四处逃荒，而你的谷仓里堆满了粮食，库房里存满了珠宝，你的官吏却不向你报告，让你开仓济民，这等于是残害百姓。曾参曾经说过：‘警惕啊，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将怎样回报你。’现在，你的百姓终于得到报复的机会了！你有什么可责备他们的呢？”
俗话说：“拿得起，放得下。”这是对人生顺逆安危的中立不倚态度。所谓“拿得起”指的是人在踌躇满志时的心态，而“放得下”则是指人在遭受挫折或者遇到困难或者办事不顺畅以及无奈之时应采取的态度。一个人来到世间，总会遇到顺逆之境、迁谪之遇、进退之间的各种情形与变故的。歌德说得好：“一个人不能永远做一个英雄或胜者，但一个人能够永远做一个人。”这里，“做一个英雄或胜者”，指的便是“拿的起”时的状态；而“做一个人”，便是“放得下”时的状态了。说到底，如何对待这‘做得下”，才是真正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英雄气概或者胜者风范的重要标尺。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了这样一种心境，就能对大悲大喜、厚名重利看得很小很轻很淡，自然也就容易“放得下”了。“模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王安石的这两句诗，将“戏事”与“真情”区分得十分分明。按照我们的理解，所谓“戏事”，就是指那些能拿得起、也该放得下的事；一个人能做到如此随和且随缘地看待人生旅途中的一切利害得失与祸福变故，岂有不会“道我赢”之理？
纵观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大都呈波浪起伏、凹凸不平之状，难怪乎古人要说“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了。但是，当一个人集荣耀富贵于一身时，他是否想到会有高处不胜寒的危机、有长江后浪逐前浪的窘迫呢？好吧，那就不要过分贪恋巅峰时的荣耀和风光，趁着巅峰将过未过之时，从容地撤离高地，或许下得山来还有另一番风光呢！
有一个叫秦裕的奥运会柔道金牌得主，在连续获得203场胜利之后却突然宣布退役，而那时他才28岁，因此引起很多人的猜测，以为他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然，泰裕是明智的，因为他感觉到自己运动的巅峰状态已是明日黄花而以往那种求胜的意志也迅速落潮，这才主动宣布撤退，去当了教练。应该说，泰裕的选择虽然若有所失，甚至有些无奈，然而，从长远来看，却也是一种如释重负、坦然平和的选择，比起那种硬充好汉者来说，他是英雄，因为他毕竟是消失于人生最高处的亮点上，给世人留下的毕竟是一个微笑。
有“体操王子”美誉的李宁，退出体坛后选择了办实业的道路，不也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功吗？如同一切时髦的东西都会过时一样，一切的荣耀或巅峰状态也都会被抛到身后或烟消云散的。因此，做一个明智的人，既然“拿得起”那颇有分量的光环，也同样应当“放得下”它，从而使自己在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时候，“中立不倚”地作出回应，或不走极端地作出另一种有意义的选择。这样，我们又有什么惆怅或遗憾的呢？
（八）遵道而行——事情于己不利时的应对措施
能勇退于富贵急流，去得道不远矣！
——张耒《书钱宣靖遗事后》
中庸之道里蕴涵了那么丰富、那么强大的精神力量。假如世界人人都能随顺天道，尽自己的本份做力所能及的事，随遇而安，不作非份之想，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便能成为一个清宁、安和的美好世界！
一个人的事业、功绩，发展到了相当的时期，尤其要知道怎样去妥善对待、处理。即使不激流勇退，也得避祸有方。
刘克庄《后村诗话》中写道：“杭相李文靖乞去，《题六和塔》诗云：‘经从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今日始知高处险，不如归去卧林丘。’”一个人能体会到“高处的危险”，自然能居安思危，溢满思退，就能知足知止，淡泊藏用。知足知止，就能不骄不矜，无得无失。
历代之中，有多少英雄豪杰，功败垂成。稍有成功，事业稍大时，便自满得意，骄矜无忌，贪得无厌，树敌无数，惰怠荒废，随心所欲，不知谨守不失的道理。要想谨守不失，全在于知足知止。知足知止，就知道创业的艰难，就能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庄子借北海之神的口气说：“懂得道的人，一定能通达事理；通达事理的人，一定明了而随机应变；明了而随机应变的人，不会受到外物的伤害。道德崇高的人，火不能烧他，水不能淹他，寒暑不能损伤他，禽兽不能伤害他。这不是说人有意去触犯有害之物。因此说，不要用人事毁灭天然，不要用世事毁灭天命，不要因考虑得失而为功名做出牺牲。牢记这些道理，就达到了反归真性的境界。”
《菜根谭》说：“恩里由来生害，故快意时须早回首；败后或反成功，故拂心处莫便放手。”